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虽然只是一个编修实录和太岳公集的职位，不必插手朝政，但王锡爵要的却正是从万历元年到万历二十八年寻找政策依据。
“我记得那时候，内阁之中汝默居首，维桢次之，我居末。”
那是万历十二年，王锡爵还在家乡守着父亲去世的制。
王锡爵哂笑道：“其时李植等人以为我是真与太岳公不合，故而都推举我入阁，未曾想我入阁后，反将他们排挤出了朝堂。”
申时行唏嘘说道：“‘江陵相业亦可观，宜少护以存国体’，元驭兄是这么说的。”
“而后便有了重订《大明会典》之中也重订优免则例之议。”王锡爵看着申时行，“部议到最后，看似与嘉靖二十四年没什么不同。免丁数一样，无非是把原先免粮一概以每亩免三升改成了免田。”
申时行沉默了。
“我记得汝默说过：优免一款，此指丁粮而言，非指差解也。今以丁粮之则例比拟杂泛之差徭，使衣冠下同袯襫，科甲见笑闾阎，其于列圣养士之深恩，贤臣体国之厚意，无乃稍乖异乎？”
申时行叹了一口气。
他抬头看了一眼王锡爵，亲自给他斟茶，然后拱了拱手：“我既被留了下来，元驭兄何必多虑？”
王锡爵默默喝了这杯茶，没再继续揭老底。
大明的士绅优免，是一个先从定义上慢慢被曲解扩大，又从执行上被无限放大的过程。
太祖也优免士绅，但从来没有免士绅的田赋，免的只是徭役中的丁役。
最初这丁役只是里甲役和县里的均徭，但后来徭役渐渐变得复杂。
均瑶之中，又越来越多的杂泛科则分了出来。
杂泛科则的特点就是没有规则，时间和数量上可能都不确定。
再到后来，徭役又可以纳粮或者纳粮，由县里雇人替役。
王锡爵揭的这个老底，就是申时行当年评价优免的观点。
优免的一直只是徭役里的丁粮，仅仅只是如今徭役之中很小的一部分，更与田赋无关。
申时行认为不该把丁粮和杂泛差徭搞混，也明确说了优免仅止丁粮，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免丁粮改成了免丁田。
差距在哪？
那就是虽然没有明确摊丁入亩，但每一个丁口上所承担的赋税、徭役，实则数倍于丁粮本身。
如果仍然按优免丁粮来计算，至少明面上的规则是按明确数字来算，也能够明确算到丁粮这个均瑶负担的子项目上。
可按照优免丁田来算，那么首先赋税征收类目里就没这个说法，其次执行过程的结果便是丁口徭役和田赋都没了。
况且“一亩田准免三升”的标准，也有待商榷。
比例看似定得不高，却能覆盖更大的田亩数。
这是政治里的数学技巧。
申时行喝完了茶，才继续说道：“如今却不必操切了。元驭兄，你又还能健旺多久？”
王锡爵勃然变色：“汝默以为是我想贪功？我无非死而后已！”
“还是那句话，我既然留了下来，元驭兄何必多虑？”申时行苦笑着摇头，“先把如今的优免厉行好！陛下早有旨意，你我都是清楚的。如今，反倒是这二十年里的是非要厘清，要有个公论。太常寺要推陈出新，太学要等去年入学的第一批学生学成。另外，就算把免丁田改回免丁粮，难道就是陛下心目中最好的法子？对大明来说是最好的法子？”
王锡爵的情绪平复了一些，好好地思索起来。
“陛下不惜大改中枢衙署，不惮针砭如今儒学之弊，不吝大封三侯五伯，要的岂是竟太岳公新政全功？”申时行看着王锡爵的眼睛，悠悠说道，“你未免小觑陛下雄心了。陛下敬太岳公，陛下也敬夫子先贤。但陛下虽敬之，陛下又是如何评述儒学的？”
王锡爵看着申时行，许久没有说话。
申时行无奈地叹气：“万历十二年前后的先皇，不是正月初九时的先皇。今日的申时行，也不是当时的首辅。如今你掌施政院，该做的是通盘筹谋，操切去做之前，该多想啊。”
那段岁月里朝政上的是是非非，也夹杂着他们友情间的是是非非。
现在两个同乡、同科、同事，年幼者做过更长时间的文臣之首，年长者如今处于更重要的位置。
申时行无非说：当初我碰到的是那样精神状态的万历皇帝，我又能如何？如今你虽然合皇帝的心意，但你不说比起张居正来，你比起我来恐怕也看得不够全面、不够深远。
着急啥啊？你看皇帝急了吗？
此时此刻在紫禁城里，朱载堉作为已经在京的宗亲、原先可能成为郑王的存在，他也去几筵殿吊唁过了。
皇帝这些天都呆在养心殿里，请了他来说话。
除了被关在凤阳的老三，朱常洛还有老五老六老七三个弟弟嘛。几筵殿那边，他们一直在那守灵，朱常洛只是每天该过去的时候过去。
在李太后心目中，把大明打理得好好的，就是他最大的孝顺。
朱常洛请朱载堉坐好之后看着他，开口先说：“叔祖也要多保重身体。”
“……陛下节哀。”朱载堉以为他是看到自己，触景生情。
朱常洛叹了一口气：“百家苑之中，叔祖可要多教出些好学生才是。朕知道叔祖最喜音韵，不过算学之道，朕是最盼叔祖发扬光大的。”
朱载堉呆了呆，没想到皇帝召他过来主要是想安排工作。
“这些天，就看着陆续呈进来的奏本题本排遣。”朱常洛感叹着，“看数字，看账目，看得朕头昏脑涨。”
“陛下万勿伤了龙体。”朱载堉看着他，犹豫了一下说道，“若是要排遣，走动一下也是好的。”
朱常洛摇了摇头：“这个问题，在朕心中烦扰许久了。思来想去，这个课题还是想托付给叔祖。”
“……不知是什么题目？”
“与赋税有关。”朱常洛想了想之后说道，“如今算盘已经是到处都用了，听说叔祖自己做了个大算盘，足有九九八十一档，更是双排？”
“陛下也精于珠算？”朱载堉惊异地问道。
“只是略略研问了一下。”朱常洛当然不精通，“朕如今头痛的，是赋税之中各种折算、摊除之后余数极多，还有记账法。不知叔祖听过海刚峰的‘流数口诀’和流乘法吗？”
“……这倒没有。”
“那朕就从这里说起……”
朱载堉是天才，他本身心算能力极强，为了自己去验算音韵中的平均律，他自制了远比普通算盘更大的双排八十一档大算盘。
但他那已经是纯粹的“学术演算”了，而海瑞则是从实务角度出发总结了一些应用算学。
朱常洛想要找出一套系统法子的，是历朝历代不少官员都想解决的难题。
因为大明的赋税制度里面，实物征收、折算分摊和总额恒定这三个大背景导致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小数点之后许多许多位。
多达十几位只是稀松平常。
比如说根据清丈田土多少和该征比例，每个县该交多少田赋确定了吧？这是总数。
然后根据田的等级不同和面积大小，要算到每一块归属明确的田和人家。
征收的时候又有一个折算比例，比如多少折银、多少实物。
而每个县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应征赋税项，比如草料、芦苇、丝绢……
有一些又是以省府为单位来征收，那么还要再往下面摊。
最终往往经过很多次乘除。
海瑞还真在清丈淳安县田土的过程中自己整理了一下流乘法，编了个流数口诀，主要是方便底下人办事，让老百姓心里清楚。
大明基层官吏的基础数学水平是让人“感动”的，老百姓就更不说了。
小数点后茫茫多的余数，既是令官吏们头痛的问题，也是他们大作手脚的“技术领域”。
朱常洛如果想要进一步改革赋税体系，首先就需要一套算学方法和记账法作为支撑。
所以现在他把这个课题托付给朱载堉。
“如今各地，有算出流数，有算出闰数，这样后面再汇总计算就迅捷了许多，但这终究是个大难题。”朱常洛总结了一下如今地方上的做法，提出了要求，“首先便是算学需要一套标准术语，以便举国遵行。其次如何记账，也需要一套标准的会计术语，以便统计。最后便是不论珠算、心算、口算，最好都像海刚峰那样，但更简易一些，编出算法口诀歌谣出来，就像九九歌一样便于初学者学习。”
九九乘法表当然是早就有了的，华夏算学源远流长。
但是朱翊钧帮他把配享太庙这个饼画出来之后，朱常洛真的不用那么急了。
许多大难题，要开始从根上做准备。
赋税征收最难的问题，本质上是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自己该交多少。每年都不同，每年都只能听上面说下一个数字来。总体浮动虽不大，但不知道该是多少、该怎么算就是核心问题。
这才有了执行层面的空间。
朱常洛后面也许能从制度设计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算学是个阻碍，这个执行层面的空间就依然存在，而且很大。
朱载堉知道了自己这个课题的重要性，他怔怔地问了一句：“……陛下，此事干系如此重大，臣……这不算干政？”
第248章 坟前开会
正如申时行所料，朱常洛虽然敬重张居正，但当然是要超越他。
张居正只是臣，他是君。
张居正也局限于他所处的时代，朱常洛却比他多知道四百多年，经历过更加系统的教育和体制锤炼。
朱翊钧的丧礼按部就班。
他的陵寝早在生前就修好，他的神主随后会奉入太庙，包括张居正的神主。
商议谥号、庙号，这都是朝廷那边臣子们的工作。
最终无非朱常洛来选择一个。
他不看重这些，他看重的是完全属于他的时代正式铺开。
但臣子们看很重。
朱国祚趁着叶向高还没有抵京，赶紧发挥着自己的学问，集合部里想要抓住这个风向一变的机会进步的属官们呈了方案上来。
果不其然，这个方案里的文章就暗含了他们的看重。
朱常洛不得不又喊了一票人来商议。
先皇的谥号庙号是要赶紧确定，毕竟后面许多文本乃至于刻牌位都要用到。
这次田乐没有参与，当然是进贤院、御书房、施政院和鉴察院的人为主，有资格来的大多也只是旁听，主要还是听申时行、王锡爵、朱国祚、朱赓、沈鲤等人的看法。
谥号就不说，对于仅取一字的庙号，摆在朱常洛面前有了三个方案：中祖、神宗、哲宗。
谥号庙号里的讲究，朱常洛其实不太懂。
但听了他们的议论和争辩，朱常洛倒是听明白了一些意思。
首先：目前有臣子陪祀的都是祖，大行先皇不称祖是不是怪怪的？
其次：既然定下基调这是一个父子中兴大明的连续剧，大行先皇又是先禅位再驾崩的特殊情况，称一个祖不过分吧？
再次：陛下这么勤勉圣明，大明蒸蒸日上，祖以外的顶级美谥当中，如今只剩下一个中宗了，该留给陛下吧？
最后：如果要开称宗亦得陪祀的先例，那么神、哲二字最好！
既然有争议，当然是由陪祀而引起的称祖问题：好像离谱了一点。
祖有功宗有德，开创功业才称祖，其他继承的都该是宗。只不过朱家的情况似乎又乱了些，太祖后有成祖，如今太宗反倒没了，嘉靖皇帝庙号世宗确实也不算有问题。
那么大行先皇能占了成祖以前的庙号称太宗吗？明显不行。
称高宗吗？大行先皇又不是大明“始受命之君”。
中宗吗？那陛下将来怎么办？陛下除了称祖，还怎么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