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台站被称作特等站的原因就是解结列车比较多，京山线、京广线、京沪线，四面八方来的车都要到这里解体，组成新的编组、新的列车，任务量很大。
我们刚开始上课的老师就是两名列车解结的调车员，一个叫马英，人称“马万钩”，就是说他调车解结从来没有出过事故；另外一个叫任常瑞，他是“马万钩”的徒弟，他曾去苏联学习过先进经验。我们当时学的就是抄车号，要对阿拉伯数字和字母非常熟悉，十几个号码，很快就用脑子记住，马上记录下来，列车过完了，所有的编组也都出来了。我们把记录下来的车号交到负责计划车号的人那里，他们根据这些车号做出计划，如何进行列车解结，然后再把这个计划交给调度员。过去比较落后，都是靠人来做这些工作，现在都由电子计算机自动操作了。
工作情况
我最初的工作就是抄车号。作业本部实行“三班倒”的工作方式，我记得当时是上十个白班，十个夜班，正好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刚做这份工作的时候，虽然有师傅带，但在那段时间，自己也遇到了几个小困难。
刚开始的时候，业务不太熟悉。好在这个工作也比较简单，就是要求记录速度快，看脑袋灵不灵、眼睛好不好使、能不能记住。视力好的话，坐在小楼里的窗台边上就可以看到车号。车刚进站时速度快，然后速度逐渐变慢，因此记前几节车的车号要求很快的速度，后面的车号就好记了。上了几个班以后，基本上就掌握了其中的规律。
再一个困难是上夜班不适应。之前上学都是晚上休息，没有上夜班的习惯，所以在饮食、睡眠方面都要适应，白天不想睡觉，也要强迫自己睡觉，因为要盯夜班，许多生活规律都打乱了。
第三个困难就是一定要熟悉线路。因为抄完车号，个别的还要核对，如果没记下来，就要跑下去，到线路车道里去找这个车，记录下它的车号。线路一共二十几股道，一定要熟悉，哪条道是编京山线的，哪条道是编京汉线的，线路的使用情况熟悉，就能够迅速地找到那辆车。别人根据你的车号来编组列车，所以提供的车号必须是准确无误的。而且线路上的车辆往来不停，要特别注意安全，尤其在夜间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警觉，迷迷糊糊地很容易出事故。
做抄车号的工作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车站人事室。我们一起到铁路报到的六个人里只有我是团员，所以受到了重视。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开始做一些人事方面的工作，后来我就叫做“助理干事”。之前的车号员属于工人性质的，而这个人事工作是属于干部范畴的，真的没想到领导能这么器重我，给我分配了这么重要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自己在铁路系统的工作生涯真的从一开始就是一帆风顺的。
我的记忆力比较好，这也许是选我管人事工作的一个原因吧。人事工作主要是做一些统计工作，当时丰台车站的人再加上客运、货场的人，一共有五百多口子。我在人事部门上了两月班的时候，就能把这五百多人全部背下来，人名都能记住，谁是哪个车间的，什么职务，主任、货运员、客运员、调度、配车，五百多人都能记下来。
当时是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做人事工作的时候，我就转正了，成了助理干事，又做了大概一两个月的人事工作，“三反五反”运动就开始了。
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展开，我也从丰台车站调到了丰台地区党委组建的“三反”办公室，统筹十几个单位的人事调度情况。要求我们对单位人员情况非常了解。当时从不同的单位调去了五六个人，有机务段的，也有车辆段的等不同单位，我是从车站调去的，主要负责车站附带几个小单位的人事统计。我们每天要统计报表，报告进度，归口报到分局，在“三反”办工作，总结“挤牙膏”、“熬鹰”等经验。
1952年末，我被调出了丰台车站，调到公安分处工作。上岗前要先学习，我参加了天津大王庄铁路公安学校第6期培训班。班里我的年纪最小，但由我担任班长。在那里我学习了铁路公安的基本知识。在学习期间，我成为了预备党员。当时印象很深刻，我跟一个叫吴振福的一起宣誓，宣誓仪式在丰台车站的礼堂里举行，这是我政治生命的第一步，是很重要的。
1952年11月20日，天津铁路管理局公安干校全班合影，二排右一为王立业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当时宣读这个入党宣言时非常激动。
在天津学习了半年的时间，6月，我就回到了铁路部门。9月，我就成为了正式党员，预备期一般都是一年，有些考察时间长的要两年以上，我属于破格入党，半年预备期就转正成为正式党员。这是因为我出身好，表现积极，无论是响应组织号召，还是政治理论学习都比较积极。
刚从天津学习回来我到车站保卫组上了几天班，很快就掌握了车站所有人员的政治情况，哪些是共产党、哪些是国民党，我就负责整理档案。有一天我正整理名册的时候，有一个叫闻德林的人进来看到了，他有点儿历史问题，解放前曾参加过“三青团”。当时他表情很不自然，回去之后就把手指割破了写血书，就是觉得我知道了他的身份，他要向组织和领导表明他是被迫参加三青团的，表明自己是清白的，没有做过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当时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明白了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和组织对一个人的信任有多么重要。
丰台公安分处二科
1953年，我被分配到了丰台公安分处二科，正式成为了一名干事。这样，工资一下子就涨了许多，我们那时是实行工分制，从车站助理干事的173分到了二科干事的250分，涨了足有七十多分，车站里一片哗然。当时有的人觉得不服气，当然更多的是羡慕我，所以我也觉得很得意。
1953年，丰台公安分处二科的同事们，左起：王立业、张新广、刘伯巨、王洪生
1955年，公安部十局合影，后排左五为王立业
丰台公安分处二科主要管本区的“政侦”案件，把我调过去也是因为我对地区管理比较熟悉。一科主要管线路，二科则是地区科，一科和二科在工作内容上有一些重叠，主要区别在工作的范围不同。但是三科的性质就不同了，三科主要管治安，四科是警卫科。我在二科主要参与了两个比较大的“政侦”案件，参与了建档，展开秘密侦查一直到结案的所有过程。
其中有一起属于涉外案件，丰台车辆段的一名会计，被市局的领导发现他跟英国使馆的一位二秘有联系，他们有时会秘密接头。我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他经常到使馆去，我们就在使馆附近建立了一个监视点，能够监视到使馆人员出入状况，最后就搞清楚了，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后来这个侦查对象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了，这个案子就算结了。 除了参与这起案件的侦查，我还参与了“丰台试点”，当时我们管苏联叫“老大哥”，各方面求助于人家。所谓试点，就是苏联专家和铁道部公安局组织了丰台地区的试点，把苏联的那一套搬到我们国家来，通过试点摸索，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总结出铁路公安的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