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中学至大学的前两年，李登辉接受的都是日本式的教育。从小接受日式教育的李登辉至今对日本的感情依旧，凡是到台湾见过李登辉的日本访客，都从心底感到李登辉亲切、热络，犹如自己的“家长”。
日本人为某些政治目的，为了使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能对日本降低敌意，有时也会说一些谢罪的话，为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暴行引咎自责。但是，作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李大总统却公开表示，“时间已经过去50年了，日本何必为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老是不断地道歉呢！”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登辉竟然公开支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参拜供有日本14名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2001年8月，最新一期日本周刊杂志《周刊新潮》中有一篇特别报导：《李登辉送给小泉靖国参拜的加油歌》，透露了李登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小泉首相的想法十分自然，有各式各样的人反对参拜，那大概是不知道战争的悲惨。”还说：“不仅是日本，任何国家都有类似靖国神社般专门奉祀为国牺牲的人的场所，国家元首乃至政要参拜那些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每个国家均有其各自的惯例，其它国家的人不应太拘泥于过去的事，而对于靖国神社参拜这一日本的问题出嘴干涉。”“以前的事是以前的，发生战争时国民捍卫国家理所当然，因此而有奉祀这些逝世的人的场所，首相到该处参拜。但是，有人身为日本国民却反对去参拜，这是在挑剔，我无法理解。”“小泉基于日本的主权，堂堂正正去参拜不是很好吗？不会有任何问题，我支持小泉首相到靖国神社参拜。”
日本战败后，部分深受日本教育影响的台湾人对前途感到一片茫然，国家认同感更让他们备感错乱。日本统治时代，他们受的教育告诉他们，日本是“日出之国”，日本人是天神的子孙，是世界一级棒，要带领全亚洲成立东亚共荣圈……“日清战争”后，日本看透了中国衰败的真底细，所以把中国人称为“清国奴”。“日支事变”后，中国更是不堪一击，南京一下子就被攻陷，因而日本教育处处鄙视中国人。但如今，却要台湾人把原先的国籍由“日本国”改为中国，换句话说，要他们回过头来当“清国奴”，心里自然百感交集，不是滋味。一九四五年八月，当日本天皇宣读投降宣言的瞬间，李登辉也同感茫然。他彷徨无助，不清楚自己究竟该是岩里政男，还是李登辉？如果由岩里政男变成了李登辉，那以后是不是还是任由人叫他一声：“LEETOKI桑！”
读淡水中学那年，刚好碰到改日本姓名运动，李金龙为李登辉改名为“岩里龙男”，之后又改名为“岩里政男”。这个日本名字从一九四○年（昭和十五年）一直沿用到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日本战败为止。对李登辉而言，岩里政男这个日本名字，比“李登辉”这个中国名字更让他觉得亲切自然。当年，许多有骨气的台湾人，抗拒“皇民化”运动，抗拒改日本姓氏。但是，他的父亲李金龙却率先为儿子改了日本名字；好强争胜的李登辉，亦从来不曾对改名表达过任何不满的情绪，反而对这个日本名字有着一种奇特的感情。
李登辉在台北高校之一位学弟，揭露了李登辉高校时代的一则轶闻。
那年学校里边办击剑比赛，老师把所有的同学分成两组，一组是有段数的同学，一组是从来不曾击剑或是还未得到段数的同学。分组完成后，击剑老师走到未获段数的同学这边，要这些剑术还不是很娴熟的同学，作几次相互砍劈的动作。看完学生们的砍劈动作，教剑术的这位先生问道：“你们有谁敢出来接受挑战？”李登辉毫不迟疑地举手。老师见是李登辉，便说：“好！岩里政男，你和所有的同学比比看吧！”
先生说罢，李登辉举起手上的那把剑，便朝第一位他要挑战的同学扑过去。
击倒一名，击倒两名，击倒三名……在吆喝声中，李登辉竟然连续击倒十几位未获段数的同学。但见李登辉满面骄傲的表情，活像是一个出征归来雄赳赳气昂昂的日本武士。但是，一旁观战拥有段数的同学们，当然不会把李登辉的剑术看在眼里，大家都晓得，李登辉只挑根本不善剑术的同学比剑，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众人自然不是他的对手。旁边高段数的同学，观看李登辉连续击败好几个不会击剑的同学，纷纷发出讪笑，都认为李登辉胜之不武；更何况，以李登辉当时的剑术功力，果真要比武，肯定是要出丑的。但是，李登辉仍旧扬扬得意，仿佛得了剑术冠军似的喜不自胜。
事后，有人质问李登辉，你那天为何仗势欺负剑术不高明的同学，有人讲其实你剑术也高明不到哪儿，难道你自认为剑术无可匹敌吗？谁晓得李登辉竟火冒三丈，振振有词回答说：“那你要叫我怎么样？那是先生叫我表演剑术的啊！是他们自已剑术技不如人，怪谁？”
和许多受过日本“皇民化”教育并视日本为宗主国的台湾老一辈人的心情一样，要他乍然接受日本战败的“残酷”事实，承受长达二十二年日本教育的李登辉，内心深处的冲击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一种“亡国”般的羞辱冲击着李登辉内心深处。对中国，李登辉向来不带好感；就二十二岁以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辉而言，中国始终是他的敌人，哪怕天皇已经明令结束战争，向中国在内的盟国无条件投降。
日本于1895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在此期间，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割裂出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使扩充兵源，将台湾作为补给基地，日本当局在战时对台湾实行“志愿兵”制度。
但随着战情的需要，“志愿兵”的制度后来演变为“征兵”。由于军人在日本是一个具有相当荣誉感的身份，因此日本侵略者初期并不情愿让他们眼中的“二等人”———台湾民众当军人，而是作为“军夫”。
按照“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这是最劣等的人。1938年，日本首先在朝鲜实施志愿兵制度，但由于担心台湾军人在侵华战场上会反戈一击，因此直到1941年年底才不得不征召台湾军人。这些“志愿兵”一般是十九到二十三岁的青年，少数只有十七岁，最大也不过三十岁。
到了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于是，更多的台湾青年就这样被推到太平洋战场，葬身海外。《高砂义勇队》一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原住民籍士兵先被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战场，后又调到后方兵站负责粮食搬运，最后在密林中饿死，但他背上运送的五十公斤大米却一粒未动。
据统计，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共有三万名台湾人被日本征召后战死海外，约2.8万人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其中包括李登辉的哥哥李登钦。
李登钦日本名为“岩里武则”，1943年10月在高雄左营“台湾总督府海军兵志愿者训练所”入伍，1944年4月进入左营海兵团，1944年7月被认命为海军二等机关兵，1944年7月配属于南洋诸岛第32特别根据地，由高雄港出发赴菲律宾吕宋岛，在菲律宾吕宋岛战死。
事实上，在日本推行“皇民化运动”的过程中，强迫每个中国学生必须有一个偏名，就是在名字的第二字之后加上班级数，然后再加一个“郎”字，因此李登辉也有过“李登三郎”、“李登五郎”等名字。后来，李登辉起了一个正式的日文名字“岩里政男”。
一般认为，李登辉父亲名叫李金龙，在日本统治时期是深受日本上司称道和器重的刑警，其家庭也因此受到日本殖民者的许多恩惠而发迹。李登辉之所以具有浓郁的亲日情结，对中华民族感情淡薄，与此不无关系。但李登辉的种种表现却让人不得不置疑他的中国人身份，更是有人爆料说：“李登辉的爸爸是日本人？”
出示的照片是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拍摄的一张日本警官的集体照，照片上有9名戎装的日本警官，一名中国人。据说其中的一人就是李登辉真正的生身父亲。其依据有三点：第一点，前排4人中的左边第一人，文章推测，无论是五官、脸型、轮廓等都与20岁时的李登辉极像。第二点，照片中的人，身材高大，光是坐着就比别人高出半个头，相对之下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却那么瘦小，怎么会生出那么高大的儿子呢？第三点，这张照片被发现的地方，是在李家祭祀自家祖先的“源兴居”祖室祠堂祖先牌位旁。按照台湾一般人的习俗，只有神和仙人的图像才可以放置在祖先牌位的位置。这张照片如果对李登辉没有特殊的意义，怎么会被摆在祖先牌位的旁边呢？李家祖先的牌位旁挂着一群日本警官的照片，而照片中的一个人又长得和李登辉那么相像，这会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摄影行家的推测，这张照片大约摄于1930年，当时李登辉七岁。传说中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三芝乡“源兴居”李家祠堂里那帧照片中的九名日本警官之一，曾与台湾的一位少女生了一个男孩，日本战败投降以后，沸騰文學台湾重新归还中国，当时在台湾的日本人都被遣送回国，照片中的日本警官也被送回日本。这些警官回去后便杳无音信。李金龙因为在日本统治时期担任过日本刑警，不但与日本刑警熟悉，而且为人又好交谊，所以日本警官所遗留的男孩便托付给他抚养**。这才传出李登辉的爸爸是日本人。
这张照片引出的疑问，虽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李登辉的恋日情结是那么深厚，加之他口口声声说自己22岁以前是日本人，千方百计要访问日本，因此使关注这个问题的人更如堕入千里烟雾之中。
当然，如果李登辉是日本人，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用间谍行为来描述；如果他是中国人，那么他的行为就只能用汉来形容了。
当然，李登辉这个人在政治上的操守也正可以用《三国演义》里面张飞骂率不得那句“三姓家奴”来形容。他先是日本人的忠实走狗，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就读期间曾经加入过GCD,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又出卖了自己党内的同志，保住了自己的一条狗命，为了仕途，又参加了GMD,最后一手搞得GMD分裂。被GMD开除以后，他又成了搞台独的台联党的精神教父，自诩为什么“台湾之父”。如果细细数来的话，他不但是三姓家奴，简直可以说是四姓家奴。
“范副官，你去日本的陆军省查一下他们的陆军兵役记录，找一个叫做岩里政男的台湾人的服役记录，看看他现在是在哪个地方。如果他现在在日本，那就找到他，然后……”刘建业作了一个割脖子的动作，“如果不在日本，就查到他现在在哪里，然后派人去把他解决掉。”
“是，我立刻就去办。”范副官没有追问原因，就直接接下任务走了。
第三部 第三百二十四章 正义(三)
日本尚未签署投降书时，美国国务院和麦克阿瑟通过往来电报和信使，就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了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8月29日，一份名为《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发给前往日本途中的麦克阿瑟。该文件声称美国对日本的终极目标是：……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该政府将尊重他国的权利……盟国并无责任强加给日本以任何形式的、未得到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支持的政府……鉴于日本社会当前的形势，以及美国希望使用最低限度的军队和资源达到其目的，最高统帅将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关团体行使其权力……这一政策旨在利用日本现存的政府形式，而不是支持它。
正是根据这项政策，麦克阿瑟开始执行他改造日本的计划：解除武装，惩办战犯，进行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实行宗教、出版自由，解除党禁，改革教育制度，解放劳工和妇女。一方面将旧日本种种丑恶落后的特征消灭干净，一方面为新日本的民主化培植基础。
麦克阿瑟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使日本非军事化，解除日军的武装。战争结束时，日本有近700万军队需要遣散，其中在海外的有400余万。麦克阿瑟通过撤消原日本陆海军省后新设立的第一、第二复员省，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销毁日本军事装备的任务是由驻日的美国第8集团军和中国第49集团军来完成的。他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寻找能发现的所有武器，炸毁了弹药库，烧掉了飞机，把步兵武器扔入大海或者运送到中国，关闭军工厂并将部分设备作为象征性赔偿交给中国和苏俄，摧毁海军基地和军用机场等军事设施，总值达数十亿美元。
与这项解散陆海军和解除武装同时进行的还有清洗军国主义分子的措施。1946年1月4日，盟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清洗计划，列举了要求“罢免和清洗”的七类人：第一类为战犯；第二类为职业军人和陆海军部特别警察和官吏；第三类为极端民族主义、暴力主义和秘密爱国团体的主要成员；第四类为参与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和大日本政治会活动的主要分子；第五类为同日本扩张有关的金融机构和开发机构成员；第六类为占领地行政长官；第七类为其他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上述人员均被要求免去公职，剥夺其竞选议员的资格，以排除其对政治的影响。这次清洗涉及人数约22万人，其中18万为旧军人。同时，约1300个超国家主义的而且是军国主义的团体、组织被解散了，甚至旧军人的遗属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在这一系列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逮捕与审判战争罪犯了。
9月8日，麦克阿瑟在美国第1骑兵师的8000名官兵的陪同下，进驻东京，随即展开了逮捕战犯嫌疑人的工作。
早在1944年11月，美国就指令同盟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小委员会在重庆制定日本战犯嫌疑人名单。该委员会于1945年9月7日列出了总计342名日本战犯嫌疑人名单。不过，该名单是按照与同盟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伦敦总部甲至丙级战犯标准不同的分类法列出的，其具体内容基本上是相当于乙丙级标准的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残暴行为，对确定甲级战犯事宜的帮助不是太大。
日本人此时也极为不安，他们很想早日知道具体名单。于是，东久迩内阁便放出3来，表示希望同盟国从速公布战犯嫌疑人名单。在华盛顿和日本人的催促下，麦克阿瑟责成盟军总司令部情报处长威洛比将军与艾克尔伯格将军率领的宪兵合作，组成了战争罪行调查局。9月10日，该局确定了即将逮捕的第一批38名战犯嫌疑人的名单。东条英机是甲级战犯的第一名。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鲜血的法西斯头子，早就料到自己可悲的结局。不过，他还存有侥幸心理。3周前，日本内阁讨论投降时，他就多方进行阻挠，并于8月12日偷偷与阿南惟几和火田俊六两名战犯进行串连，并要他们作证，他所打的是一场“自卫战争”。
9月12日，这个头号战犯还故作镇静。当一群新闻记者来到他在世田谷的寓所时，东条正大模大样地坐在一张大书桌前写东西。室内布置依然如故：正面挂着一幅这位前首相穿军礼服的全身像；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马来亚某崇拜者送的虎皮。故意摆出一幅威3凛凛不可一世的样子。
听说要逮捕东条，外边的人越来越多，新闻记者们竟涌进花园。到下午3点前后，人声鼎沸，几乎水泄不通。东条叫他夫人带着侍女立刻离开家里，孩子们早就搬到九州去了。东条夫人不愿离开。“多多关照自己。”她说，怕他会自杀。“请多多关照自己。”她又说一遍，鞠了一躬。他只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
东条夫人带着侍女从后门出去，绕过围墙，上了街道，朝汽车道走去。前面乱七八糟挤满了车和人，使她无法看见自己的家。于是，她走进街对面一幢房子的花园里。这幢房子地势较高，是铃木医生的家。早些时候，铃木医生曾用木炭在东条的胸部给他画出心脏的位置。她从围墙上面看过去，美国军人、宪兵已把她家包围。有个美国军官在喊：“告诉这个狗杂种，我们等的时间够长了。把他带出来”猛然间，她听见一声沉闷的枪声。士兵们开始向屋内冲去。即使身在街道的另一边，她也能听到木板破裂的响声。那时是下午4时17分。
保罗;克劳斯少校和执行逮捕的人，以及跟在后面的记者们冲进东条的办公室。东条没穿外衣，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鲜血浸透了他的衬衣。他右手还拿着一支0.32口径的科尔特自动手枪，枪口对着冲进来的人。
“别开枪”克劳斯喊了一声。
东条并没有表示他听见喊声，但是手枪当啷一声落到地板上，东条身不由己地倒在椅子上。他向一个跟进来的日本警官示意要水喝。一杯水他几口便喝光了，还要喝。
4时29分，东条的嘴唇动了。陪同记者前来的两名日本翻译开始记录东条的话。“要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他小声说。他的脸痛苦地抽搐着，但人们看着他毫不同情。“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他说，“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他的声音稍大了一些，但吐字并不完全清晰。“我想自杀，但自杀有时候会失败。”子弹几乎一丝不差地从铃木医生在他胸部所标的位置穿进去，但就是没有打中心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子弹刚巧错过了他那颗畸型的细长心脏。美军宪兵叫来医生，给他缝好前胸后背的贯通伤口后将他送往医院，在那里给他输了几位美国士兵献的血。东条逐渐恢复了健康，不得不接受同盟国的审判。
12日，日本内阁匆忙通过一项决议：由日本自己的司法机构抢在盟国审判之前逮捕并审讯战犯嫌疑人。东久迩首相奏请天皇裕仁批准这项决议，却遭到拒绝。天皇声称这些战犯都是竭尽忠诚的人，不忍心以自己的名义加以处置。东久迩为了表示日本政府的存在，仍然要求从美军那里接过逮捕战犯嫌疑人的任务，然后再将其转交给美国宪兵。这一建议立即遭到了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否决。
同一天，尚未被列入逮捕名单的杉山元元帅在第1总军司令部里开枪自杀。
前东条内阁的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和前近卫内阁的文部省大臣桥田邦彦二人双双服毒自尽。
有着“东条的副官”之称的前东条内阁海军大臣海军大将岛田繁太郎被美军宪兵从家中带走。
渐渐地，第一批剩下的战犯嫌疑人除东乡前外务大臣外，都经美军宪兵之手，送往横滨刑务所了。东乡茂德是因心脏病由美军军医诊断后，被允许在自己家中受监禁的。在这些人自首前，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的秘书向他们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传达了天皇的“慰问”之情。
13日，第二批战犯嫌疑人的名单转给日本政府，其中有前首相广田弘毅等与右翼势力有关系的人，内阁书记官长绪方竹虎也名列其间。重光外相急忙赶赴盟军总司令部，声称逮捕重臣和内阁阁员并不稳当。结果，绪方的名字被去掉了，但是，盟军对东久迩内阁的不信任情绪已流露出来。
为此，内阁里出现了“战时内阁的阁僚必须去职”的呼声。当时，东久迩内阁里有近卫、米内和重光三人曾任战时内阁阁员。米内倒是想辞职，但是，近卫和重光却以为自己在战争末期曾遭主战派的迫害，因而不会遭致盟军仇视。尤其是重光，一手包揽了与盟军联络的工作，不把其他阁僚放在眼里。结果，在17日的内阁改组中，重光外相被吉田茂替代。
19日，盟军总司令部命令美军宪兵，将以荒木贞夫陆军大将为首的11名战犯嫌疑人逮捕后关进巢鸭监狱，其中有曾任天皇侍卫长和九一八事变时候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本庄得知消息后立即自杀身亡。
眼看着逮捕战犯嫌疑人的浪潮日益逼近皇宫，日本统治集团惊慌失措之余开始谋划天皇与麦克阿瑟会晤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此举使天皇摆脱被指为战犯嫌疑人的可能，从而为天皇制的延续创造条件。
由于美国政府已在内部表明，要利用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威望来改造日本，因此，麦克阿瑟同意与天皇见面。
日本统治集团闻之大喜。27日，天皇一行乘坐四辆轿车，在没有摩托车开道的情况下，前往美国大使馆。麦克阿瑟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只在二楼会议厅的门口迎接天皇。随后，他们两人通过奥村胜藏的翻译，进行了大约30分钟的秘密会谈。据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里的记载，天皇表示对因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负有全部责任。天皇的谦卑态度打动了具有贵族派头的麦克阿瑟，两人的会谈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
天皇和麦克阿瑟会谈的具体内容，宫内省和盟军总司令部都予以高度保密。此时，在同盟国方面，苏联和中国都强烈要求废除天皇制，美国国内的一部分舆论也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有责任。因此，盟军总司令部表现得很谨慎，只是向各报社传送了一张天皇和麦克阿瑟的合影。在照片上，身着开领衬衣、身材高大魁梧的麦克阿瑟与身着燕尾服、身材矮小的天皇裕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深刻地反映了日本战败后的窘境。东久迩内阁特别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将准备发表照片的“朝日”、“每日”、“读卖”三大报纸予以停止发行和停刊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