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水利善政，使如今大明田土实产粮食多了万历年间不少。但臣以为，量还是不够。”汪应蛟眼睛亮晶晶的，“设若大明处处水利常兴，以百姓之勤恳，何愁地少人多？何愁财计？”
说罢朝贺盛瑞拱了拱手：“工部宜再接再励。之前只是各府州县内清理整治了一些河湖沟渠，已经有了大用。再有大成效，该琢磨着有哪些地方如同都江堰一般，建成便能福泽千里之大水利。”
“这点提得好，可以谋划。”朱常洛表达了赞许，随后补充道，“都知道水利是利国利民的，但君臣治国，以往为何不能有计划有阶段地持续去做？兴修水利要钱，朝廷不能每年都拨专银来修好水利，修不好水利，赋税又增长不了，朝廷仍是没钱。”
他看了看众人，缓缓说道：“朕御极之初不言蠲免，而后厉行优免和商税，无非开源节流，让手头的钱宽裕一些。需借支内帑朕从不推诿，钱用在何处朕却定要有主张，这都是为了当好这个皇帝，一点点来改变财计艰难的困境。”
最后看着贺盛瑞：“如今汪司农所言，工部自然为难。岁入有限，水利大工程耗费颇多，始终还是没脱了财计艰难四字。”
贺盛瑞点了点头：“想必大司农也想过如何再开源。”
他管支出管工程可以，但怎么让朝廷增加收入，这不是他擅长的领域。
汪应蛟提出水利这个切入点，要说的则是另外一个不同：“若再说一处不同之处，那便是官绅厉行优免了。若说开源，这自然是最大财源。臣肯冒天下之大不韪奏请再改优免则例，却不免有祸乱之忧。臣愚钝，想不到好法子。”
萧大亨不免看了看自己施政院这个户部尚书……真敢说啊。
但朱常洛最希望有人能说出这一点不同。
泰昌朝目前最大的成就，当然是给官绅优免的膨胀势头先刹了刹车。
为此，也付出了大规模增加官员数量和待遇的代价。
汪应蛟敢在这里说他肯奏请搞这件事，传出去当然是“举世之敌”。
但他说这会有祸乱之忧，那也是实情。
大家不约而同想着此时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皇帝要树立这份威望，便是为了这件事做准备。
汪应蛟这属于提前站队？
“说穿了，是个钱字。”朱常洛笑了笑，“先不说朝廷如何开源了。小农是民，官绅也是民。国家要让百姓日子都越过越好，这百姓里也不能把官绅除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一点不必回避。官嘛，朝廷自然通过俸禄和待遇来保证大家能各安其职。士绅呢？大伙不妨再说说看，他们又是如何取财的。”
士绅取财……
众臣看了看一本正经的皇帝，只觉得今天像是要把许多问题聊透了。
士绅自己能怎么取财？根本无非两点：一是族中有人做官，贪来的，而后进一步购置田产店宅，借着优免获利更多；二是自己凭借士绅身份，在地方上交游广阔、地位尊崇，地方上大小事情总能找到牟利之道，又能轻易组织起人力物力搞定这些事情。
比如这些年比较安稳，不就是地方上的水利路桥等事，不少工程最终都是士绅大户赚走了各地奉旨存留的那些银子？
朱常洛主导着这次讨论，目的就是把话题引到“农”之外的百业当中。
兼并土地，凭借士绅身份以更低成本获得土地产出，仍然离不开变现。
这变现，就已经进入到了商这个领域。
各个地方，士绅大户的取财基本盘，可以说都是粮食贸易。有了粮食，首先能让阖族子弟脱产进学，然后有原始资金参与更多利润更高的行业。
哪家士绅不行商？几家士绅没搞点小作坊、赚点地方以银代役之后以雇工形势来搞的公共事业工程？
而且特点是：越多参与工商的士绅之家，财富积累的速度比那些仅靠田土产出的人家快多了。
甚至可以说这是划分真正大族和寻常地方士绅的一个标准。
大家也听出来了皇帝想导引的方向，萧大亨说道：“陛下，若要再从这商税入手，只怕就难了。难在吏部、都察院。”
陈荐和朱国祚都看着他。
朱常洛再次点头赞同：“萧督政所言极是。就算上下都心知肚明这一块是远比赋役大得多的财源，却不那么容易稽核征缴。赋役毕竟有鱼鳞图册、黄册为依据，工商呢？如今不过是坐店征一些，市舶钞关这些商贸繁华之地设卡征一些。”
哪怕是在朱常洛十分了解的后世，这一部分仍旧是难题。
更别提如今这种主管部门缺失、会计规范缺失、信息沟通迟缓、管理手段落后的时代。
互相遮掩、做假账、贿赂地方官吏逃税……能想到的方法太多了。
所以萧大亨说难在吏部，难在都察院。
朱翊钧派出矿监税使，从盯着私矿开始到触及地方税收征缴，不就闹得“天怒人怨”？
没法子，根本没有规范的收税依据，再加上各地税监私欲膨胀，那不就倚仗皇帝撑腰直接给数字让地方交？
太粗暴了。
对此，朱常洛说道：“不能因为难就不做，这件事，总要去做的。如若不然，始终只让小民担赋役之重，士绅大户虽需厉行优免，但工商之利却大有手段遮掩避税。既享赋役优免，又得工商之利，这不公道。君臣不若议一议，这方面该怎么办。朕先说，官绅没了优免不是目的，国民都能比以前过得好、各有发家上进之途，朝廷财计也宽裕，这才是目的。”
至此，他算是把应该除了优免这一点明白说了出来，但又说并非想逮着士绅大户薅羊毛。
皇帝要达到的目的太难了，众臣不免面面相觑。
优免都没了，还要让官绅觉得比以前好，那怎么可能？
朱常洛见他们个个沉默不语，也不以为意。
即便是有心为国为民的贤臣，囿于时代见识，也不见得能具备足够的格局和魄力提出好法子来。
这里面牵涉到的问题太多，绝不只是什么鼓励工商又厉行商税那么简单。
朱常洛自己也没有一定生效的周全法子，但正如他所说，这件事总要去做。
纯粹农业创造财富的效率毕竟有天花板，国家想扩大财源必须从利润率更高的行业入手。
“都不说，那就朕来说。”朱常洛这才让刘若愚翻开那屏风，“民间不好稽核征缴，那就从官办来征缴。地方士绅若说这是与民争利，那就不如加入官办。总之朕说了，国还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因时而变的道理，行之四海而皆准。朕说国民都能比以前过得好，也只是指大部分而非全部。那样的事，圣人也办不到，毕竟总有人不愿变，总有人不明白应该因时而变的道理。”
一个个地看过去，朱常洛肃然说道：“只不过你们都需谨记，百姓归心，国家就稳固，君臣才能继续分享权位名利。百官之中不明白这个道理，因家而忘国的，那就同样不合时宜。朕意即决，百官若愿从，士绅若愿变，那就一切都好，朕自会为大明再开新天。如若不然，那自是再动兵戈，让士绅明白国的底色是武力。”
大家心里听得震荡，眼睛却看着那屏风。
皇帝今天说得够实在了，君臣就是共治天下的。皇位皇权的底色就是武力，是血红的。
当然，那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寻常状态下，应该是有一个妥善的机制，大家既能被赋税供养，又能让国民归心，觉得朝廷行的是善政。
如今那屏风上，就是皇帝给出的答案。
大家先留意到的，是仅次于皇帝的那个位置。
还有与一房四院并列的，另外多出来的三个位置。
又有几列触及地方，却直通中枢的官衙。
还有一些听着陌生，但望文生义能让他们猜测出意思的官衙和官职。
“朕来详细剖解。”朱常洛首先指着那个仅次于他的位置，“以大明之辽阔，不可只是仰仗皇帝圣明。民政是社稷根本，将来要有个真正专管民政的实权宰相。”
叶向高和朱国祚都紧紧盯着那个位置，看着那个位置底下庞大的执政院。施、执，一字之别，含义截然不同。
这就是皇帝说的君臣共治吗？
第304章 宰执天下
“这宰执，却又不可诸权在握。财权予宰执，枢密院、鉴察院、御书房、进贤院、官产院、治安院、理藩院首臣则同列奉天殿国务会议，佐朕理国。朕并八位辅臣，议决天下大政方针，而后八辅臣各司其职。”
他开始向重臣们描述着自己心目当中将来的大明官场格局，对众人来说，这无异于颠覆性的改变。
尤其是那个正一品的宰执，这次皇帝当真是放下了很多权力。
这奉天殿国务会议上一旦议定了大政方针，具体如何施行，今后执政院辖下各部的具体事务则可不经宰执票拟请旨了。
而执政院之下将辖设的部衙，竟增加了一些，变得更为精细。户部明显是拆了，财政、税政分开了来，工部又拆了部分水利职能并入农业部，而后又有工商、文教、交通、六部，另有赈灾署、卫生署、国库三个从二品位置。
至于底下礼部好像拆了一半去执政院、拆了另一半去理藩院的进贤院，此后竟像是个光秃秃的吏部，但又保留甚至一捅到诸省的乡试、会试等涉及到考选的职权，保留了太常寺，另外则多了博研院、通政学苑。
翰林院倒好，下面的通政学苑移到了进贤院，以后就真成了御书房里的御前文秘们。反倒是通政使司一共设了七个从三品的通政副使，各对接一个院。而詹事府改头换面，定名宣政署，专职宣传了。
鉴察院同样不容小觑，沈鲤有些愕然地看着那上面，三法司竟真的都归于鉴察院了，但又与他所想的并不一样。
总御台谏太沉，实则只专管都察院，但都察院以后外派的大员却明确了概念：各省都设总督，但不管军务，也不管民政，不管刑名。
各省都仿照中枢，总督是真正的钦差，在地方就像皇帝在奉天国务会议一样确保各省按照朝廷要求的方向去行进。省如此，府县亦如此。
鉴察院倒显得比以前还要紧要，分明是在地方上也盯着执政院体系，并与进贤院直通各级地方的官吏考选衙门一起保障人事和政策执行。
至于刑部，拆成了专门侦缉办案的治安院、地位提高，另外则留下专职断案的职权，并入了大理寺。而这大理寺则改名法院，成为单独的衙署体系，直通省、府、州、县，复核的职权通过一级级实现。
那新的官产院、理藩院，则更加耐人寻味。
官产院，顾名思义就是皇帝所说开源一法了，像是要与民争利的。但是，这官产院又并非只在中枢这里设，省、府二级都允设。
它的设法，就是以主工商经营的官员先统管着官产院，其下再有各商号，这些商号也可以与民间合股。
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逐渐全面完成大明所需要的徭役工作。把那些在官府当差的徭役通过治安院和地方官府吏员明确了在册身份后，其余需要集中花钱的事，采购也好、工程也罢，这官产院下各商号都能去做。
这一点变化极大。
“将来没有岁办、坐办了。内廷所需，除金花银之外都由昌明号、宗明号里天子分润来供。”朱常洛看着他们，尤其是萧大亨和汪应蛟，“各衙府库统一，设国库。财政部专责度支，税政部专责征缴，国库专责管银出纳。岁办、坐办、杂办，朕和朝廷所需，地方官府所需，这每年能有多少可赚银两？”
汪应蛟十分吃惊地看着皇帝：“陛下，若是兴修宫殿……”
“一样只是内帑采买。”朱常洛断然说道，“若是执政院能把财计理清，朕便是只要这每年的金花银，其余若是昌明号和宗明号经营不善，朕和朕的子孙都先忍一忍。宗室、勋戚，朕管好。这宗明号、昌明号虽然确实有朕率宗室勋戚与民争利之嫌，但就此杜绝岁办、坐办，还严令其缴纳商税，总体而言仍是善政。”
说罢看着他们：“官产院也是一样道理。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自该由朝廷掌控。漕运、盐铁、贡贸、大工……这些都不必说。各地因地制宜，既有了存留之策，也不必只盯着田赋和役银。朕不担心地方上官绅因这采办而富，朕只先盯着一点：有多少采办银子花出去了，就该有多少税银收回来，这便是工商部并官产院该做好的事。”
这工商部，就是一个新物事了。说穿了，它的职能类似于原先户部对田土人丁的黄册管理，不管是宗明号、昌明号，还是官产院以后所设的商行，再加上民间商行、作坊、坐店，但凡经营工商，都在工商部登记造册。
税务部自然需要因此进行更精细的管理，厘定各种类型的商税，要求一个会计规范。
但在初期阶段，朱常洛确实只要求一点，抓住大头：朝廷财政支出里除了薪俸之外的那些钱，花出去之后能转化成为一部分税银。
而既然最开始的导向明显是官产院控股的那些官办商行才能接下这些赚钱营生，那么它就有个计税依据。
随后如果有问题，有官方身份，都察院就可以出面去查、去追缴。
陈荐听着皇帝的解释目瞪口呆：“陛下，这样一来，大明得选任多少官员……”
“官多不是问题，冗多而无实事才是问题。”朱常洛很自然地说道，“若算上全部吏员和役差，大明需要俸粮养着的官员、吏员、卫所兵卒、雇役总数还少吗？名正言顺，以后都该是公差。”
说罢环视了一圈，然后才道：“总体而言，是让天下读书人都以薪俸来代优免；不愿出仕的，那就从农工商入手，发家上进。匠籍已除，民间也不该鄙薄什么商籍了，都放到台面上，都是民籍。倒是官员亲属经商的，要有个条例。”
朱常洛看着沈鲤：“权柄在握，以权谋私自然免不了，但规矩要有。为官思报国为民，至少七品官以上铨选时都要看廉捷。朝廷把财计管得充裕，百官待遇能优渥，养家不足虑，诸多开支有公办银，这已足够。大贵之余又想大富，不是不行，有人能凭本事，经得起查，朕都欢迎。”
沈鲤摇头微叹，似乎看到了鉴察院的未来。
说白了，恐怕主要是查贪污、查以权谋私吧。
这是永恒难题，吏治清明，谈何容易？
朱常洛还补上一句：“将来赃罚，尽入国库。朕受命于天牧守大明，便如大明头脑神魂，百官是手足脏腑，士绅百姓是骨肉。钱这一字，恰如血液，哪里都要，整个大明都靠它来滋养。君子不必讳谈利字，把它说分明了，对君臣好，对官民好，对大明更好。”
泰昌八年三月初的这次君臣对谈是赤裸的，是深远的。
皇帝描摹的大明未来图景还只是图景，但他开始谈论本质的东西，希望群臣都从这个明确的线索入手，厘清全部事务，统一思想。
为了更长久、更稳健地享受一国之君带来的利，所以皇帝要放权于宰执，君臣共治。
为了满足全体官员和公差的利益，朝廷要在道德和纪律要求、公务执行和监督、防范和惩治手段等多方面保证税收，做好支出。
为了让民心始终向着朝廷，君臣一方面要改善小民处境，一方面要做好分配的事情。
钱的流动确实是血液和命脉，是线索。
人生在世，先活着，再繁衍，而后有发家、荫及后人，君臣和朝廷本就是要为所有人都做好保障、规划好出路。
只要有希望，这希望看得到，那就没有大问题。
剩下总有些脑筋转不过弯来怨天尤人的，也有些欲求不满铤而走险的，那又怎么样？
国就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就是保障大多数人已有利益的。
说一千道一万，朱常洛只强调一点：论人数，普通百姓比士绅大户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