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两次机会来敲门的时候，我并没有把握住，但是我并不遗憾。因为我当时已经结婚生子了，而且有自己的单位和工作，我对舞蹈的喜欢也不是随便哪种职业就可以替代的。这只是我生命长河中偶尔泛起的两朵浪花。
1962年，我去前线慰问。那时候边疆前线还在打仗，解放军牺牲了很多人。我们今天去慰问了，明天他们就要出去打仗，然后可能就看到他们被担架抬回来了。我也为伤病员抬过担架，那时候我还穿着藏族演出服，慰问从前线回来的战士们。这对我的心灵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因为解放军战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牺牲了。我真正地意识到解放军是怎么保卫祖国和人民安全的！
1965年在去海拔4000米以上的黑河那曲地区部队慰问演出的时候，还发生了让我难以忘怀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连长，对我们很热情，说话也很幽默，他说：“我们部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们的，就给你们来‘九菜一汤’吧！”当时，我们以为是“韭菜一汤”，实际上是九个菜，一个汤。其实，解放军的生活也很艰苦，确实没有什么东西招待我们，他们就打野鸡、打麝鹿，弄些野味儿让我们吃。可是，过了没多久，我们就听说这个招待我们、给我们讲话的连长也在前线牺牲了。
“文化大革命”
1966年，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各地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远在西藏的我们也受到了影响。“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单位也分为两派，一个是“保皇派”，一个是“造反派”。我们都是属于“保皇派”，我们都觉得应该保护我们的领导，觉得他们不是反革命。“保皇派”包括话剧团、藏剧团的都住在我们歌舞团院里，我们当时住在一个喇嘛庙里，“造反派”住在另一个剧团。我们虽然分为两派，但只是随着形势在院子里和大街上贴过一些大字报，但是我们没有参加过武斗。其实大家就是一个派性问题在作怪，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
我们两派之间也有相互伤害的时候，比如说那时有个“揭老底战斗队”，就是相互揭发对方曾经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披露人家的隐私。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感情上受到了伤害，即使在后来“文革”结束后，相互间也再无法恢复成以前的样子。我和我爱人都没有参加这些相互伤害的斗争。当然派性还是有的，那时没有派性好像也不行，我们两人都是属于“保皇派”。
我们还代表“保皇派”去边防部队参加慰问演出，因为我们两派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都采取了一些措施表现自己比对方革命。当然，我们去边防部队演出也是觉得他们保卫边疆很辛苦，希望为他们做些事情。
“文革”后期，我们就不再专注于搞派系斗争了，因为我们必须要工作，我们要拿起文艺的武器为祖国做出一些贡献。总是争来斗去的会妨碍我们的工作，大家都有这个想法和认识，所以我们两派的人开始逐渐接触，并且合作起来。总的来说，西藏的“文化大革命”和北京的是不太一样的。
我的儿子当了红卫兵
“文革”开始后，在1967年的时候，我们把两个孩子都接到西藏来了。以前，我的孩子一开始留在我大姐家，但是我大姐夫因为在“反右”中被打成了“右派”，我又把孩子放在我四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因四姐家有三个儿子，再加上我们的两个孩子，实在是不好照顾。我们想反正孩子也大了，应该可以适应西藏的气候了，“文革”开始后就把他们一起接到了西藏。
1969年，葛敏（左）和欧阳莉莉及两个儿子在西藏留影
我的小儿子因为小时候发烧，得了小儿麻痹症，等到他该上学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所以就一直没去上学。我的大儿子是红卫兵的小政委，《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的。两派之间总是用《毛主席语录》对着干，有时也打仗。所谓“打仗”就是拿着一根藏式鞭子似的东西，藏语称“果日朶（duǒ）”就是投石器，本来是用来放牧的，裹起一块小石头，然后用它把小石头从这边的房顶甩到那边的房顶上，可以扔很远。有的时候，还会砸到玻璃窗。
“文革”中流行到全国去串联，我们还到北京串联过一次。我记得是和西藏歌舞团一起去的，有五个人，其中有藏族的也有汉族的，我们代表一个战斗队。我们几个所谓的“串联”多少是带着一些私人目的的，有好几个人在北京都有家，想借机回家看一下。串联的时候，坐车不用花钱买票。我们到北京后，就住在宣传部的大房子里面，因为我们在北京都有家，所以各自找机会就回家去了。
我们还看到所谓的“批斗会”，就是一群人围成一个大圈，把受审的人围在中间，外面还站了很多看热闹的人。我们也好奇地站在外面看，只听带头的问：“你是怎么回事？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实在是太荒唐了。因为处在边疆，所以“文革”中我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冲击，也没有遭受很大的损失，为此我感到庆幸。只是我爱人在林芝学习班曾经因参加国共合作抗日的“演剧四队”，接受了审查，认为是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的别动队，后来弄清楚了是周恩来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最后落实政策也平反了。而我当时正参加学习样板戏《白毛女》的排练演出工作。
重回中央民族歌舞团
还是由于组织调动，我告别了西藏，重新回到北京中央民族歌舞团。这十多年的时间，恍若白驹过隙，尽管经历的时候真真切切，可再回头，又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不知不觉间，我已步入中年，那个羞涩稚嫩的我，那个美丽明艳的我，都随着时光的流逝，飘落在生命的长河中了。我怀着成熟稳健的气质、现实而真切的想法和满身的责任回到了北京，翻开了新篇章！
从西藏调回北京
1973年我们从西藏调回了北京，我是跟着爱人一起回来的。当时有一个政策，从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我们是从民族歌舞团调过去的，所以就回来了。我们回来后没有住的地方，虽然家里有一间房子，但是太小，一家四口根本就住不下。所以，我们就联系到了亲友借给我们一间房子，房子在东城区的细管胡同。开始都是坐公交车，在东城、西郊之间来回上下班。
那时我已经先参加了练功，因为舞蹈演员如果不及时练功的话，一下子就会胖起来。我爱人也在创作研究室投入了工作，后来又到业务组负责演出工作，担任过舞台监督。
我只参加排练，其他事情跟我没关系。元旦和春节的时候就要演出了，时间非常地紧迫，我就一直待在中央民族歌舞团练功与排练。我住在东城，而歌舞团在西郊，所以我们每天都来回换车，那时的公交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从细管胡同到魏公村，加上换车的时间就得一个多小时。不久，团里临时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屋子，还在一间琴房兼办公室里给我们孩子安排了晚间住宿。
我们春节和元旦的演出是由中央民族歌舞团统一安排的，全团都要进行演出，规模宏大。演出的剧场都是临时安排的，我们在月坛附近的红塔礼堂和民族宫剧场等地都演出过。演出属于正式对外公演。春节、元旦期间参加演出最多的就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了，因为我们差不多属于56个民族的总汇。此外，还有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单位前来演出。我们每年都有演出任务，有时候是由中央指派，有时候是为了庆祝重要的纪念日，比如国庆。由于我们团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演出，所以直属国家民委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