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沙俄当皇帝 第110节

这说明俄国已经到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暴政很快就要垮台了。“坚强、自由和充满力量的人民就要起来了!”

如果只观察俄国的各大城市,已知的“文明世界”,的确就好像是俄国的上流社会所恐慌的那样,好像俄罗斯帝国马上就要倒台了,罗曼诺夫王朝的末日就要到来了。

可政府内部进行的调查报告却显现出另外一种与之相反的现象:

在“文明世界”平行的另一个世界,依旧占据俄国人口总数80%以上的农民所处的世界中,由农民引起的骚乱从1900年最高峰的一万五千起迅速下落,等到了1902年的时候又归于每年几百起的水平了。

也就是说,当俄国革命者翘首以盼的“革命”达到如火如荼高涨的时候,俄国的农民们却提前一步退场了。

第二十八章,俄国农民的选择

夏天和冬天的几个月中,在一些日子里这里的人们活得比牲口还要差,他们的生活简直糟糕透了。

他们粗野、狡猾、肮脏、酗酒,互相没完没了地争吵与口角,完全不尊重别人,彼此毫无信任、互相恐惧。

是谁开的酒馆让农民天天醉如烂泥?

是农民。

是谁贪污了村子、学校、教会的公款,然后用来买酒喝?

是农民。

是谁打劫邻居

放火烧房,在法庭上为了一瓶伏特加就谎话连篇?

是谁第一个在地方议会或者此类会议上对农民破口大骂?

是农民。

和这些人一起生活简直糟透了;

不过,他们还算是活生生的人,和其他人一样受了苦就会哭泣,而且每件事总是有让人谅解他们的理由。

——《农民》,契柯夫著

在1898年的时候,俄国社会卷入了一场由一篇文章所引发的讨论风暴。

著名作家契诃夫一篇名为《农民》的文章讲述了一个莫斯科的服务员生病后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了农村老家,结果这个赤贫的家庭因为突然要多养几口人而对他心生怨恨。

最后这个服务员悲惨死去,他的遗孀也因为短暂的农村生活而被折磨得身心憔悴,觉得农民生活毫无出路返回了莫斯科。

契诃夫的故事来源于他关于农民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

他的领地梅里赫沃周围的村庄里,有很多农民到附近的莫斯科做服务员或者从事其他的服务行业。

城市生活对于那些留守的人行为上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在写这篇文章前不久,契诃夫曾在自己的厨房里看到一群醉醺醺的仆人。其中一个仆人曾不顾女儿的意愿把她嫁了出去,用聘礼给自己换回来一箱伏特加。

他们当时喝的就是那箱酒。

所以要谈论俄国的农民,就必须了解到俄国“社会”,约等于是去除占总人口数80%以上农民人口的剩余金字塔尖以及中段的俄国社会。农民阶级本身是缺乏教育、缺乏财产、缺乏政治地位的,所以他们的声音在俄国当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但农民自己不能发声不代表其他阶层不会注意到他们,实际上在俄国的社会中,农民的形象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被“神话”的。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俄国一直是顽固拒绝西欧资本主义和任何民主进步思想的反动堡垒,因此这里的社会好像凝固在封建的中世纪一样。

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就诞生在沙皇一遍遍否定进步思想的压抑的专制背景下,在政治理念上,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们与俄国当局格格不入;在文化水平上,身为知识分子的他们又与俄国农民形如陌路。

于是,俄国知识分子全靠自己,通过文学与艺术来创建理想中拥有高尚价值和理念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

做一个俄罗斯人意味着什么?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使命是什么?而真正的俄罗斯又在哪里?欧洲还是亚洲?圣彼得堡还是莫斯科?是沙皇金碧辉煌的冬宫,还是人民所住的、只有一条街道的泥泞村庄?

在俄罗斯文化的黄金年代里,这些“受诅咒的问题”在每一个严肃知识分子的脑海中阴魂不散:从普希金到帕斯捷尔纳克,包括文学评论者与历史学者、画家与作曲家、神学与哲学人士。

当然,空想和被政府打压的实践最后带来的是俄国特有的虚无和痛苦。

这里不谈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到底对不对、有没有用;只谈知识分子为俄国农民塑造的神话:勤劳、诚实、本分、善良……知识分子为俄国农民塑造了一种纯真的道德楷模形象,以此来塑造俄国的民族性,用以区别享乐、狡诈、虚伪、邪恶的西方国家。

所以当契柯夫的这篇《农民》一经问世,他所遭受的抨击也接连不断。

一篇文学作品能够在全社会掀起如此轩然大波,乍看之下的确是件奇怪的事情。但契诃夫摧毁的,其实就是知识分子为俄国人建立的身份认同基础。

民粹主义者塑造的理想农民形象已经成为俄国人自我认同的基础,质疑这一形象就等于使整个俄国陷入痛苦的自我怀疑中。

民粹主义者批判契诃夫说他并没有反映农民生活的精神本质。

大名鼎鼎的黄金时代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这篇文章是“对人民的犯罪”,并且批评契诃夫并没有深入了解农民的内心。

斯拉夫主义者大骂这完全是对俄国的诽谤抹黑。

但开始在社会上发声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赞扬说,这篇文章揭示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兴起所导致的农村衰落。

维特政府对这篇文章也喜闻乐见,政府公报说,因为文章看起来不像是一篇虚构小说而是纪实研究。

围绕契诃夫文章产生的争论,背后实际上还是对俄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未来的根本疑问。

建立在传统农村上的旧思想要为全新的现代化俄国让路,所有俄国人的思维也随之陷入迷茫和混乱。

对于斯拉夫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来说,俄国之所以有别于西方国家,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古老的农民文化和农村公社,对这些人来说,农村越来越衰败,俄国走向城市化是场全国性的灾难。

但是对西方派、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来说,他们认为城市化是一种现代的先进文化,而农村是落后的,注定要被消灭。

俄国的技术官僚也都是西方派人士,所以维特作为技术官僚群体的第二代头目,决心摧毁落后于时代的村社就不是那么难理解了。

说了这么多,其实说的都是,不是农民的人,在以他们的立场附加给农民一套自己的看法。走斯拉夫特色道路,农民就是活圣人;走西方化道路,农民就是粗野、肮脏且不值得信任。

那么农民他们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呢?

很简单,引发骚乱的原因就是,政府开始拆解村社的行为。

由于农民骚乱频发,所以维特又开始换了个法子推行土地改革:对村社原本强制分割的破碎小土地进行重新规划,让每家每户的土地都集中起来。

村社在往前提及过很多次,不再详细讲述,只谈土地规划的意义。

原本村社农民的土地都会被划分成一长条,每家农民的土地还会打散分配成好几条相隔几百米的条状土地。如此极端的反内卷,强制平均化带来的是平均的贫穷。

农民从来不是什么不想发财的愚人,他们也知道财产是好的,有钱可以买好衣裳穿、好酒喝。农民也从来不是什么一门心思苦干的机器人,他们也知道土地分散后种地很累。

所以相比于引发反抗的强制拆解村社来说,几乎所有的村社农民都欢迎政府派人来进行土地规划。

在1897年,有5万户农民离开村社;1898年是51万户;1899年58万户;1900年34万户;1901年14.5万户;1902年上半年4万户。

这个数字是维特后续跟进土地改革的时候调查得到的,但解读数据也是一种技术。

假如根据数字高低就判断,那么明显可以说明,政府的土地改革措施遭到农民抵制,失败了。

但对村社有更深入了解才能得知,愿意离开村社的人其实已经跑光了,剩下无疑都是坚持留在村社的农民。

对这些顽固派显然不能再强制拆解,这样只会激起农民的造反,所以即时更改政策,推广土地规划让村社农民归于平静才是1902年农民骚乱平息的秘密。

在后世的苏联时代有这么说法:自从安装了天然气炉灶并且燃气免费后,就有不少老太太每天把灶台开着,24小时不关,反正是免费的。

外国人听了就感觉,啊,这不就是公地悲剧吗?所以人性贪婪巴拉巴拉……

但比方说莫斯科附近的俄罗斯人一听到这个说法,立马就能反应过来:这些老太婆一定是乌克兰人吧?

这里说的不是俄国的地域歧视,而是村社和私有制对俄国人的影响。

乌克兰普遍搞的是小农私有制,所以那里人对公共资源普遍是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的占便宜心态;而在传统俄国范围中的村社农民来说,公共资源是集体所有,要是谁家小孩浪费公共资源立马就一个巴掌糊脸上了。从小被这么教育,长大之后也一定会把这种集体思想传给下一代。

这个案例是一个缩影,既可以说明俄国文化多样性,也可以说明村社传统并不完全是落后的。

村社传统不算完全落后,集体经济在资本主义下也并非完全没有出路,那么在精简人数、减少了税赋负担之后,很自然地,俄国的村社也开始逐渐显现出复苏的生命力:

一些头脑灵活的村社长老开始派人去城镇的工厂、商店签订供货合同,为城市居民提供新鲜的乳制品、水果、肉类和蔬菜;还有一些村社则开始种起了经济作物,为工厂提供酿酒用的土豆或者棉花、亚麻等纺织原材料。

资本主义的经营理念正在把古老的农村公社逐渐改成提供经济价值的初级合作社、农民互助组以及各种各样的农村经济组织。

归根到底,农民也是人,既不高尚也不丑恶的人,活生生的有自己喜怒哀乐的人,他们也想和城里人一样穿好的吃好的。

那么革命对于农民的意义就很明显了:农民是极端现实的,如果政府不给农民活路,那么他们就是最激进的革命大军;如果农民获得了实际的利益,那么尝到甜头的农民就愿意捍卫现有的秩序。

如此现实的农民无疑令事后总结经验教训的知识分子们精神崩溃,因为知识分子的理想就寄托在理想化的农民身上,但对只关注眼前的农民来说其他人的看法哪有自己得到利益重要?所以两者的分道扬镳注定了如同风暴般席卷俄国社会的“革命”最后的结局是如何。

第二十九章,螺旋上升的局势

农民的平静不代表俄国高涨的社会危机的结束。

在俄国农民阶层往往是发不出多少声音的,而在俄国能够制造出最大音量的阶层,可能就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

这些人往往聚集在大城市中,集中

就意味着在一小片区域里,他们的声音占据了绝对的“主流”,甚至就连生活在城市中的俄国贵族、官僚、当权者也被这种来势汹汹的“民意”震撼到了。

所以对俄国上层来说,目前的确是到了需要做些实质性的动作来缓解社会上对俄国政权的攻击。

“尼基,这次我给你带来了一位新人,或许对你很有用。”

大约是在1902年5月的一天。

最近一系列的社会运动让尼古拉感到分外憔悴,面对恐怖主义的袭扰,他着急也没什么用,这些地下战线的工作完全依赖于帝国暗探局的隐秘工作,越是急于行动恐怕越是会暴露自己的意图,打草惊蛇。

桑德罗最近倒是很活跃,他说因为现在时局艰难,所以罗曼诺夫人应该更加努力为国家工作才是。

说是为国家工作,其实就是为沙皇尼古拉二世排忧解难。

他今天找到尼古拉还带上了一位穿着笔挺的军人,与此同时宫廷事务大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也跟在一旁。

“这位是?”

尼古拉在冬宫迎客的孔雀石厅接见了桑德罗推荐的这位军官。

“亚历山大·别佐勃拉佐夫,曾经是近卫军骑兵团的一名退役军官,先前在远东游历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朝鲜、日本的语言和风土人情都有了解。”

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主动为沙皇介绍起了这位曾经和他有共事经历的军人,可能是由于他的衣着打扮、拘谨作风,让尼古拉想起来被刺杀的前任内务大臣,所以初始的印象上尼古拉对他感觉还不错。

“尼基,我是觉得,宫廷大臣推荐的这人说不定可以派去远东成为我们对日情报方面的活动专家。”

桑德罗小声站在一旁对尼古拉二语道。

“你会说中文、韩文和日文?”

“是的,陛下。”

这位名叫别佐勃拉佐夫的军官很快就把东亚三国的语言都说了一遍,尼古拉对韩语和日语了解不多,仅限于扣你吉瓦、阿尼阿三哟这种水平。中文倒是听得懂,此人的口音大概是山东腔。

尼古拉点头之后又询问别佐勃拉佐夫:“假如我把你派去远东,你会怎么干?”

“陛下,我认为现在的大韩帝国对日本无比警惕,因为东京十分渴望将整个朝鲜半岛都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中。一旦日本的计划得逞,那么依靠朝鲜北部的长白山山脉作为屏障,日本可以轻松撇除俄国的干预,轻而易举地吞并朝鲜。”

别佐勃拉佐夫说,现在朝鲜人的唯一依靠就是俄国的支持,所以他可以招募对俄友善的朝鲜人作为自己的情报下线。等到假如俄国与日本的矛盾激化,不得不开战时,他也可以通过提前训练的朝鲜抗日武装,在朝鲜半岛打游击。

“就像是西班牙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牵制拿破仑的军队,或者布尔人在南非对不列颠人打游击战争那样。”

最后别佐勃拉佐夫总结说。

尼古拉满意地点点头,这个时候桑德罗也紧接着说道:“你这些计划需要多少花费?”

“假如是只做情报工作的话,几十万卢布就可以了。如果陛下恩准我为朝鲜人的武装力量进行投资的话,那么可能就需要至少两百万卢布的经费。”

“能不能少一点?恐怕维特那边不太会批……”

桑德罗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尼古拉打断了。

“不……不用找维特拨款,他现在什么风险投资都不愿意做。”

一谈到维特的死脑筋,尼古拉莫名地就感到一阵烦恼。因为维特一门心思认为,远东的局势完全是由尼古拉在挑起战事,所以拒绝任何军事上的拨款。

自从去年开始,皇帝和大臣会议主席因为远东的外交问题吵了不止一次了,所以尼古拉也不太喜欢跟他讨论外交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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