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钛金，能把金属做成金的颜色，然后永不变色。我就用这个技术做了牌匾，上面写着毛主席的那几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下面的落款为：“老校友转送毛主席这几句话，共同勉励。”然后分别给初中、高中的母校各送了一块。
我也经常想起中学时的老师，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读高中时的班主任李荣波，他特别严格，管得非常细。我到苏联留学，1959年回国，有几天假期。虽然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但我想我一定要去看看我的老师。但最终却没有见到他，因为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已经被遣散回去。后来我再去学校，认识他的人说：“他已经不在了。”
舐犊之爱手足情深
无论顺境逆境，亲人们都与我一起分享苦乐。艰难的时候有他们给我支持，成功的时候有他们分享快乐。即便日子平平淡淡，亲人们也在我身旁，不近不远。
我父亲叫王常泰，是1884年生人，1947年去世，当时我只有14岁。父亲的身体非常好，在他最后卧床不起之前，都没怎么生过病。我对父亲的印象比较少，甚至不记得他的模样。父亲总领着我出去玩，模糊记得他的手很粗糙，茧子很厚，个子很高。很遗憾父亲也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只能从哥哥嘴里听到一些关于父亲的描述。
记得有次日本人要穿过村子，八路军13团借机在我们村打伏击，在篱笆里面挖坑支枪。我母亲给战士们做了饺子，叫我父亲送去。那墙比父亲矮，他拉着我，猫着腰，避免被人看到，因此在我的印象里，父亲的个子很高。
父亲一生结过两次婚，前一个母亲生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位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再婚，娶了东下院寺（现改称“东寺”）一户人家的姑娘，这便是我的亲生母亲。生母家姓张，所以叫王张氏，生我弟兄四个，还有一个妹妹。所以我有三个姐姐、四个哥哥、一个妹妹。
母亲1900年出生，一直活到80岁，于1980年去世。父亲1947年去世后，全家人都由母亲带领。为了养活全家人，母亲领着我们到地里挖野菜。母亲吃了很多苦，对每个孩子都倾注了很多母爱，非常不容易。
王殿儒母亲王张氏， 摄于20世纪70年代末
王殿儒大哥王殿佑， 摄于20世纪90年代初
母亲一生特别讲究，爱干净，坐着、走路都要讲姿势，衣服必须叠整齐，头发永远梳得整整齐齐。那时候没有熨斗，她就把衣服坐在下面，不压平不穿。她的针线活做得特别好，行针走线规规矩矩，两个针间的距离都一模一样。
母亲是非常纯朴善良的一个人。当我拿五十多块钱的工资时，母亲住在我这里，我们常买两毛钱的肉馅，给她一个人包饺子吃。她觉得能够有饭吃、能吃好一点就不错了。儿子闺女给她寄一点钱，她便存起来，过年的时候发给孩子们。包括过去，逢年过节谁送些点心或者糖疙瘩，她都锁在柜子里，谁叫她一声奶奶，她就说：“来，给你一块点心吃。”那个年代都很贫困，所以她的柜子专门锁着，锁着点心，也锁着她对孩子们的爱。
母亲晚年说吃馒头不好咽，希望能吃米饭。我因为家境困难和她顶嘴，说：“当年吃野菜都能咽！”直到现在自己年纪大了，干吃馒头也觉得不好下咽，才体会到母亲的难处，内心深感愧疚。
我同父异母的大哥叫王殿佑，一生都在村子里务农，是个非常老实厚道的农民。虽然大哥是我前母所生，但我们兄弟间的感情很好。他是我们家的大劳力，所有的地都靠他耕种。他曾经极力反对我上学，希望我能给他搭把手。但等我上学后，他还是很支持。
记得我上中学时，有一次别人告诉我传达室有人找。当时我特别想家，很奇怪怎么会有人找我。去一看，居然是大哥，他徒步25里路背了几斗粮食去卖，换成钱送给我。毕业后翻译完第一本书，我拿了800块钱的稿费，正好嫂子去世，我立即给了哥哥400块，让他给嫂子买棺材，虽然那时候我的工资才50块。后来他家的许多孩子跟着我搞钛金，一个个也都有了自己的事业。
王殿儒二哥王殿荣， 摄于20世纪60年代初
二哥叫王殿荣，到游击队后，大家都叫他“大进步”。他个子很高，有1.8米，因为小时候给地主挑水，所以背有些驼，有人叫他“王锣锅子”。他一开始参加游击队，后来成了八路军，最后到了林彪的第九纵队。解放战争后，他在梧州军分区当司令员。
上中学的时候，因为二哥是团级干部，我算是他的非直系亲属，所以只可以享受国家乙等助学金。到了高中后，二哥开始领薪金，家里没有多少钱，都是二哥掏钱支持我上学。
二哥对我寄予厚望，我能出国留学，他也觉得很光荣。我出国前，他专门请假来北京送我。跟领导请假并不简单，他要坐火车专程来北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二哥最后还是专程来送我了。
二哥做人的观点是“下级服从上级”，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哪怕他是一个秘书，但他是上级派来的，你得按上级来对待。”当我从国外回来，“修正主义”言论一大堆的时候，他感到非常伤心。他当时是一个团长，可以看到内参，知道我的事情后，他专门来北京找我谈话，教育我。我们更多的互动也就是这样，因为毕竟大家不在一起，他在部队，而我在北京。我是在二哥那里结的婚。
舐犊之爱手足情深
王殿儒三哥王殿明， 摄于20世纪70年代中旬
王殿儒四哥王殿 ， 摄于20世纪90年代中旬
三哥叫王殿明，他没有参军，后来做了下庄村的党支部书记，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他对下庄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挨家挨户劝人下地干活，他说：“不管说什么，如果我们不种地，我们就没得吃!”所以我们村饿死的比较少，这有他的功劳。他在村里曾经组织养鸡、养鸭、大炼钢铁，紧跟时代的潮流。
我和三哥的交往比较频繁。那时候我虽不经常回家，每次坐公共汽车回到遵化县城之后，离家还有25里路，三哥都套一个毛驴车来接我。我一到家，大家就谈论国家大事。“导弹怎么回事……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啊？”他很关心国家大事，一个农民关心这个也是少有。
三哥也很为我留学的事自豪。每次我回家，他都会把左邻右舍召集起来，把我从苏联带回来的烟酒散给他们享用。我当时没多少钱，烟酒的牌子都很低端，但不管怎么说是苏联货，三哥便引以为傲，高兴得不得了，还常常对大家说：“让我弟弟讲讲北京的大事。”
三哥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也十分喜欢我。我创办钛金公司的时候，三哥是第一个投资人，把家底全都拿出来了。唐山大地震我女儿不幸去世，为了安慰我，三哥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那个场面直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
1988年前后，我们刚刚创业成功，三哥却因为脑疾病撒手人寰，可能是脑瘤，要不就是脑淤血。当时哪个医院都不收，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卧病在床，直至去世。如果是在今天，做个开颅手术可能还会活下来。
四哥叫王殿陞，而我是老五，因为岁数相近，干什么事儿我俩经常一块儿。四哥参加八路军，后来当了解放军，退下来之后又当了河南一个地方的局长，退休之后到我的公司跟着我干。退休之后他手里有点钱，又从他“连襟”那里借了一些，再加上三哥的钱一共凑足八万元，凑成了长城钛金的第一笔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