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放下茶盏开口道：“朝廷设科取士，是为选拨能治国安邦、经世致用之才，若文章只知堆砌辞藻、空谈性理，于国于民何益？我以为，当重实务之论，重解决之策，那些能切中时弊、提出可行方略的策论，即便文采稍逊，亦当优于空洞华美之言。”
他这话说得直接，目光灼灼，扫过众人。
陆北顾用左手拇指、食指圈着茶盏，对此倒是赞同：“确实如此，为政需务实，取士亦当如此。”
刚才争执归争执，但终归只是观点不同。
这在士大夫之间是很常见的，倒也不至于让他变成“对人不对事”，他认可的事情还是会认可。
王珪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然文章载道，道需文传，若全然不顾文章法度、表述清晰，纵然有济世之心、安邦之策，恐亦难以准确传达，更难以服众。”
范镇看好像又要起争论，干脆和稀泥道：“当取文质相彰、理实兼备者，如此既有经世之志、务实之思，又能以清晰有力之文表述，方为上选。”
“不过近年士林中的文风，却是有些由彼端至此端了，又陷入了空谈之中，只是换了张皮。”
蔡襄感叹道。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自嘉祐二年的版本更新之后，考生就普遍放弃了“太学体”，开始研究“古文体”了，而这也导致了“古文体”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被分析、拆解，并总结出了模板。
换而言之，陆北顾他们看到的大部分卷子，虽然是古文体的形式，但其实都是生搬硬套出来的。
而这也证明了，只要是有标准的考试，那就一定会走向八股化。
“与其责其空谈，不如导其务实。”
“务实？”
“正是。”陆北顾道，“我观今科举子文章，十之八九仍在‘尊王攘夷’‘三代之治’中打转，能言及漕运、水利、钱法、边备者，百中无一，长此以往，朝堂之上尽是坐而论道之人，谁去起而行之？都要靠入仕之后再去锻炼吗？”
王安石似乎来了兴致，问道：“子衡之意，是要变革科举取士之法？”
“非仅科举。”陆北顾看着他，“是要变革士风，当今天下士子，以吟诗作赋为雅，以经世济民为俗；以清谈玄理为高，以钱粮刑名为卑。此风不改，纵有良医，亦无良药——因为无人去采药、制药、试药。”
“换言之，介甫兄说治天下如烹小鲜，火候不可稍差。可若庖厨之中，人人都在争论‘鲜’为何物，却无人去生火、备料、掌勺，这鱼何时才能下锅？”
蔡襄抚掌笑道：“妙喻！子衡这是要培养庖厨，而非食客。”
“正是。”陆北顾点头，“依我看来，若是有可能，当在州学、县学中增设些‘实学’，让天下士子明白，欲治国平天下，先要懂得一县如何治、一渠如何修、一仓如何管。”
“恐非一朝一夕之功啊。”
“所以才要从这贡院开始。”陆北顾指向外面，“从这里走出去的士子，将来或为州县，或入中枢。若今日我们只取辞章华美者，他日朝堂便多一群华而不实之人；若我们敢取有真知、敢言实务者，哪怕文章稍逊。”
他停顿了一下，道：“便是为天下种下一颗变革的种子。”
“今日既论及此，王某便直言胸中所思——科举之法，非改不可。”
王安石很是振奋，干脆站起身来。
他刻意略作停顿，见无人打断，便继续道：“其一，当废明经科，明经只考记诵，士子皓首穷经，不过抄录注疏，于治国何益？进士科亦当变革，罢诗赋，重经义、策论，且策论须切时务，论钱谷、刑名、边备、水利之实。另增法科取代明法，试律令、断案，抬高其地位，使明法之人亦得进身之阶。”
“诗赋取士，行之百年，骤然罢去，士林哗然。”
范镇拈须沉吟道。
“哗然又如何？”王安石神色不动，“取士为朝廷择才，非为士子设游乐之场。诗赋华美，可怡性情，然于治道无补......今科场文章，诸位亦见，十之八九都是套用出来的，看似古朴，实无魂魄，若以此选才，与选俳优何异？”
“恐非一朝一夕之功啊。”王珪不太看好。
不过因为是饭后闲聊，大家也只是随便说说，又不是真的要马上照此执行。
所以，说的稍微出格些倒也没什么。
“其二。”王安石继续，“太学当效仿四川、荆湖等地的州学，行三舍法，分上舍、内舍、外舍，依学业等差分班教学，按月、季、年考核，成绩优异之上舍生，可不经科举，直接授官。如此，以学校平日之考绩，渐代科举一考定终身之弊，士子于太学中，不仅读经，更当学实务，平日考核，便观其理事之能、应变之智。”
“另外，当多设学校。武学，教兵法、骑射、阵图，育将帅之才；医学，辨药石、明诊切、习方剂，养良医济世；设律学，精研律令、案例，培明法之吏。天下之大，需才各异，岂可独以经义文章一途取尽？”
“此法若行，太学恐成人人争趋之地。”
蔡襄说道：“只是师资、斋舍、钱粮，所费不赀。”
听到这里，陆北顾心中一动。
太学作为“太学体”的大本营，虽然正在转向，但学风根深蒂固，人事关系更是复杂，改革起来其实是很费工夫的。
若是能另起炉灶，反倒是“一张白纸好作画”。
而对于陆北顾来讲，若是能掌控国子监，那么以后育才、选才，乃至推行自己学说的事情，就简单很多了。
“费虽巨，然所得之才，十倍于往。”王安石道，“且可提举经义局，修撰《诗》《书》《周礼》新义，颁行天下，以为学校教材、科举准绳，使经义阐释，归于致用一途，而非空谈玄理。”
饭厅内一时寂静。
之前说的都没什么，但这话有些大胆了，相当于代替圣人行使“释经权”了。
“咳咳，介甫所谋，非止科举，乃育才、选才、用才之全局啊。”
王珪怕因为王安石这张嘴受到牵连，所以侧面提醒了一下。
“然。”
王安石目光炯炯，不知道是没听出来还是根本不在意。
但总之，都说到这里了，他是必须得把想法说完的。
“其三，惟才用人。”
王安石继续道：“今朝中用人，多重资历、门第，许多中下级官员，怀抱利器，却困于铨选，不得施展......依我看来，当重才干实绩，破格擢拔。知县治县有方，可擢知州；州官理政清明，可升路宪。如此使天下才士，无论出身高低、官职大小，皆知努力有报，抱负可伸。”
陆北顾很赞同，说道：“治大国如烹小鲜，科举、学校，乃择材、育材之法，惟才用人，方是调配鼎鼐、使各尽其能之关键，三者并举，方能灶火常旺，烹出治国安邦的‘小鲜’。”
王珪轻叹道：“只是牵涉太广，推行必难。”
“知难而行，方是真君子。”王安石语气坚定，“若事事惧难而退，则弊政永无革除之日，今圣主在位，锐意图治，正是更张旧制、涤荡积弊之时。在下不才，愿为此事奔走呼号，纵谤满天下，亦在所不惜。”
刚才关于“释经权”的事情其实已经有点犯忌讳了，改革吏治更是大忌。
王珪怕王安石再说什么惊世骇俗的话，赶紧说道：“时辰不早，该回去阅卷了。”
“取士之法关乎国本，非我等在此可定。”
范镇还是比较体面的，只说道：“然诸位秉公甄选，为朝廷拔擢真才，便是尽了本分。”
众人纷纷颔首，整理衣冠，鱼贯而出。
第558章 疾在腠理，时日曷丧
阅卷之余，晚上几人也会聚在一起开茶话会闲谈，不然二月天本来就黑得早，贡院里面又没什么娱乐，漫漫长夜实在是难熬。
“之前读《唐书》至德宗朝事，偶有所感。”
作为宝元元年状元出身的范镇最爱谈史，现年五十六岁的他，每晚聊天，都常常从汉讲到唐，滔滔不绝。
这是因为他年少时便从学于“平生嗜好一寓之坟史”的成都府路提刑官李定，后来在馆阁里又是专门修史书的，除了与欧阳修、宋祁共修《新唐书》，自己还修了《宋史本传》。
“景仁兄有何高见？弟等洗耳恭听。”蔡襄开玩笑道。
陆北顾倒是真坐的板正了点，想听听范镇的见解。
实际上，同为蜀人，范镇的大名他上学的时候就早有耳闻，听过这位蜀地状元的事迹......相传，当年范镇还是一介州学生的时候，便被成都知府薛奎聘至官舍为子弟讲学授课，薛奎还夸他，说范镇必然会像司马相如、陈子昂那样，一出剑门即成为表仪一代的人物。
后来果然如此，范镇赴京赶考，迅即蜚声京华，而彼时还年轻的宋庠、宋祁兄弟皆以文扬名，至观范镇文章，甚觉钦慕，自叹弗如，并与之定为布衣之交。
“建中元年，杨炎行两税法，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初行时，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海内称便。”
“然不过数年，陆贽上疏言其弊：定税之初，钱轻货重，故以钱为额；今钱重货轻，而税额如故，是暗增数倍也。加之折纳、加耗、摊逃，民户虽减，税额反增，终至‘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流离转徙者十常六七’。”
别看范镇在贡院里，从来没有在明面上反对过王安石的想法。
但那只是因为范镇为人如此，其人清白坦荡、待人以诚，且恭俭慎默，从不随意褒贬评论他人。
但实际上，范镇的政治理念，跟司马光是高度接近的。
而且范镇跟同为宝元元年进士的司马光私交也非常好，两人从认识那天起便相处甚欢，议论如出一口，而且互相约定“生则之为作传，死则之为作铭”，堪称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了。
因此，范镇的内心里，对于陆北顾的观点还稍微有些认可，但对于王安石的观点是极度不认可的。
当然，这也不代表陆北顾的观点就真的受到普遍欢迎......一方面来讲，大宋士大夫，最主流的观点其实是保守主义，也就是不要变法，更不要瞎折腾；另一方面来讲，在支持变法的士大夫群体里，王安石的观点也必定比陆北顾的观点更容易被人所拥护，原因也很简单，对于激进派来讲，相比于保守，不够激进更加可恨。
“昔年杨炎亦怀济世之志，其法非无善处。然法行既久，奸吏缘以为蠹，时移世易而不调，良法遂成苛政。德宗初年，何等锐意图治？至泾原兵变，仓皇出奔，方知天下人心，不在府库充盈，而在赋税公平。”
他顿了顿，端起茶盏，抿了一口继续道。
“我常思之，变法者，如医者开方，疾在腠理，汤熨可及，但即便方剂本对症，然患者体质有异，四时气候不同，若固执原方，不随证加减，便是扁鹊再世，亦难免误人。”
蔡襄似有所想，接口道：“景仁兄是说，法贵因时损益？”
平常的时候，蔡襄其实偏爱谈艺......书法、绘画、金石、音律，无所不通，而对于庙堂现状，谈论起来虽然也时有指摘，但却不似年少时那般激昂了。
整体来讲，蔡襄的政治理念，跟他的两位同年富弼和欧阳修是基本一致的，在早年他们都支持变法，但亲眼看到变法的实际难度后便转向了更务实的改良，也就是在现有制度上小修小补。
“然也。”范镇目光转向窗外沉沉夜色，“唐德宗初登基时，何尝不想做中兴之主？杨炎罢租庸调、行两税，亦是看准了均田崩坏、户籍流散之势，然急于求成，一味聚敛，终失民心......后来陆贽劝谏，德宗虽嘉纳，然大势已去，可见为政者若自恃良法，不察民间痛痒，待到听见‘时日曷丧’之歌，恐悔之晚矣。”
“读史明智，诚哉斯言。”
王珪只随口说了句没营养的话。
他跟王安石是同榜进士，都是庆历二年那届的，但他是榜眼而且文章写得好，所以被官家赏识，在两制体系内待了很多年，其所撰四六制诰，典雅工整、闳侈瑰丽，亦极擅应制诗，是官家最喜欢的笔杆子。
因此，王珪的仕途走得也比王安石顺得多。
嘉祐二年时，他年仅三十八岁就做到翰林学士了，彼时王安石才刚刚从常州知州的任上调回京。
那时候，王珪的级别不仅比王安石的高很多，甚至比范镇还要高，只不过这几年始终没什么进步，就被范镇给追平了。
而相比于其他人，王珪其实是那种符合刻板印象的“读书人”，即温文尔雅，擅长文章，不善言辞。
在茶话会上，他也最为谨慎，多数时候只是静静听着，偶尔才插一两句话。
嗯，在史书上王珪还有个很著名的外号，叫做“三旨相公”。
这便是指后面轮到他做宰执的时候，他只会混日子，于官家前曰“取圣旨”，曰“领圣旨”，退谓吏则曰“已得旨”，在施政方面毫无建树。
另一侧，王安石如何听不出范镇话中深意？
“景仁兄所论，固是史家常谈，然在下读《唐书》，所见略异。”
众人目光皆聚向他。
烛火在王安石深陷的眼窝里投下跳动的影子。
“德宗之失，岂在变法？恰在变法不彻、半途而废。”
范镇拈须的手停住了。
“建中之政，初行两税，确见成效。然德宗何如人？猜忌无常，用贤不终，以至于杨炎方行新法，即遭卢杞构陷赐死。此后德宗朝令夕改，既行两税，又复征杂徭；既欲理财，又纵宦官掌宫市、五坊小儿横暴街衢。此非变法之过，乃人主无定见、朝堂无正气之祸。”
王安石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若论聚敛，德宗后期用裴延龄辈，虚报羡余，苛敛无度，岂是杨炎初意？景仁兄引陆贽之言，然陆宣公奏议中亦明言‘法贵必行，不宜数改。改则人疑，疑则不信。’德宗之弊，正在数改其法，使民无所适从。”
蔡襄若有所思：“介甫是说法既立，当持之以恒？”
“正是。”王安石颔首，“譬如医者，见病患体虚畏苦，便减药量、改方剂，病安得愈？唐德宗若真信杨炎之法，持之以久，遇弊则调，遇难则解，何至中道崩殂？观其后宪宗朝，用两税之制而削藩镇、复河朔，乃有元和中兴——可见非两税法不善，在德宗不能用其法、不能择其人耳。”
“景仁兄以杨炎为戒，在下却以德宗为鉴，变法之难，不在法初行时之谤议，而在法既行后之动摇。今人读史，只见变法者身败名裂，便谓变法必亡，殊不知历代衰世，多因固守旧弊、惮于更张。东汉桓灵，何尝变法？唐之晚季，何尝变法？皆因循苟且，坐视疮痍日深，终至不可救药。”
陆北顾本来在众人里年纪就最轻，再加上还有两位他当年的考官在场，所以平常说话是比较谦逊的。
他这时候才说道。
“识天下积弊之深，非小修小补可救；识旧法陈腐之甚，非破旧立新不可。至于德宗之流，既无识见以判大势，又无担当以抗浮议，朝三暮四，首鼠两端，此等君主，纵不变法，亦难逃祸乱。”
“史家论政，多责变法者激进，少责守旧者迂腐。然则庆历年间，范文正公行新政，不过裁冗官、明黜陟、抑侥幸数事，便遭谤罢。若依此论，岂非天下事只宜因循，不宜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