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好景不长，合作方希望马上赚钱，而我们不仅马上赚不了，还得继续投钱。我是总工程师，总经理不给钱，我寸步难行，还被指责是一个没能力的人。
我代表力学所在美图公司占有20%的股份，调到电工所后，这20%的股份也同时转到电工所。后来中科院看上这个项目，把电工所20%的股份换成科学院的股份，还派陈庆振去。陈庆振后来做中关村科海公司的总裁，是中国高新技术界的一位名人，这样他代表科学院领导我。但最后我们还是无果而终，一起撤回了北京。
山穷水尽成立钛金公司
原来我靠国家给我工资，现在却跟国家没关系了，真有一种“无立锥之地”的感觉，不知道去哪里。穷途末路之际，我决定自己开公司，长城钛金就这样诞生了。
去深圳搞公司没搞起来，又回到电工所，干什么呢？这是1984年的夏秋时节，福建省建西刃具厂请我去做技术顾问。该厂想提高滚刀的寿命，经上海市市长的一个参事与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沟通，已经拿到40万美元的贷款。他们想去日本买机器，因为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就想请我作为技术顾问，以该厂总工程师的名义陪他们到国外去。由于从事的也是这个行业，这个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难得，因此我十分想去。
出国就需要办手续，我自从1962年回国以后，一直没有迈出国门。第一次迈出国门需要严格审查，可是单位人事部门置之不理，拖着不办。
无奈之下，我找到当时非常红火的公司——中华国际技术开发总公司。这个公司是《光明日报》总编辑刘爱芝创办的，他是副部级。我告诉他：“我在电工所里待不下去，推广技术也没法推广。现在需要出国，人家也不给办批件，无法办护照，不能办签证，怎么办呢？”他爽快地说：“过来，明天我就给你办手续！你就成立个钛金研究所，你当所长，给我搞起来！我就不信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都改革开放了，怎么这样！”
我又找到当时招我进电工所的杨所长，告诉了他具体情况，说我一天也不想在研究所待了。他听了很生气，跟管人事的说：“你今天就把王殿儒给我放走！既然你们不想管他，现在马上把他放走！”
于是，我一天就把人事手续拿走了，去了中华国际技术开发总公司。它是国家办的公司，但是自负盈亏。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辞去公职。
公司计划给我办钛金研究所，还给我发工资，打算慢慢给我经费。可是还没来得及办研究所，1985年农历正月初二，我就跟随福建省建西刃具厂出国去日本了。
1985年春天，从日本考察回来，我踌躇满志，想大力推广钛金技术。然而，不幸的事又发生了。出国回来后，中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办公司，否则都得解散。开发总公司因此解散了，虽然它不是国家企业，但毕竟有《光明日报》的背景，我还有工资拿。现在一解散，我被迫辞职，并且成了中关村第一个辞职的人，不拿工资，身无分文。原来我靠国家，国家给我工资，现在忽然感觉跟国家没有关系了，真有一种“无立锥之地”的感觉，不知道去哪里。
穷途末路之际，我决定自己开公司，北京长城钛金公司就这样诞生了。我从工作了20年的中国科学院辞职了。决定辞职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留着眼泪扪心自问：为了钛金事业我已经离开了热爱的国防科研岗位，现在又要走出中国最高科学殿堂，到一个连生活都没有保障的自负盈亏的公司，这到底值不值得？这条路到底对不对？我是农村的苦孩子，两个兄长都做过地主家的长工，是党和人民送我去读书，还让我到前苏联留学。1957年，我在莫斯科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我当时心情激奋，和同学们都发下誓言，要为祖国工作奋斗50年。可是我今天却辞去公职，这条路要是走错了，我怎么对得起党和国家？怎么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又怎么面对自己应该永远遵循的庄严誓言？我心里很明白，我要为我的选择付出代价，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为了成功，我必须付出全部生命和全部的知识与力量，哪怕有一点闪失，必将遗憾终生。那天晚上的情景至今还深深地记在脑海中，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怕——也不知当年哪里来的那股勇气。
虽然我也为离开国防科研工作的良好条件和环境，摘掉最高科学殿堂的桂冠感到有些茫然，但是在经过困难曲折的创业之后，钛金事业终于创造出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也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授予“海淀区有杰出贡献的拔尖科技人才”称号，还被北京市人事局两度推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想到这些，我对自己当年的决定就不觉得后悔了，真是应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了。
创业初期披荆斩棘
创办公司需要资金、厂房等等，而我一穷二白，两手空空。万般无奈之下，我回家找到三哥，告诉他我的打算和面临的困境。三哥是最了解我的人，无论是我的性格还是做事方面，他都很放心。听我说完，他说：“赚钱，这是好事儿，哥给你出钱。”
三哥拿出家里多年的积蓄，还不够，他又找到四哥借。四哥把复员转业的钱都搭上还不够，又找了他的“连襟”，一共凑足了八万元钱。当时三哥周围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他也不懂科学技术，但义无反顾地支持我，给我信任，让我非常感激。而且正是因为兄弟们这八万的身家性命，给足了其他投资人信心。
当时大家问我有没有风险，要做不成怎么办，我实话实说：“我绝没有半句虚假，只要我人在，亏不得你们，可能时间上会有伸缩，有可能一年做不出成果，但是我绝对做得出来。只有一个风险，就是我死了。”他们问：“你到底有没有病？”我说：“现在没有。”作为普通老百姓，拿出攒了多少年的全部积蓄来，他们都悬着一颗心啊。
三哥是村党委书记，张罗着跟镇政府商量，在哪个村旁边帮我找厂房。镇政府有些顾虑，但最后还是答应了：“你们自己家里出钱，我们乡镇联合社也出点，你们家的钱放在乡联合社。因为私人不能办公司，所以你们家人不要出面，由乡联合社代表乙方，跟中华钛金研究所合作成立公司。”
紧接着我又找到密云科技交流中心做丙方，他们答应出资十万元，又找到江苏省张家港过滤设备厂的丁方，也答应出资十万元。
经过多次认真研究磋商，大家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由我作为甲方，以技术入股；其他三方做乙、丙、丁方以资金入股，共同成立北京长城钛金技术联合开发公司。但是在具体办理公司注册手续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自然人不可以作为联营方入股成立公司，必须采用某种变通的方法，冲破旧体制的束缚，否则什么事也做不成。
于是我不得不以中华钛金研究所的名义，和乡联社等三个单位成立了一个北京长城钛金技术联合开发公司。当时北京不准注册，我们就在遵化县工商局临时注册了一个钛金设备厂，实际到账了18万元，我们就干了起来。
有了一点经费了，我给公司起名“北京长城钛金技术联合开发公司”。因为是四家合股，所以用“联合”，我家在长城脚下，我喜欢长城，另外密云也有长城，以“长城”为名，既是我的喜好，也表示对密云技术开发中心的感谢。北京不允许联营注册，我们就在遵化县注册了一个钛金设备制造厂，由我哥当厂长，帮我管理账目。对外我们就用北京长城技术联合开发公司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