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通，百事通，你现在可是大作家了。”
陈健功生拉硬拽着把林朝阳拉到宿舍，拿出他刚写出了初稿的剧本——《良心》。
林朝阳对于戏剧创作了解不多，本想谦虚几句，可陈健功却说道：“都是讲故事，大差不差，你就提意见就行。”
陈健功的话自然不能当真，在读者和观众的角度来看，小说和剧本的区别确实不大，无非是改一下形式。
可若细究的话，两者却有着极大的不同，无论是在创作目的、表现方式、结构特点还是阅读/观看体验上两者之间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比如说，小说通常要采用详尽的文字叙述，这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内心独白、环境描写和各种修辞手法和叙事技巧。
但剧本不同，它主要是依靠对白和舞台提示来推进剧情，语言必须精炼、简洁，能够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小说的结构要求也相对自由，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构思来灵活安排章节、视角和时间顺序。
剧本要求的结构必须是紧凑的，具有较强的节奏感，注重场景转换和戏剧冲突的设计，通常按幕或场来划分，每一场戏都是围绕特定的冲突或者时间展开的。
一般人看小说很容易看进去，但看剧本却需要一定的耐心，很多人看剧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干”。
简略的时间、地点、环境交代，然后便是人物对话以及表情和肢体动作描写，它给读者所展示的只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
而剧本所展现的时代风情、赋予人物的情感和情节的跌宕起伏，是由读者和观众的感受来共同完成的。
《良心》是部独幕剧，讲的是某省XF处长的两个女儿，一天把一个在街上遇到的瞎老汉领回家中。这瞎老汉的女儿在二十年前含冤而死，老汉因此哭瞎了眼睛。
现在嗡嗡嗡过去了，老汉来省城为女儿SF，而XF处长正是瞎老汉的女婿，是他当年的“大义灭亲”，揭发了自己的妻子，那两個女儿也正是老汉的外孙女。
剧中，只有XF处长才了解几人之间的关系，但在最后他却狠着心将老汉的SF信烧了。
林朝阳没写过剧本，但看过不少剧本和话剧演出。
《良心》的故事带着典型的伤痕文学特征，放在四十年后可能有些俗气，但放在现在看还是很新鲜的，尤其是在最后的结局处理上，很有几分巧思。
“写的不错。”
“真不错？”陈健功有些不自信的问道。
“我一个门外汉，你指望我说出什么来？单凭个人感觉来说是挺不错的。”
陈健功略有些遗憾，“你这水平也不行啊，连点问题都看不出来。”
林朝阳恶狠狠的看向他，我让你找我看剧本了？
“玩笑，玩笑！”陈健功嘻嘻哈哈的道了个歉，问道：“你就说说呗，随便说说就行。”
林朝阳又翻起了剧本，字斟句酌了好一会儿。
“这句台词我觉得可以改一下。”
“改成什么？”
林朝阳指的地方是剧中XF处长对瞎老汉说“不要无理取闹”。
他说道：“你后面再跟两句。”
“跟什么？”
“XF处长：不要无理取闹。
瞎老汉：首长，我有理呀！
XF处长：有理也不能取闹！”
陈健功眉头蹙起，“这是强调吗？倒是不错。”
“这两天的《人**报》看没？”林朝阳问。
陈健功摇了摇头，“没看。”
“就这还大学生？”
林朝阳趁机挖苦了陈健功一句，他催促道：“说正事。”
“报上有篇文章说的就是SF群众，里面有一句话。”
陈健功眼前一亮，“就是这句？”
“嗯。”
陈健功立马下笔将自己原来的那句台词划掉，按照林朝阳指导的补上两句台词，然后越看越讽刺、越看越辛辣。
最后忍不住朝林朝阳伸了个大拇指，“大才啊！”
有了这两句台词，陈健功更加笃定林朝阳在创作上的天赋，拉着林朝阳死活也不让他走，非得把剧本给磨出来不可。
“上班，还得上班呢，晚上到家里去弄。”
林朝阳好不容易找了个借口逃出32号楼，等到下班的时候，就看到陈健功早早的等在了图书馆门口。
“你小子怎么跟狗皮膏药一样？”
陈健功被他挖苦也不生气，涎着脸笑道：“我这不也是为了艺术吗？”
文化人要是不要脸，谁也拦不住。
林朝阳把陈健功领到家里，陶玉书听说他要鼓捣一出话剧，顿时来了兴趣，催促着林朝阳帮忙改剧本。
爱折腾，这恐怕是陶玉书和陈健功两个人最大的共性。
有了陶玉书的监督，林朝阳没办法偷懒，只能陪着陈健功磨剧本，连着三天晚上，总算是把剧本弄好了，陈健功这才放过他。
“玉书，太感谢伱了，等首演的时候你一定要来捧场啊！”
“没问题。”
陈健功和陶玉书两人兴高采烈的告别，完全忽略了一旁的牛马。
我忙了好几天，就没人对我说一句“谢谢”，say thankyou吗？
林朝阳深深的叹了口气，为什么他的身边的人都这么爱折腾啊？
一转眼，《人民文学》第八期已经出刊一个多星期了，作为中国文坛殿堂级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在读者群体当中的号召力是毋庸置疑的，几乎每期的销量都在四五十万份。
这一期《人民文学》出刊的头三四天，杂志的销量依旧维持着往期的水准，但情况在第五天开始出现了骤然变化。
读者们蜂拥而至，许多书店、书报摊上的杂志每天以平日里销量两倍、三倍的增加，本来应该是能卖一个月的库存，却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被一扫而空。
干图书这一行的遇见这种情况都很清楚，这必然是这一期《人民文学》上又出现了好作品。
书店的工作人员们甚至不需要翻杂志，就知道这期杂志火爆的原因。
作为这一期《人民文学》主打作品，《高山下的花环》的标题名字以头条的形式被醒目的印刷在杂志封面上。
《人民文学》在各地书店、书报摊和邮局遇到的这种情况在上一期《人民文学》发售后也出现过。
七月份的《人民文学》刚刚刊登了姜子隆的《乔厂长上任记》，作为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之一，《乔厂长上任记》自发表之日起便在读者群体受到了追捧，让那一期的《人民文学》销量走了一个漂亮的上扬曲线。
而八月份的《人民文学》突然的火爆，看起来可比上一期还要火热。
库存告急，各地新华书店纷纷向人文社反馈信息。
可这个时候人文社根本顾不上书店的发货请求，因为在这一期《人民文学》出刊的第二天，他们就接到了部队的采购要求，一次性采购五万份第八期《人民文学》。
五万份杂志对于《人民文学》每个月的销量来说并不算太多，但因为部队方面是突然提出的采购要求，所以人文社和他们合作的印刷厂有些猝不及防。
慌手慌脚的加印了部队要采购的杂志，人文社才腾出时间来应付书店的发货请求。
加印和发货环节的脱节，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第八期《人民文学》在各地一刊难求的情况。
此时距离这一期《人民文学》上市发售已经过去了半个月，《高山下的花环》这部小说的口碑也已经呈病毒性在广大读者群体当中扩散开来。
自今年2月开始，我们国家与南边邻居的war一直都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名义上虽然war只持续了一个月，但实际上小规模的冲突却一直绵延至今。
对于恩将仇报的邻居，老百姓们抱有的观念很朴素，那就是必须要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教训。
但同时，国人也同样揪心于前线战士们的艰苦战斗和英勇牺牲。
就在此时，刊载着《高山下的花环》的第八期《人民文学》上市了。
作为第一部以这场战事为背景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在发表后的第一时间便获得了大量读者的关注。
(本章完)
7章 陶敬法找了个好女婿
《高山下的花环》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某部驻守边疆的九连官兵展开的。
某部宣传处干事、高干子弟赵蒙生一心想调回城市，在战事发生前夕，他终于凭借母亲吴爽的关系，怀着曲线调动的目的，临时下放到某部九连任副指导员，说白了就是镀金。
此时，九连连长梁三喜已获准回家探亲，他的妻子玉秀即将分娩。然而，赵蒙生不安于位，整日为调动之事奔波。
梁三喜因对连队工作放心不下，一再推迟归期。对此，排长靳开来忿忿不平，他替连长买好车票，并催促他启程。
然而就在此时，九连突然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梁三喜因此失去了探亲的机会，而赵蒙生却接到了回城的调令。此消息一出，全连战士哗然。
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不动摇军心，梁三喜严厉斥责了赵蒙生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舆论的压力迫使赵蒙生上了前线。
在此期间，赵蒙生母亲吴爽不顾军情紧急要求赵蒙生调离前线，此举遭到了首长的强烈谴责。
九连在担任穿插任务过程中，一个个战友为国捐躯。战斗临近结束时，梁三喜为掩护赵蒙生而英勇牺牲，赵蒙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了考验。
战后，在清理战友的遗物时，梁三喜留下的一张要家属归还620元的欠账单，使赵蒙生震惊不已。
烈士的家属纷纷来到驻地，梁三喜的母亲和玉秀用抚恤金及卖猪换来的钱，还清了三喜因家里时困难向战友借的债。
这一高尚的举动震撼了所有人，临别之际，赵蒙生和战友们眼含热泪，列队向烈士的家属举手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完成了从一个公子哥向战士的蜕变。
《高山下的花环》的故事抛弃了以往军事题材小说一味高大全的主人公，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
连长梁三喜为人正直、宽容、谦和，深受战友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身上融合了农民的质朴、军人的刚毅和领导者的智慧与胸怀。
关键时刻敢于担当、当于牺牲，他的牺牲不仅凸显了战争的残酷，也深化了小说中对军人保家卫国和牺牲精神的歌颂。
排长靳开来率直坦诚、不畏权势、嫉恶如仇，最后同样英勇牺牲。性格略显偏激，但恰好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完美无瑕的英雄模式，展示了真实而立体的军人形象。
副指导员赵蒙生是一名高干子弟，享受着父辈带来的优越条件和地位，他最初的形象玩世不恭、作风懒散、依赖家庭，无法共情基层官兵，读者在他身上也看不到对于部队的热爱和军人的责任感。
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生死考验之后，赵蒙生完成了从心灵逃兵到真正的战士的转变。
赵蒙生的成长和蜕变是《高山下的花环》的核心，他扮演了从矛盾冲突到觉醒升华的关键角色，他的蜕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社会中一部分青年人在历史巨变中的精神成长与价值重塑。
也正是因为赵蒙生这样一個形象，才让《高山下的花环》完全区别于以往绝大多数战争军事题材小说，迅速在读者群体当中引发巨大的讨论和影响。
短短半个月时间，随着第八期《人民文学》的疯狂热卖，《高山下的花环》收获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也成为了这些读者工作、学习闲暇之余的必看读物，关于小说当中的情节和人物也成为大家日常交流讨论的重要内容。
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
一个个鲜明、生动、饱满的军人形象不仅收获了读者们的喜爱，更成为了许多青年人的偶像。
一部《高山下的花环》，在1979年9月的中国文坛刮出了一股撼动人心的飓风。
读者们对小说发自内心的喜爱化成一句句毫无保留的赞美，数不清的读者来信如漫天飞雪一般冲进《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办公室。
读者来信数量之多、溢美之盛，甚于《人民文学》以往任何一部作品的刊载。
这些读者来信以包裹的形式被置于《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北组的办公室地上，编辑们甚至来不及拆。
审了一天的稿子，临到下班时，崔道义看着这些读者来信发愁。
“王扶，下班你骑车跟我走一趟吧。”
“干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