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那样，你说你怎么想，怎么防，没法预料将来怎么样。可是我还没有那样，我就是下过跪。红卫兵说我反毛泽东思想，不参加派别，就为这个斗我。我说我到四川没几天，我哪知道哪个派正确哪个派不正确。他说我是观潮派，我是滑头，斗我，让我跪在毛主席像前。都是过分，弄个忠字，剪个纸贴的条，说不好听的，四川给毛主席弄的跟灵堂似的。就在山洞前，给毛主席挂的，完了用蓝绸子、黄绸子搭的花，给上着供，那叫忠于毛主席吗？简直是给毛主席贴膏药用的。
做蓝像章白脑袋，到我们那还代表无产阶级去忆苦，说的四川话，我说这谁听啊，不是好人。他们口口声声喊毛主席万岁，都是坏蛋，我看不是好人。四川那个地方，国民党占领的地方太多。一个南岸区就纠出国民党少将以上的70多个人，都穿着拉毛的羊绒衫，穿着西服裤子。白毛巾可白了，在后屁股搭着，挑着预制板，十几个人挑一个。这些老头就上山劳动，前面挂一个大牌子，黑五类，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到毛主席像那去请罪。
北京也这样，早上起来都是留学的，凡是留学回来都是坚决特务。扫院子，多大的院子都让他们扫，扫完以后撅着屁股在那请罪，还有人监督。一上午院子扫完了，请完罪就回去了，回去干什么？读报，讨论，都有人听着呢。那时候有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把林某的像抠下来了，他也不满，可能是故意的。有的人在厕所发现有毛主席像的，林某像的报纸扔厕所了，就追查，一看报纸上有名字，就斗。
我不是大学生，也不是党内的。党内的也挨斗，党内的就说你出身不好，你是混进来的，就算是高级干部，也说你是混进来的。我那时候还挨过红卫兵的打。我在重庆红卫兵斗我好几回，逼我参加派别，我不参加。我说我不能参加，我不了解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他说这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哪有不参加派别的。我说我不知道哪派是革命的，我参加错了怎么办。
到了四川让我改行，搞财政。那时候不是归军区，归总后，派去的领导人是301的一个老革命，是给董某某，周总理在重庆办事处，武汉办事处当保健医生的，这个人他比较老练，那时候任命他为我们的组长，总后下的命令。那时候还准备建院，成立机构，就任命我们老头为医务院长，任命我为后勤的财务科科长。后来总后又拨下了520万的款，让我跑银行备案，建立番号什么的，将来好花钱，大伙儿好用。我都办好弄好了，结果文化大革命给冲击了，领导也来不了了，上面的领导都成了革命对象了，最后我们的钱都冻结了，冻结下了命令就接管。
接管500多人往哪插，四川40多个医院，一个医院10几个。就把我们老头任命为39军陆军医院院长，但是就是个架子。我们到这来建院，一直就是白手起家，建院，挑石头，拆房子。四川国民党年代的破房子，就是竹板编织的一片一片的，拿钢丝接上，外面抹上灰。就是那样的房子特别容易拆，把上面的瓦一接，里面都都是空架子，一天能拆好几间。女同志也上去拆房子、挑石头，下去挑沙子，背洋灰，这么大的雨，一人一袋子的洋灰，又热，我腿还不好，真的是折腾够呛。
好不容易医院建成了，结果又不合适，说炮兵来接管，就给炮兵了。让我们上市区，市区又把省党校给废了，省一级的党校院子是好的，旁边就是刘某某跟毛主席休息的地方。里边的游泳池用炮给轰了，我们就天天上那听林某和毛主席讲话的录音。那时候北京紧张，一个会接一个会的开，天天传达文件不隔夜，半夜都要起来听，我们都拿着语录盘，每天如此。
文化大革命一共十年，这十年所见所闻太多了，是我一生当中最受折磨的年代。文革时党的高级干部都在挨批斗，更何况我们，真是一言难尽了。我算是死里逃生活过来了，但我爱人却永远离开了我……
除了这段时期，我这一辈子还都比较顺畅。童年家境好，没有遭罪；中年在军队里生活也很幸福，我们夫妻两人平等相待、生活和睦、事业顺畅；老年子女也很孝顺，吃穿不愁。回望这一生，我觉得我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儿，工作上为党和国家贡献了一份力量，家庭上几个孩子也都成家立业让人放心，我现在就是要好好地享受生活。
这次有机会能够回忆我所经历的这些事，并且能做成书留下来，就是希望我的这本回忆录能让我的孙女甚至她的下一代，知道奶奶曾经的生活是什么样，都经历过什么样的磨难，让他们也能学会这种不屈服、不妥协的劲，然后把这样的精神一直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