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明白，以现在的时局，政府想要取胜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不过，现在我们不是还有几百万的军队吗？不是还有半壁河山吗？只要政府能够痛下决心，励精图治，东山再起未尝不是可能的。”
“你说，以校长身边的这些人，这可能做得到吗？”
“我也不相信他们。”
“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现在不论是对政府还是军人来说已经到了必须深刻思考的时候了。”
“这一点我相信。”
在三条巷，郭厅长的住所里，刘建业和自己的老师郭厅长一直谈到了很晚。刘建业很清楚郭厅长其实早已经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刘建业并不打算向外面人说起，更不愿意告发自己的老师，况且，刘建业也很清楚，即使国军内部没有郭老师这样的人在，国军也会输掉这场实际上已经根本没有取胜希望的战争，只不过会慢一些罢了。中国人用在内战上的精力已经太多了，在内战中流的血也太多了。
自从来这个时空以后，刘建业亲眼看到了中国贫穷落后，人民苦难深重的现实。他一直以来只是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尽力地为祖国多做一些事情，保住一些元气。自内战重新开始以后，社会腐败，民不聊生，刘建业也开始觉得中国只有经历一次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人民挣脱苦海，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内战必须尽快结束，决不能让内战把中国的血放干。有能力领导深刻变革的力量，在中国只有两大政党，而眼下自己身处的这个阵营，它的根都已经烂了，可以说既是华佗再世也无法妙手回春了。
所以，刘建业在与郭老师的谈话里，既没有点破他已经知道他的实际身份，也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打算。他只是在老师面前表露出对时局的不满，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对未来前途的少许彷徨。相信，这些话在其他人听来，也就是一些私下里发发的牢骚话罢了，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在郭老师这样的有着特殊身份的人听来，里面就会有不一样的味道了。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即1948年秋时，形势变得更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解放区空前扩大，部队士气高昂，装备改善，攻坚作战能力提高。国军力量不断削弱，被迫改“分区防御”为“重点防御”，一面加强大城市的设防，一面组织若干机动兵团准备随时救援，以求保持对重要点线的控制。在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接连取得周张、潍县及兖州等战役胜利后，解放了除济南、青岛、烟台等少数国军据点外的山东全部地区，已形成对济南的包围之势。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山东兵团、苏北兵团也已经会合。
为屏障徐州，隔断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的联系，并迟滞华东野战军南进，蒋总统作出确保济南的决定，令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率部固守济南，并在徐州及其附近地区集中3个兵团，准备待华东野战军进攻济南受到一定消耗后，伺机北上举行会战，还决定集中162架战斗机、42架轰炸机进行空中支援。
济南位于津浦、胶济铁路的交会处，是蒋总统由“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情况下借以支撑其华北局面的战略要地。该城是山东地区国军部队唯一的坚固堡垒，城内驻有国军第2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所部及空运来的2个旅，共11万人。
ZG中央和军委根据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提出的作战方案，确定了“攻济打援”方针，令华东野战军秋季作战以攻克济南为主要目标，并准备歼灭徐州北援的国军。
国军第2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令守军尽量缩小防御圈，加强要点，特别是机场和城区的守备，控制强大预备队，准备适时进行反击，支援外围据点防守，消耗人民解放军力量于外围，达到固守待援之目的。守军布置了三道防御阵地：以内城为核心阵地，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以周围城镇及制高点为外围阵地。各阵地以混凝土地堡为主，形成能独立作战的支撑点，内外城均构筑有巷战工事。其部署是：以黄河北岸泺口镇至城南马鞍山之线为分界线，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东守备区由整编第73师、保安第6旅等3个旅防守；西守备区由整编第96军（辖整编第2、第84师和独立旅）、“绥靖”区特务旅、保安第8旅和青年教导总队等8个旅防守；另以保安第4旅等部守备长清、齐河等外围据点，以第19、第57旅和准备由徐州空运济南的整编第74师为预备队。8月，ZG中央军委在确定“攻济打援”方针时，指示华东野战军集中全力，采取攻城与打援分工协作，以20天至两个月时间夺取济南，并求歼援军一部。为保证攻济所需时间，要求在整个战役部署上，以多于主攻方向的兵力置于打援、阻援方向。为隐蔽战役意图，要求在豫皖苏边区的西线兵团及位于沭阳、涟水地区的苏北兵团，北移时间不可过早。整个攻济打援作战由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指挥，攻城部队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ZG中央军委还指示中原野战军继续集结在豫西地区休整，待机配合作战。华东野战军根据ZG中央军委指示，决定组成攻城、打援两个兵团。攻城兵团以6个半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大部以及地方部队共14万人组成，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以西线为主攻方向，从东西两线向济南城实施钳形突击。东集团由第9纵队、渤海纵队及渤海军区一部兵力组成，由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指挥。西集团由第3、第10纵队和两广纵队、鲁中南纵队一部组成，由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指挥，并以特种兵纵队炮兵第1团（欠1个营）、第3团及各纵队炮兵团组成东、西两个炮兵群，分别配属东、西集团，支援攻城作战。另以第13纵队为攻城总预备队。阻援、打援兵团由8个半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及地方部队约18万人组成。其中以第4、第8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等组成阻援集团，于运河以西城武（今成武）、金乡、巨野、嘉祥地区阻击可能由徐州以西北援之国军；以第1、第2、第6、第7、第12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及鲁中南纵队一部组成打援集团，于运河以东邹县（今邹城）、滕县（今滕州市）地区待机歼击北援之国军。战役发起前，华东野战军前委了《攻济打援政治动员令》，提出了“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斗号召。各部队深入进行形势、任务和政策纪律教育，开展练兵，加强敌情、地形侦察，制定作战方案，进行战役准备。山东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全力以赴组织支前工作。攻城兵团扫清外围据点，对济南市区构成四面包围9月9～13日，攻城部队分别隐蔽地向济南开进，于15日晚逼近城郊。东集团一部于行进间攻占了龙山镇、三官庙；西集团的两广纵队于16日拂晓包围长清城，主力进至长清东南地区。此时，王耀武判断华东野战军的主攻方向在西面，遂将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机，将第57旅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郊，并掩护整编第74师空运济南。16日晚，攻城兵团全线展开攻击，以突然勇猛的动作迅速突破了守军外围防线。至17日，西集团各部分别占领长清、齐河、匡李社、双山头，歼守军一部，并乘胜进逼西郊飞机场、腊山、党家庄；东集团各部分别攻占王舍人庄、辛店和茂岭山、砚池山、回龙岭等地，歼灭守军整编第73师一部后，直扑外城。攻城部队的迅猛攻势，特别是突破守军的东部屏障，使守军大为震惊。王耀武据此又判断华东野战军的主攻方向在东面，随即一面将预备队第19、第57旅东调，一面以整编第73师第15旅及空运刚到的整编第74师一部自七里河向东实施反击。17日，攻城东集团击退守军连续猛烈反击，巩固了茂岭山、砚池山等阵地。18日，西集团乘机向前推进，攻占古城、党家庄等地，歼灭整编第84师一部，并以炮火控制了飞机场，使国军空运中断。攻城兵团指挥部为扩大战果，调预备队第13纵队加入西集团作战。19日晚，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整编第84师等部3个旅2万余人起义，撤离战场，使守军西部防线出现了缺口。攻城西集团乘势疾进，于20日拂晓占领商埠以西、以南守军阵地。东集团也抢占了黄河铁桥，攻占了燕翅山、马家庄、泺口、新城、黄台山等要点，主力直逼城垣。攻城兵团的连续猛攻和吴化文部起义，使守军部署被打乱，坚守信心开始动摇。王耀武向蒋总统请求准许突围，遭蒋总统严词拒绝，令其固守待援。王耀武随即调整部署，除以3个多旅防守商埠外，将主力撤入城内。至此，攻城兵团以4天时间扫清了守军的外围据点，从四面包围了济南市区。猛攻市区，全歼守军，解放济南王耀武将商埠作为基本阵地，用重兵守备。攻城兵团指挥部为不给守军以喘息之机，令西集团迅速攻占商埠，令东集团抓紧进行攻城准备。西集团从20日黄昏开始对商埠发起攻击，充分发挥了炮火及炸药威力，多路突破守军阵地，并向纵深发展，迅速楔入商埠东部，直逼外城西墙，切断了商埠守军的退路。经过激烈战斗，分别攻占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火车站等主要据点。至22日中午攻占商埠，歼灭守军2万余人。东集团在炮火及坦克支援下，也肃清了外城守军的地堡群，逼近城垣，进行了近迫作业。商埠被攻占后，守军以为攻城部队需经3～4天的准备才能攻城。然而，攻城部队轮番使用兵力，实行“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办法，及时调整战斗编组，保持了很强的突击力。22日黄昏，东、西两集团开始合击外城。各部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实施连续爆破，勇猛突击，仅1小时激战，即攻入外城，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至23日中午，全歼守军第213旅及保安第6旅残部，占领外城，逼近内城。此时，蒋总统一面严令王耀武率部坚守内城，一面督促徐州各兵团迅速北援，并令空军对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城区狂轰滥炸。为减轻济南市的损失，攻城各突击部队发扬勇敢战斗和连续作战的作3，于23日晚，对内城发起总攻。内城护城河河宽水深，城高墙厚，守军设有许多明碉暗堡，组成三层严密火力网。退守内城的第15、第19、第57旅等部依托坚固工事，运用各种火力与障碍进行顽抗。攻城部队在炮火支援下，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对内城实施突击，首先在城东南角、西南角打开两个突破口。守军拼死抵抗，战斗异常激烈。攻城部队除第13纵队一部从西南角登城并占据少数房屋外，全线受阻。攻城兵团指挥部遂调整部署，将炮弹、炸药集中使用于主要突击方向，再次组织突破。24日2时许，第9纵队第25师和第13纵队第37师各一部，运用炮火、爆破、突击紧密结合的战术，先后在城东南角和西南角突破成功。其余各纵队也于拂晓突入城内，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突入部队东西对进，直插纵深，守军节节败退。激战至24日黄昏，全歼内城守军。外围据守马鞍山、千佛山等地的国民党军残部，经攻城部队的炮击和政治攻势，于25、26日放下武器。王耀武等少数高级官员化装潜逃，在寿光县境被民兵俘获。打援兵团严阵以待，国军增援部队仓皇回撤。当华东野战军攻城兵团突破济南外围防线之际，蒋总统命令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光亭指挥第2兵团准备由商丘经鲁西南北援，第7、第13兵团分由新安镇、固镇地区向徐州集结，准备沿津浦铁路（天津－浦口）北攻。据此，粟裕令打援兵团迅速进入阵地，做好迎击援军的准备。打援、阻援集团分别在邹县、滕县地区和城武、金乡、巨野、嘉祥地区严阵以待。蒋总统为解济南危局，严令徐州的三个机动兵团迅速沿津浦路北上增援，但各兵团都对此视为畏途，不敢贸然行动，互相观望，当济南被攻下时，它们还远在200多千米之外。9月24日，第7、第13兵团尚在集结之中；第2兵团进抵城武、曹县地区后，闻济南守军已被全歼，即仓皇回撤。济南解放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国军先后弃城撤逃。至此，山东全省除青岛及少数边沿据点和岛屿外，均获解放。战役期间，中原野战军严密监视和牵制中原战场的国军，有力地策应了攻济作战。华东军区所属各军区和豫皖苏、冀鲁豫军区部队及民兵也积极配合，主动出击当面之敌，攻克据点数十处。济南战役，华东野战军经8昼夜激战，以伤亡2.6万余人的代价，共歼灭国军10.4万余人（内起义2万余人），俘虏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火炮800余门、坦克和装甲车20余辆、汽车238辆，击毁击伤飞机3架。
济南被攻占的消息传到南京，蒋总统在总统府内大发雷霆，大骂第2绥靖区王司令无能,对党国不忠,甚至为此摔坏了收音机。
济南城破没几天，被俘的王司令通过GCD的电台通电反对南京政府,号召国军将士不要继续顽抗。
“在济南即将失守时，我命令不要破坏仓库设施，还告诫部下：这次战争，不同于抗日，各位好自为之。”王司令在后来的自述中这样写道。
黄埔路，国防部的气氛里也是一片肃杀。
第三部 第三百四十八章 回国(三)
南京，虽然现在已经是秋天，但是因为气候所至，温度还是不低，令人感觉不到多少秋天应有的凉爽。
“就连济南城这样的国军坚固设防的大型城市，G军都能够进攻得手，以后，国军在战场上可就不能在依托坚城据守待援了。”作战厅蔡文治副厅长喝了一口咖啡，郁闷地说。
“济南失守以后，G军已经基本控制山东，从整体战略态势上，挡在他们向南京进攻道路上的，就只有徐州剿总属下的数十万部队了。要是国军在这个时候不能在徐州一线挡住G军的前进步伐，恐怕，不用多久，我们就连这里都要拱手相让了。”刘建业说道。
“我就是想不明白，徐州这样重要的地方，属下又有几十万国军精锐，为什么总统会把刘经扶那个蠢猪一样的家伙放在徐州剿总总司令的位置上？而把杜光亭作为他的副手？要知道徐州现在已经是南京的门户了，徐州一旦丢失，南京门户洞开，这样的紧要地方就算不派去一只老虎，怎么着也要派去一条能看家的狗，怎么可以派过去一头猪呢？这不是开玩笑吗？”蔡副厅长略带激动地说。
“蔡兄，不管怎么样，对于总统的任命，我们都只有无条件的服从。事已至此，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还有，我觉得有必要提醒老兄，在这个国防部大院里，除了我们这些真正的军人，可还有二厅那样的听命于毛局长的人在，小心隔墙有耳。”刘建业知道这位蔡副厅长性情耿直，经常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直截了当的批评，所以，得罪了不少的人。再说，对于职业军人来说，与二厅那些有着国防部保密局身份的人几乎就是格格不入。
“你老兄怕那些人，我可不怕，大不了不当这个副厅长了，也省得总是受气。”蔡副厅长说。
“你以为我真的害怕那些人，我只是不想多找麻烦罢了。”刘建业解释道。
“党国到了如今的局面，这些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蔡副厅长说道。
“现在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时候，我们还是先想着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吧。徐州一带的大战，已经是一触即发了。此一战对于国军来说，实在是不容有失。”刘建业说。
“不知道郭厅长在总统府里开会的结果怎么样？到底总统会如何抉择？”蔡副厅长仰头看着天花板说。
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一座普通的小院。
9月25日傍晚，这是济南战役结束的第二个黄昏，毛泽D手拿一份绝密急电与周恩L一起察看地图。这是一封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Y以自己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的绝密电报。
粟Y的报告说，攻济战斗日内即可结束，如敌停止北援，“我们下步行动，拟作如下建议：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惟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人休整。”
颇有战略远见的粟Y还提出另外三个方案：其一，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运河车站南北及峰枣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此案对部队休整有利，但亦增加今后攻占两淮的困难（敌人可能增兵）。
其二，全力向南求援敌之一部而歼灭之，但在济南攻克后，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其三，全军即进入休整。
读完粟Y的电文，毛泽D不由得想起半年前粟Y关于推迟渡江南下的事。
1947年年底，经过反复研究，中央军委决定组织ZG中央东南分局，准备将外线出击到长江以南，由华东野战军第1、第4两个纵队渡过长江，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军的战略大后方。
毛泽D认为，我们的战略先是内线歼敌，然后是转人外线作战，而“转人外线又有两个方式，一为北伐军方式，背靠后方，逐步前进；一为跃进方式的前进，超越敌人。有阵地的前进是合理想的，但依据我军性格，应采取跃进式的。这是由于我军依靠农村，装备不如敌，攻坚条件不好，与有帝国主义援助的敌人作战等条件决定的。应承认跃进是主要办法，要避开自己短处，发挥自己长处”。
刘邓直趋大别山的战略壮举，使全国解放区的形势大大改观，各战场的胜利大大发展，以致扭转了战争局势，南京政府正在走向灭亡。毛**预见，1948年的渡江跃进，则预期必将促进南京政府的统治迅速走向崩溃。所以称之为“第二次战略跃进”，与刘邓那一次有着同样重要的战略意义。
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组建东南野战军，下辖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实施第二次战略跃进，以陈Y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Y任东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又兼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随后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渡江战略跃进的一切工作都在按计划秘密进行。
就在这时，4月18日，毛泽D收到粟Y要求改变渡江跃进战略方针的电报。电报长达3000字，提出华野第1兵团暂不渡江南下，而是留在中原，协助刘邓再打几个歼灭战，把1948年的南线作战重点，从渡江跃进完全转为“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大胆设想。并建议：一、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手榴弹之补给，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并求得在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歼灭仗。
二、对敌人近后方（淮河以南包括淮南和苏中南线直到江边），则派多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辗转广泛游击，配合正面主力作战。
三、对敌人深远后方（长江南苏浙皖赣问及湘黔）则派出多路坚强的远片游击队，配成犄角之势，采取广大范围辗转游击。
四、以上三线武装部队，依据战局的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
五、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五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主力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对苏浙皖赣闽地区，则由华野派两旅兵力分路前往即可，同时建议刘邓、陈谢能各抽出一个旅进入湘鄂赣和湘鄂西地区。
作为战区指挥员，粟Y总是从战略、从全局来看问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把渡江跃进“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到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粟裕对自己、对敌人、对党中央和毛泽D的战略意图都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
他知道自己部队的长处，对如何作战更是无比熟悉。解放战争第三年的转折就是同蒋军进行决战，而过去两年的基本经验则是只有成建制地歼灭敌军主力，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旨，第1兵团的三个纵队，和华野其他主力一样，经过近两年的浴血奋战，不断探索，不断发展，已壮大成为火力装备不下于蒋军精锐主力的部队。
而在粟Y看来，今后要同敌人展开决战，要攻克重点设防的城市要塞，要在野战中与迅速构成防御阵地的蒋军作战，正需要这样的部队，需要强大火力才能歼灭旅、师以至兵团建制的敌军。而这样的部队和作战，对战争的贡献非常大，同时粮食、兵员、弹药及其战争物资的消耗也极大，这些可以部分地取给于敌方敌区，但大部分还需要取给于解放区的大后方。他想起目前刘邓、陈谢以及自己和陈Y实际上都是半后方作战，还是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支援，方敢与国军逐鹿中原，争取在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中打大歼灭战。
粟Y对渡江后能否吸引那么多敌人也表示怀疑。毛泽D在1月17日的电报中估计，三个纵队过江会吸引敌军20－30个旅回防。而粟Y则不这么想。当年跟随毛泽D一起上井冈山，又善于实施全局性指挥的粟Y，十分了解自己的敌人，摸透了敌人的脾气。在他看来，解放军以一个兵团10万多人的兵力渡江，南京的蒋总统不会调他的两个整编师等机械化重装备的主力部队、而放弃重武器到江南水网地区寻解放军作战，也不会让战斗力很强的广西部队回江南，那是放虎归山，会与他争夺江南宝地。蒋总统只会调动他在中原的二流三流的部队，刘邓在中原，他不敢抽调一个精兵去江南。这样，对于大局也就没有决定作用。
粟Y还有他更为重要的看法。他从陈Y的传达中得知，中央和毛泽D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他认为，这种设想非常富有远见。可是，如果不能在中原先打几个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之主力，就匆匆忙忙跃进江南，那么江南在无后方的半游击性作战中未必能迅速变成半后方大兵团作战的中原。而中原敌人则可以重点防御，机动增援，在我分兵江南、主力削弱的情况下，也难以迅速巩固华北。
粟Y还看到，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和回师中原，确系避我之短，扬我之长，而跃进江南，对于第1兵团这样一支重装备运用已很熟练、围歼敌人能力很强的部队来说，反倒成了丢其所长。跃进江南，计划上是这样讲，但实际上并不轻松，要边打边走，至少损失5万人，如果这些人用于中原作战，完全有把握歼灭敌人好几个整编师。这样，减轻老解放区负担、避免后方崩溃的战略任务，既然可以通过出击中原而完成，就没有必要放弃集中全力在中原歼敌的机会而急于跃进江南。
粟Y还有更妙的一条，那就是他的经验、他的战场直觉。擅长韬略、智勇双全的粟Y，已有20多年的作战经历，诸多的经验教训造就了他那灵敏的战场直觉。他担任参谋长时的红10军团的覆没，他所指挥领导的苏浙军区部队绝粮久困于天目山，一年前刘邓首长千里跃进大别山几乎丢弃全部重装备，使他看到现在10万多人跃进长江以南杀出一条血路，作完全没有后方的作战，必然要丢弃全部重装备，减员一半，出现大批伤亡，伤员无法收容与归队，逃亡失散不断；尤其是火力减弱与伤员、弹药的极大困难，将使指挥员难以捕捉战机和坚持歼敌，在当前国共决战的非常形势下，补给严重困难和“与民争食”，会使10万大军难以立足。
经过反反复复思考，反反复复对比，在说服陈y司令员并征求刘邓首长的意见后，4月18日，粟裕终于鼓足勇气，斗胆直呈，以长达3000多字的详细报告致电中工委刘少Q、朱D，并请转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为明确责任，电报是以粟Y个人名义发出的。他在电报最后特别表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后悔。”并一再说明，这是自己不成熟的意见，虽经月余考虑，恐有不周，加以对政局方面的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刚到城南庄不久的毛泽D与周恩L等反复商量后，将陈Y、粟Y召到城南庄，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经过再三讨论，同意和采纳了粟Y的意见，对华野第1兵团的任务重新做了布置。
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与中央战略行动方案不同的意见的将领，是大智大勇的。粟Y作为战区指挥员敢于采取这样一个极有分量的大动作，深受毛泽D、周恩L、刘少Q、朱D、任弼S等中央领导人的赞许。而善于实事求是地采纳部属不同意见的最高统帅更是大智大勇的，这需要特别的战略勇气和恢宏气度，这种高度的民主，保证了中国GCD的领袖们能够左右这场前无古人的国共命运大决战。
1948年上半年，陈Y、粟Y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和刘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先后进行了皖东、豫东、开封、襄樊、昌潍、兖州等一系列战役，大量歼灭当地的国军部队，收复了苏北、江淮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