记得在鞍山参观了炼钢厂、轧钢厂，在抚顺参观了露天煤矿，在沈阳参观了飞机制造厂，见到我国自己生产的米格-21（后来更名为歼-7），这种飞机是一种三角翼超音速战斗机，最高升限达到1.9万米，航程1200公里以上，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属于先进水平。在上海参观了江南造船厂的船台和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还顺便参观了一些比较小的工厂，记得好像有一个生产漆包线的街道小厂，虽然设备简陋但产品却填补了当时我国的空白，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的精神。
留学生集训班
歼-7（资料）
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我们的列车跨越长江要靠轮渡，前后折腾了两三个小时。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到外地，第一次坐了那么长时间的火车。
也就是在那次，我感受到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优越。据说“打前站”的人在上海衡山饭店订的伙食标准开始也是每天1元，后来发现饭菜质量“太好”，怕我们吃出“修正主义”，又改成每天0.80元；而在东北则每天1元的质量太差，后改成1.20元。但我们都认为，在上海吃的比在北京和东北都好。当时北京是六类工资，上海是七类，工资高而物价低，怪不得好多人都愿意往上海跑。
我从上海给母亲买了两条很漂亮的绣花手绢，回来时路过镇江买了两瓶地道的香醋。
制装是由北京两家最有名的服装店承担的，男装都是“雷蒙”，女装都是“红叶”。说实话，这两家的西服做得确实好，丝毫不比外国的西服逊色。男同学两套西服，冬、夏各一套，另加一条裤子，还有一件呢子大衣。冬装都是纯毛面料，夏装是毛涤面料。
另外还带我们到位于王府井南口的百货大楼的“内部商店”购买其他生活用品，每人的额度是400元，超出的部分要自掏腰包。但这400元并不是随便用的，在“采购清单”上列有帆布箱2个、衬衫2件、皮鞋2双、棉毛衫（裤）2套、毛衣1件、领带2条等等十几项。多数男同学买的皮鞋都是一双皮底、一双橡胶底的，样式多是“三接头”系带的。橡胶底的好像是17元，皮底的21元。只有政治辅导员陈政千买了3双橡胶底的，总价居然和我们的两双差不多。大家都说：老陈不愧是人民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买东西都比我们有经济头脑。
出国途中
1964年10月发生了两件令国人兴奋的大事，一是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二是赫鲁晓夫下了台。
到了10月中旬，已经有不少学生出发走了，我们留法的还不见动静，驻地也迁到了西郊的建工招待所，每天的学习也没什么正经安排，读读报纸就算一天，大家有些不安起来。
到了月底，出发的通知终于下来了，法国驻中国大使馆还为我们专门开了一次招待会。因为接受新中国公派留学生，这对法国政府同样也是第一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人模狗样”地参加外国使馆的高规格鸡尾酒会。
大概是10月30日，我们分两批登上了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我乘坐的是途经蒙古国的，从二连浩特出境；另一部分同学则走东北，从满洲里出境。不少家长都来送行，我的父母也来了，法国驻华大使也来到北京火车站，还和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几位家长谈了话，据说报纸、电台都做了报道。
国际列车都是软卧，每个包间4个床位，十分干净，餐车的饭菜也很可口。由于中苏之间有协定，因此国际列车的票价非常便宜，从北京到莫斯科的软卧票仅90元人民币。
一天后，列车抵达二连浩特，在这里办理出境手续，火车也要换车轮，因为我国铁路是1.435米的窄轨，而蒙古和苏联是1.53米的宽轨。据说新中国成立后，苏联“老大哥”曾动员我国也将铁路都换成与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样的宽轨，但毛主席就是不同意。估计当时他就预料到，一旦苏联和我们闹翻，绝不能让他们的军队乘着火车长驱直入，直接开到北京。后来的历史证明，他老人家确实有先见之明。
换轮子时人不用下车，两边的起重机把车厢慢慢抬起，原有的车轮推开，新的车轮推过来，车厢再放下。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列车才缓缓地开动了。当我看到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界碑逐渐远去时，一种真正离家的感觉才猛然涌上心头，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从北京到莫斯科，火车要走6天，很快列车员就和我们混熟了。他们的护照上几乎盖满了蒙古国和苏联的签证章。他们说，跑一趟是两周，然后休息两周，也就是一个月跑一趟莫斯科。
蒙古国境内的铁路质量非常差，尽管车速不快，但左右摇晃得厉害，要“咣当”一天一夜。但真正令人不舒服的还不仅于此。中途上来一些蒙古人，有穿西装的，也有穿蒙古袍的。但不论穿戴，一律散发出浓烈的羊膻气。餐车也换成蒙古的，隔着一个车厢就能闻到浓烈的羊肉味。我们只能吃从北京带来的面包、罐头（当时还没有方便面）。列车员说，蒙古的餐车，中国人不去，苏联人也不去，只有少数蒙古人去吃。
进入苏联境内，又上来不少苏联人。苏联的餐车供应俄式西餐，尽管味道远不及北京的莫斯科餐厅，但基本上还可以接受。不料一天以后，餐桌上的白面包就不见了，换成黑黑的面包片。问到服务员，说白面包没有了，只有黑的。但带队的两位留苏研究生却胸有成竹，他们走到餐车主任的柜台前，不知说了几句什么，然后从背包里抻出两瓶二锅头，蹾在柜台上。那位经验老道的餐车主任正在算账，连头也不抬，却异常迅速地一手抓过酒瓶，另一只手推开身后橱柜下层柜门，不到两秒钟，酒瓶就进了橱柜。
于是，我们第二顿的餐桌上又出现了白面包。这要算第一件趣事。
第二件趣事是吃鸡。俄式西餐的炖鸡是装在一个瓷盆里，每个盆里一大块。不过这些俄罗斯鸡块却坚硬无比，韧劲十足，弄得我们这些只在北京用馒头练习过刀叉的学生一个个抓耳挠腮，干着急就是吃不到嘴里去。绝大多数人那顿饭都只喝了几口汤，把鸡肉全剩下了。回到卧铺车厢后便交流经验，有一位同学说，他发现苏联人吃鸡都是下手抓，为什么偏偏不让我们用手？由于这样做有悖于我们所受到的用餐礼仪，因此便向留苏的老大哥请教。他们一听就笑了，说外国人吃这种炖鸡也统统用手撕。于是我们如释重负，第二天纷纷把盆中的鸡块啃了个精光。
第三件趣事是给小费。自从成立新中国，直到改革开放就没有小费这么一说，所以我们对给餐车服务员小费十分好奇。第一次到餐车吃饭，留苏研究生就将10卢布递给一名女服务员，该女士立即满脸堆笑，然后小心地问这是给她一个人的还是两个服务员平分的。当听到是给她一个人时，脸上的笑容显得更加灿烂起来。所以一路上对我们的服务都十分周到。
第四件趣事是离莫斯科大概还有一半距离的时候。我们已在列车上过了几天，活动量很小。而11月初的西伯利亚已经天寒地冻，大部分地区已经下起了鹅毛大雪。我们随身带的衣物都很单薄，只能在停车时到站台上蹦跳一两分钟，因此普遍食欲不振。带队的留苏研究生又去找餐车主任，商量调剂一下伙食。主任满口答应，问我们想吃什么，我们说就吃蛋炒饭吧。结果下一顿端上来的炒饭却让人难以下咽。因为他们的厨师是先把米饭炒热，然后直接把鸡蛋倒在米饭上。我们的留苏老大哥十分气愤，餐车主任也连连道歉，说他们的厨师确实没有做过。于是两位领队只好亲自下厨，教俄罗斯厨师怎么做中国式的蛋炒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