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班长后，我管着班上的同学，自己却不好好学。我管着班里的纪律，拿个棍儿在教室里走，谁不好好学习就“咣”一下敲他的桌子。有的女学生都被吓哭了，然后跟我顶嘴吵架。但在捣蛋之外，我也常做些正事儿。教室后面有黑板，需写标语或记录好人好事时，老师就找我。有时，我也会主动在黑板上画一些插图及文字四周的边花。
我在小学时就爱唱民歌和戏曲，河南坠子、豫剧什么的我都能唱。早晨上学，我们往往去得很早，早到教室的同学中，有聊电影的，有吵嘴的，也有打架的。我不参与那些，而是自己弄个快板打着玩，或是练吹口哨。
当时，常有高中生或是大学生来村里演样板戏。那时候看样板戏的人很多，一演《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戏目，大家便蜂拥而去。有一回，我身上带着一支铅笔，因人多拥挤，铅笔头“啪”一下就插在眉头上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笔芯都在里边，不能洗脸，一洗就疼。笔芯在眉头里一直呆了几十年，最终，我找医生给弄了出来。
还有一次，在看戏的时候我被挤得想解小手，就往茅厕那边挤去，不想一下跳到茅坑里去了，弄得浑身脏污。从茅坑出来后，同学们见了便给我泼水，不停地泼，帮我冲洗干净。 除看样板戏外，村子里也常放电影。但其实也没多少电影可看，都是董存瑞之类的故事。如果放的是战争片，片子一完，同学们便说：“哎呀，中国又赢了！”电影多是在街上放的，一演电影，同学们都互相告知，还没到放映时间，大家就打着哈哈到场地了。大人们都在前面坐着看，我们却往往不拿凳子，只在后面站着。那里学生很多，我们也不好好看电影，见有女同学，便一拥一挤地闹——那就不是看电影了，而是打闹去了。那时候我们已长大了一些，若是看见男女同学在一块儿便起哄。
一看有两人挨着坐在一起，我们便说：“好家伙，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没有？”
“没有，没有，别瞎闹。”对方忙辩解道。
我们不依不饶地说：“指定有事！”
我们平时也常这么闹，若男同学在教室里，有女同学过来了，就叫她：“来来来，过来，去里边拿个东西。”等她进屋了，我们就开始喊：“啊啊啊，欢迎。”然后把他们推到一块儿，女同学吓得直哭，红着脸就走了。我有时候也瞎往里掺和，说：“××同学跟你挺好的，你们是不是有点意思？”——当时不说搞对象，就说“有意思”。
学习被打断
上学时，我学习成绩不是很好，想用功也用不上劲儿，一上课就困，打瞌睡。因为在家里边常常熬夜，早晨还得早起。
老师见我这个样子，便找我说：“闫俊海，你现在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肯定得后悔。”
我说：“打死我也不后悔。”那时，我真不想再学了。
“你绝对后悔。”老师又说。
“谁用那文化？我不后悔。”我一硬到底地说。
回到家中，母亲问我：“你还上学吗？”
“我不上了。”
“上吧，你是家中的老大，你要带好头。看弟弟学习多好。”
我说：“学习好我也不上，我宁愿在家里做些家务我也不上。”
“不上学拾粪，拾大粪。”母亲生气地说道。
“拾大粪就拾大粪。”说完，我就背着粪兜儿，拿着铁锨拾粪去了。
后来想想，原来我这学习提不上劲儿是因为得了肝炎。当时，先是班上有几个同学得了这病，我是被感染的。我爸见我脸色发黄，身体没劲儿，就拉着我去做了检查。得了这病后，我就不能继续上学了。因为肝炎，我有几个同学死了，比我小一级的死了一个，与我同一个年级的死了一个。我生病后很听话，母亲不让我动我就不动，让打针就打针。打针时我都是自己去的，一天打两次。在家养病时，母亲对我很好，她给我剥了鸡蛋，让我蘸着红糖吃。一年后，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什么事儿都没了。
生病期间，我开始跟大伯学画画，那一年，我给家里帮了不少忙。肝病好了，我就回学校上学去了。但之前的学校生活似乎是回不去了，有时候，大人就让我待在家里帮忙。除了帮大伯作画外，还要帮母亲蒸馒头，卖馒头。因此，我把学业都耽误了，后来便越来越跟不上了。
因学习同母亲闹别扭
虽说自己原先不愿意再学习，还说过宁可做家务也不再上学的话，但经过一些日子的劳动后，我发现上学也是件好事儿，比干活来得轻松。从此，我有劲头学习了，感觉要是努力往上赶还能赶上去。
回到学校后，老师将班里的学生分成了若干个学习小组，让我们这些小组成员周末一块儿做作业。老师安排我和另外几个同学与赵付希结小组，让我们到他家去学习，互相监督。 到了礼拜六，我对母亲说：“妈，今天上午我得学习去。”
“不行，给猪割草去。”
“不行，同学们都在那儿等着我呢，我必须得去。”
母亲听了说：“你今天上午必须干活，干完活下午去学习。”
听完，我心里挺难受的，午饭都不想吃了，背起书包就走。母亲一看屋里没人，急了，跟我四婶一块儿来村东头找我（赵付希家在东边）。我到赵付希家后，他母亲问我吃过饭没有，我撒谎说吃过了。正说着，我母亲就来了。
我见势不对，拔腿就跑。我在前面跑，母亲在后面追，四婶也跟着跑在后面。我一直顺着河湾跑了半里地，母亲在后面喊我：“你还跑，我跑过去就揍你！不听话，你真不听话，叫你怎么就不怎么。”我不敢停下来，怕停下来她揍我。后来，我看母亲快追上了，便不再顺着路走，而是往地里跑，心想：看你还追不追得上我。
我一直跑，跑了三里多路后，感觉累得不行了。这时，三叔骑着自行车过来，下了车站在路上对我说：“还跑吗？往哪儿跑？”虽这么说，但我想三叔知道我想的是什么，知道我是对的，母亲是错的。
“走！”三叔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回了家。家里有刚炒好的菜，大米饭，三叔说：“吃吧。怎么回事跟叔说一声。”我说：“叔，真不怨我，不是我的问题。”我刚把这情况说完，母亲回来了，她气得要拿棒子敲我。三叔立马拦着说：“怎么了？怎么回事？这是孩子的错么？就这么跟孩子较这个劲儿，跑了三里路？”
许多年后，我跟母亲说起这件事儿，我说：“妈，那个时候真是孩子把你气坏了，累着了没有？你气喘吁吁的，我在前面跑，你就一直追着。”
馒头引发的问题
我上小学时，家里长期蒸馒头卖。做馒头时，先要和上一块200斤重的面，然后往墙上的洞里杵上一根木杆，利用杠杆原理用杆子轧面，将大块儿的面和好以后，再切成小块儿，然后再用小杠子轧，面会越轧越白。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得帮着蒸馒头。那时的我年小体弱，轧面时握着杆子直打“呲溜”，虽是这样，但还是要干。我白天上学，晚上蒸馒头，有时还得跟大伯学画画，就这么把学习给耽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