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
1921年9月27日，我出生于孔孟之乡的山东省菏泽市高庄乡圈头村，当时家里给我起的名字叫张文杲。
我家的条件原本不错，算得上小康，但我祖父在1926年的时候被土匪绑架，家里为了赎他出来，被土匪了勒索了160元大洋，家庭也就因此陷于困境。
我的祖父张风清，粗通文理，因为曾在本村私塾坐馆而很受乡里拥戴。
我的父亲叫张广顺，字志和，毕业于山东省曲阜市第二师范。他毕业后在乡里的高等小学任教，十分受乡人尊敬。
父亲素怀凌云之志，不愿久执教鞭生活，在我童年的那段时间里，他投笔从戎考入冯玉详的军官训练班，可惜虽经多方努力，仍然难以实现宏图大志。为此他一度意志消沉，甚至想要抛弃红尘，遁入空门，投少林寺为僧。
少林寺主持知道父亲家中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孩儿，便没有收留他，在万般无奈下，他才又回到了家乡。
我小时候，村里的小学非常不正规，上课时间不固定，而且只有一名教学水平很低的老师任教。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师教授乘法的运算方法。乘法的算法都是从末位数开始计算，可是那位老师却是从首位数开始计算。四则运算我已经在家中学过，于是我就指出了他的错误。老师很尴尬，第二天他自动卷铺盖走人了。
村里的小学不正规，很大程度上耽误了我的学业，可谓是一件不幸的事。直到我12岁时，父亲才把我带到他的学校——赵楼完小，直接插入五年级学习。我这才算是受到正规的小学教育。
那时的山东教育虽然比其他的省份要发达一些，但并没有普及，我12岁上小学五年级，对比现在，算是很晚的了，可是我甚至还有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同学。我虽然之前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小学教育，而且比班上的一些同学还要年幼些，但我的学习成绩不差，每学期期末考试都是第一名，而我也就因此受到老师们的喜爱。
在上小学的阶段，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是拉倒菩萨。我们小学用庙里面的空房作为教室和办公室。当时正在推行新文化运动，虽然还不知“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指的是民主的英文“Democracy”，“赛先生”指的是科学的英文“Science”），但新文化运动的四个提倡（一是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二是提倡科学，反对愚昧盲从；三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四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却已经传到乡间。
庙里有很多佛像，看起来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在四个提倡的影响之下，我们几个胆大的同学在一位美术老师的带领之下，将几座佛像抬到寺院外的大水坑边，一直推到水里边。 我们觉得自己干了件有革命意义的事情，可是赵楼村的村民们很愤怒，并放言要打我们几个人，吓得我们很久没敢出门。
菏泽市是全国著名的牡丹之乡，而以赵楼村的牡丹最具盛名。村子周围方圆十几里的范围之内都生长着美艳绝伦的牡丹。晚饭之后，漫步郊外，放眼望去，满眼五彩缤纷，香气扑鼻，仿佛置身于绚烂海洋之中，让人流连忘返。
每逢牡丹花季，四方游客络绎不绝，连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也到这里来观赏。解放后，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更是在赵楼村树碑曰：“曹州牡丹佳天下（菏泽古称曹州）。
“曹州牡丹佳天下”这不是凭空口吹嘘或是从旅游经济的角度进行的宣传手段，而是有真材实料做依据。赵楼牡丹的花色品种之多，播种面积之广都超过其他地方。
我在河南住了几十年，每逢四月中旬花季，河南洛阳都在报纸上宣传“洛阳牡丹佳天下”我看了都不以为然，心中很不服气，也为菏泽牡丹鸣不平。
洛阳牡丹在宋朝时是要优于曹州，但是自明朝起，牡丹的种植重心就已经转移到了曹州。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至今，曹州牡丹的种植规模可以说是连阡接陌，艳若蒸霞，不但色艳、型美、香浓，而且名贵品种也多。像绿牡丹、黑牡丹，尤其是黑牡丹在盛开的时候像黑色绸缎一样光彩照人，令人惊叹，舒同省委书记的题词，算是为菏泽牡丹正了名。
少年
1936年之前，菏泽新创办了一个四年制乡村建设师范，学生每人每月补助5元。虽然只有5元钱，但在当时的社会，这笔钱对贫困的学生有很大的诱惑力，我父亲为了减轻经济负担，要我报考该校。
这所学校只招收36名学生，备取2名，但报名的却达到一千一百多人。考试成绩公布的时候，我和父亲一起去看榜，当看到我以第19名的成绩被录取之时，我和父亲都非常高兴，为此我们还去饭馆里吃了一顿饭，作为对我的慰劳和奖励。
师范上了一个学期，同村的学长杨培要（时为中共地下党员，后曾任菏泽县县委书记等职）对我说：“你年纪轻轻上师范，毕业后就当教师，有什么前途，不如上中学考大学比较好。”我说：“我家经济上供给一个中学生都很困难，何况上大学。”他说：“不要紧，我支援你。”
在他的鼓励下，我于1937年背着父亲和其他家人报考了位于菏泽的山东省立第6中学。省立第6中学建校于1913年，是由1903年建校的曹州管理中学堂和1905年建校的曹州公立普通学堂合并而成，刚开始叫省立第11中学，次年改称省立第6中学，是山东省早期创办的中学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师资力量。
暑假期间，我接到6中的录取通知书，父亲当时只给我提供去师范就读的零用钱，正常生活的费用并不给我，即便如此，我还是最终选择了去中学就读。
我满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到了省立6中，准备认真学习知识，将来有一番作为。天不遂人愿，我刚刚上了一个月课，1937年7月7日，刺痛四万万同胞神经的“七七事变”发生了，抗日战争由此全面爆发。
抗日战争初期，日寇的攻势可谓是势如破竹，不到两个月时间，宋哲元的抗日军队就退到了山东菏泽，在我的学校就驻扎了一个营，学校也就停课了。
在这个时期，菏泽专署在红庙成立了鲁西抗日游击纵队政治部，学校的许多热血青年和老师都勇跃参加，我和一些同学也去报了名。负责报名的人，恰巧是后期师范大学的教育长高占飞老师。他把我们几个年纪小的人编成少年队，每天也同样接受了训练，准备派我们到黄河以北去侦察敌情搜集情报。得知要去执行任务，我们都很振奋，兴高采烈，因为可以为国效力了。
在游击纵队，我首次听到“流亡三部曲”（《松花江上》、《流亡曲》、《复仇去》）、义勇军进行曲和话剧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这些爱国作品使我的爱国热情高度膨胀，内心中杀敌报国的念头难以抑制，恨不得马上冲到前线去和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
正在我摩拳擦掌准备投入战斗生活的时候，这个富有战斗气息、充满活力的组织突然被宣布取消，大家都不知道原因，而所有成员都被遣散回家。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非常沮丧，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回家不久，我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学校要迁往大后方。虽然失去了去前线杀敌报国的机会，但是能去非沦陷区继续读书，的确是一件值得我和全家人高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