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哥仨小时常常一块儿出去打酱油、醋。一听母亲吩咐“去打5分钱酱油、5分钱醋”，我们便一起出去打，打完以后我们哥仨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等回到家中，已经喝完了。但母亲从来不因这生气。
因为家里是做勤行的，所以我自小受了感染，十来岁时就开始带着两个弟弟卖糖。等父亲弄好糖球（即梨膏糖，有去火止咳的作用），我们就拿出去卖。
梨膏糖
小时候，我们哥仨常一起背着糖，端着盘子出村，到了集会开始吆喝着卖，一个卖一分钱。集会上若是卖不完，我们便转着村去卖。出去卖糖时，我们也常常带上三叔的孩子，他叫闫海山。我们哥儿四个一块儿出去，我跟老三在一块儿卖，老二跟海山在一块儿卖。在庙会上或是村子里，我们喊：“梨膏糖，梨膏糖！”这喊声会引来一群大人小孩。我们一天往往要走十几里路，卖完糖，挣了几毛或是几块钱，回来给父亲。春节时，我们外出拜年，大人见着小孩心里喜欢，常给我们糖吃。我们不舍得吃，装兜儿里边拿回家来，然后全部扔锅里边熬，熬成糖球拿出去卖。
就在这一口一口的酱油及一个一个的糖球间，我们渐渐长大了。二弟初中毕业后去了美术学院上学，其间，我还跟父亲一块儿去看过他。他在那上了两年学，论起来，他算是家里文化程度最高的。
从美术学校毕业之后，二弟回到家中，随后便有人为他提亲，紧接着，他便结了婚。婚后，家庭和睦。后来，二弟又盖了二层小楼，生活得甜甜美美。成家后的二弟，自己开了一个沙石料场，买了铲车，一年下来能挣不少钱。如今，他又当上姥爷了，女儿嫁人后很快生下了一女孩。他的小儿子还在邯郸某中学上学。
三弟如今过得也不错，自己开了公司，买了汽车，只是婚姻有些坎坷。结婚一年多后，三弟和他爱人发生了纠纷，之后就离婚了。后来，在邯郸“日月城”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服务员，恰好那个女孩儿也是离了婚的，他们俩就走到了一起，如今日子过得挺不错的。
1980年，闫俊海与二弟、三弟合影
出生记碎
我出生那年是1968年，生于老家四合院的上房东屋。当时医学不够发达，农村里生孩子都是由产婆接生的。母亲刚生下我便遇着了困难，没有奶水喂我。后来采用了村里其他人的偏方，母亲吃了许多猪尾巴、猪蹄子，后来又吃了许许多多奇怪的东西。为此，母亲可谓是受了大罪，为了我们，黄连她都能嚼着下肚。
在我满月的时候，亲友都来了，在喇叭声中，他们都带着米，背着面，来看看我和母亲，欢喜地迎接这初来人世的小生命。
我小时候患有一种奇怪的病，好几次都差点没了命。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病，我常常突然就昏迷不醒了，然后开始不断地抽风。老二、老三也都同我一样，都曾患过那样奇怪的病。为了治病，家里费了不少的钱。那时家中喂有猪，一头猪需喂一年，本来是年底过年用的，结果都为了给我们看病而卖了，以致过年时家中一分钱都没有。
游戏童年
童年是属于游戏的，因为它，那些时光才显得如此的难忘。儿时，许许多多的孩子住在同一个大杂院里，年龄相仿，趣味相投。而与院子外头邻居家的孩子们，我们也情同手足，不分你我。
在这些儿时的玩伴中，同我玩得最好的一个叫杜国庆，是国庆那天生的，而我是7月22日生的，所以他称我为哥。此外，我的好伙伴还有闫贵春（小名叫海军）和闫玉海，海军管玉海叫叔叔，因为玉海辈儿大，是他本家的叔叔。我们四个常在一块儿玩儿。
在我小的时候，农村的供电系统很不完善，有时夜里八九点才来电。那时候的月光似乎显得特别亮，在来电之前，老人们端着碗出来，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吃完以后将碗往那儿一放又接着聊。而我们这些小孩就在街上玩儿，等灯一亮，就喊：“来电了，来电了！”然后大家就闹闹哄哄地各自回家了。
在来电前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常常沉浸在游戏之中。我们常玩的游戏是弹玻璃球，这游戏一般是4个人玩儿，先猜拳，谁赢了谁先打，若打着了，这个球便归那人了。我们有时也玩“泥巴补天”，因为路上都是泥，所以原料不难找。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游戏，玩的时候有一句号令，叫做：“小虫子瓣儿，‘啪’两半儿，呜一呜，响一响……”小虫子指的是麻雀，“瓣儿”就是它嘴里叨着的用于筑窝的泥巴。玩的时候，我们各自找来一团泥巴，在中间压一个坑儿，样子相当于麻雀的窝，然后“啪”往下一摔，若是摔出窟窿，就得拿自己的泥补上，泥补完了，也就输了。
此外，我们还玩一个叫“砸杏核”的游戏。杏核都是经我们专门处理过的，它里边塞有锡、铜，或是小石子，为的就是能重一些。
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先拿两块砖搁地上，然后各自拿出一颗杏核放在砖上。我们几个人出拳，谁赢了谁先砸，即拿自己的大杏核去砸砖上的那几颗杏核，若是砸下来了，杏核便归那人了。我们管大的杏核叫“大帅”，有时也称大盖或大将，我们往往用大帅去打砖头上的小杏核。有的运气好，一打，“啪”，全部下来了；但也有运气差的，砖头上的杏核没被砸掉，反而把自己的大将丢上去了，这样，别人就不砸其他小杏核了，转而专砸大帅。若是我把这个大帅丢上头了，心里就说：好家伙，可别把我的大帅砸下来啊，等会儿我还要呢。
有时我们也玩撴卡片，卡片是用火柴盒做的：将用完的火柴盒拆开，剪好方块，然后收集起来。玩的时候，我们将卡片堆成一摞，众人轮着撴。有的人用扇的方法，有的用掌心吸，也有用拍的。用力一撴，卡片若是翻过来，便赢了。有的厉害，一撴，卡片“卡啦”一斜，全部扣过来了，那就全都归他了。后来，火柴盒都改为了一张张的小卡片，彩色的，很好看。此后，我们就不再玩火柴盒了。
每次我们都玩得很投入，也许是因为太投入了，我们也常因一些矛盾而打架。一方说“我赢了，你耍赖”，另一方却不承认，双方争执不下就开始揪打，有时还打得头破血流的。比如玩完打杏核，有人赖账，两人便打了起来，用杏核打得头上都是血。我小时候不爱说话，被人打了也不吭声。回去后，我妈问：“怎么了？”我低着脑袋说：“没事儿，不小心碰了。”打完架，到第二天，打架的那俩人又去了。对方问：“还玩儿不？”“玩儿玩儿。”干戈便成了玉帛。但有时候也说：“我不跟你玩儿了，玩不过你。”
儿时记趣
那时，农村有收破烂的手推车。那是独轮车，两个把手上绑有带子，推车的时候，小贩将带子挂在脖子上。小贩专门收各家的破鞋、破衣裳，同时也售卖一些小的用品，包括顶针、钢针、线等，有时车上还有糖豆。糖豆一般是不用于出售的，而是用于交换的：你给他破旧衣鞋，他给你糖豆。
当时也有用鸡蛋换盐的，街头巷陌，常能听见那一声吆喝：“鸡蛋换盐，俩不见钱。”如若有谁家中缺盐了，便拿鸡蛋去换。小孩买冰棍也是，给小贩一个鸡蛋，便能换来一根冰棍。有时我们想吃冰棍、梨或是苹果，而又没有鸡蛋，几个小伙伴就在一块儿商量，看谁家的鸡窝里有蛋便去拿，然后换吃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