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磨一个民族的六个日子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民族历史上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失败。现在，必须尽快决定一亿日本人的命运，以免美国人再次扔下原子弹。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需要一位由最高决定权的人物来平息口水之战，把这个民族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这样的人物很快就出现了——他出乎意料地出现，整个日本国都感到惊讶。
促使天皇行动的是内阁的明显无能：除了争吵外无所事事。长崎的可怕消息对于澄清认识毫无补益。在下午2点30分，内阁做出了决定。就在上午10点之前，在经过数个小时无用的争辩后，铃木提出进行投票。大多数大臣选择接受《波茨坦宣言》，但是仍有持不同意见者，包括战争大臣阿南。铃木厌恶地宣布休会，然后和外交大臣重光葵匆匆去面见天皇。那天上午，裕仁听取了首相的意见，天皇最亲密的顾问、封建主、天皇印章的持有者木户勋爵认为，天皇要采取行动打破僵局。最新的报告只是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即日本的领导人已经陷入了纷争不能自拔。裕仁意识到，如果日本想要避免被彻底毁灭，他就必须抽剑砍断纷争的结子。
裕仁同意在当晚举行帝国会议，以打破僵局。晚上11点之前，内阁和最高委员会的各个成员接到诏令要求与会，木户勋爵和其他几名前首相也接到了诏令。人们都感到迷惑：通常，只有在向天皇呈送已经达成一致的协议时，天皇才跟他们见面。内阁和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们匆匆赶往地下皇宫掩体，地下皇宫掩体跟“图书馆”毗邻，“图书馆”是一个加固的水泥建筑。自从5月份皇宫在空袭中被损坏以来，皇室成员就住在地下皇宫掩体里。
会议室已经准备出来，这是一个长宽分别为30和18英尺的防空掩体，光线暗淡，几乎不通3。与会者穿着正式的服饰，感到呼吸都有点困难。11点50分，裕仁走了进来，登上王座。他显得有点萎靡，似乎非常疲劳。王座位于一个小讲台上，在讲台上前面是一张盖着金色布的桌子，后面是镀金屏3。出于传统的规定，与会者避免正视坐在他们面前的尊贵要人。
铃木要求朗读《波茨坦宣言》，会议开始了。“六要员”中的每个成员站起来轮流陈述自己的意见。外交大臣重光葵不慌不忙地说结束战争的时刻到了——如果盟军允许日本保留天皇。海军大臣米内对此表示同意。阿南将军则表示反对，他严厉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和平的条件：必须允许日本自己遣散自己的武装力量，允许日本自己审判日方战犯，对盟军的占领施加限制。“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我们就要继续勇敢地战斗，直至牺牲”。
当有人问是否日本还有能力战斗时，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将军的回答出奇的乐观，他宣称，反空袭措施将阻止原子弹再次攻击日本。“我们始终保持自己的力量，”他说，“我们期望着进行反击。”
直到凌晨两点，会议还未取得任何进展。年老的铃木费力地站起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数个小时，却没有任何结论，”他开始陈述意见，苍老的声音充满坚定。“我们没有先例——我发现找到这样的献礼是困难的——我必须怀着最崇高的敬意，请求天皇表达自己的意愿。”
铃木慢慢地转过身，走向天皇。这种做法有似于对天皇的亵渎。会议室充满了喘气声，惊呆的阿南喊叫起来：“首相先生！”铃木好像没听见似的，继续前行，到达天皇坐着的台前，朝天皇鞠躬。裕仁天皇会意地点点头，铃木返回自己的座位。
天皇站起来开始讲话。他声音显得脆弱，显示出自己对打破数个世纪传统的紧张心情。“我已经严肃地思考过——”天皇说，“国内国际的局势，我得出结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意味着世界上流血的增多和残忍。”
在场的听众鸦雀无声，人们好像受到了催眠。
“看着我无辜的人民遭受痛苦，我不能再忍受。”裕仁停顿了一下，凝视着钢梁构造的天花板，用带着白手套的手指擦了擦眼睛。他继续说：“想到那些忠心为我服务的人，想到士兵和水手在战场上死亡或受伤，家庭失去了他们的财产——经常连生命也保不住，我感到痛苦。”
天皇继续讲着：“我们必须忍辱负重的时刻到来了。我含着眼泪，同意接受盟军的宣言，宣言要建立在外交部勾划的基础上。”
裕仁转身走出屋子。8月10日黎明，内阁成员们都签署了意见，接受《波茨坦宣言》——条件是，天皇的最高权力不容更改。
整个日本都醒悟过来了，宣布御前会议有条件接受协定的电报发往日本驻瑞士和瑞典大使馆，消息再从那里传到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和重庆。
那天上午9点30分，阿南将军走进陆军部，告诉他的人员投降的决定。这位陆军大臣用手掌拍着自己的平头以示强调：“如果这里有人想跟陛下的决定作对，他只能在我死后这样做。”
阿南的声明没有使所有的官员都服气。那天晚些时候，官员中有两个人——包括阿南的内弟、陆军上校竹下正彦副官——以阿南的名义在广播中了一则消息，督促正在收缩的日本所有的军队“坚决地战斗，即使我们吃*吞土，即使我们睡在野地里”。
当外交大臣重光葵得知这则伪造的消息时，他决定不再等待帝国会议的决定，而通过官方渠道同盟军方面联系。重光葵担心，如果不立即同华盛顿联系，盟军可能把下属官员的言词理解为拒绝《波茨坦宣言》。那天晚上，外交大臣怂恿多媒新闻社的一名编辑，把帝国会议的决定变成摩尔斯式编码，用英文传输给美国和欧洲。
消息传出来后，一群叛乱的陆军军官在东京爆炸了手雷，企图以此煽动实行军事管制和加强陆军的控制力。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在一个受到连续几个月轰炸的城市里，没有人对几枚手雷的爆炸给予太多的注意。
在华盛顿时间8月10日上午7点30分，全世界都收听到了重光葵在电台的消息。
美国政府对此的回应是：“从投降那一刻起，天皇的权威，以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应该属于盟军的最高统帅，盟军将会采取认为必要的措施执行投降协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出来的意志，将决定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
除了苏俄之外，所有的盟国都立即接受了这一回复。俄国人很贪婪，他们跟日本交战仅仅两天，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消化斯大林觊觎的土地——中国东北、北朝鲜、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苏俄企图令人讨厌地阻止和平，在占领日本的盟军高层指挥圈中，它坚持自己拥有席位，并主张对选出来的最高统帅投否决票。
在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黎明前的会谈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突然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说道：“它们完全不可能。”几个小时以后，苏联认识到自己的要价难以实现，于是妥协，同意了伯恩斯*拟的对日本的回复。8月12日，盟军通过瑞士向日方送达了正式回复，并且通过洛杉矶的短波对此进行了广播。
在东京，木户勋爵匆匆起*了手稿给“图书馆”，并给天皇朗读，他强调了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要由“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来决定”这一条款。他指出，这一条款意味着君主政体的结束。“这并不重要，”裕仁天皇说，“如果人民不想要天皇，君主政体就是无用的。我想，让人民自己做出决定很好。”
但是，当内阁开会讨论盟军的广播时，事情很快陷入三天前的僵局中。重光葵赞成接受敌方的回复。如果日本坚持要对投降条件再作修改，盟军可能彻底废除天皇政权，而不是让日本人民自己做出决定。
阿南将军站起来，指出应该拒绝盟军的回复。“他们想阻挠天皇的权力，”他说，“我主张艰苦斗争到底，奋力捍卫国家。”
会议上的一个客人给予了阿南支持，他是顾问委员会主席平沼骐一郎，在有关国家的问题上，他向天皇提出了建议。这个78岁的前首相争论说，使天皇服从于盟军的最高统帅，意味着裕仁天皇近乎变成奴隶。平沼在内阁会议中没有投票，但是他充满**的花言巧G压倒两个大臣。即使铃木也在辩论中收敛起来，“如果别人强迫我们解除武装，”他说，“除了继续战争，我们便没有别的选择。”
重光葵对铃木的反复感到吃惊。这名外交大臣主张，会议最好能在和平努力完全土崩瓦解之前结束。在重光葵的催促之下，铃木宣布休会。
重光葵返回办公室，告诉助手说，如果内阁继续争吵，他自己可能辞职。重光葵的助手、副大臣松本俊一建议重光葵再争取些时间。盟军的正式答复已经到达瑞士大使馆。“我们为什么不能假称明天上午才收到答复？”松本建议，“今晚请回去休息一下。”重光葵表示赞同，间隔了好长时间，他才打电话给木户勋爵，告诉他情况不妙。
那天晚上，木户勋爵召铃木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想平息首相为和平进行战争的努力。“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拒绝《波茨坦宣言》，”木户对铃木讲，“100万无辜的日本人将死于轰炸和饥饿。如果我们现在寻求和平，我们中的四到五个人将遭到谋杀，但是这很值得。还有，现在寻求和平是天皇陛下的意志。”
8月14日一开始，美国就传来一则消息。在快天亮时候醒来的东京居民看见天空有一架B29轰炸机。这架飞机装载着不具有致命性的物品，即传单，“美国飞机今天不会轰炸你们。美国飞机在抛撒传单，因为日本政府已经表示要投降，每个日本人都有权利知晓投降条件”。
木户勋爵在宫殿的地面上拣到一份传单，上面的内容使他感到惊讶。他匆匆去向天皇报告，警告他说，如果军队获得了传单，军队就可能发生普遍的叛乱。天皇认识到时间不多了，他不能再等待内阁做出决定，如果仍有人反对投降，对投降犹豫不决，天皇将在上午10点30分，凭借自己的权威召集由全体内阁成员组成的御前会议。“我要下令投降”天皇说。
那天上午10点50分，天皇裕仁穿着简单的陆军制服走进地下会议室。铃木宣布开会，并征求大家的意见。又有不同的意见出现了。于是天皇开始讲话：“如果没有更多意见的话，我就说说自己的意见。”他的言行合乎礼仪，充满礼貌，但是这次他无疑是在命令大家给予默许。“希望你们都能同意我的结论：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战争，”他继续讲，“我充分地认识到，让陆军和海军忠实的军官、战士们置自己的国家被占领于不顾而向敌人投降，那是何其艰难！他们也许会被指控为战争罪犯。”裕仁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他开始哽咽。两个大臣倒在地上哭泣。裕仁继续讲话，“我希望你们所有的人，国家的大臣们，服从我的意志，接受盟军就投降问题的回复。我希望内阁立即起*一个天皇谕令，中止战争。”他走了出去，留下大臣们梳理自己的情绪。
天皇没有给大臣们留下怀疑和行动的余地，即使阿南将军最后似乎要辞职。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消息。会议期间，天皇已经表示，如果能推进和平，他会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甚至在电台广播。这也是没有先例的，日本国家从来没有听到过天皇的声音，除了在1928年由于声音故障，麦克3传出身在50码外的天皇的几句谈话。
内阁在铃木首相的办公住所开了一下午会，起*了一个要中止战争的天皇谕令。两个描摹者用毛笔和墨水，用正式的宫廷G言，辛苦地写下谕令中的815个字母。大臣们同意有必要广播天皇的声明。大臣们推理，天皇是人们相信和尊重的惟一人物。但是，让尊贵的领导做现场广播，大臣们有些于心不忍，于是他们决定让天皇把自己的广播录制下来。
当手谕送给裕仁天皇时，天皇要求做些小的改动。因为时间越来越少，只是在另外的纸片上进行了一些改动，再把纸片粘贴到文本上。这样，在裕仁天皇当晚8点30分签署的时候，这一历史性文件就变成了一种羊皮纸拼图。所有的内阁成员在文件上签名又占用了预留的时间，结果到天皇的讲话录音准备工作完成之时，已经是晚上11点钟。
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外交部通过驻瑞士和瑞典大使馆向盟国发送了外交照会，向这些国家通报说日本已经接受了投降条件。
在11点30分，天皇在皇室事务部一个临时建起的演播室出现。对天皇充满畏惧又疲倦的东京电台技师们从中午开始已经在演播室等候，在这些人面前，天皇把手谕的内容录制了两遍。第一次天皇漏掉了几个词G。第二次他的声音太尖细，又漏过了一个词。他要进行第三次录音，但是皇室管家德川吉弘表示反对，他认为再录一次是折磨，不能要求天皇那样做。裕仁返回“图书馆”，休息了一晚。
凌晨1点30分刚过，一群陆军的激进派年轻军官发动了政变，杀死了负责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师团长森中将，盗用森中将生前使用的个人印，伪造了一个命令，命令包围皇宫所在地，还命令占领了国家广播公司NHK总部，以防止天皇的手谕广播出去。凌晨四点，一队士兵占领了NHK大楼，皇宫卫队封锁了皇宫所在地，关上巨大的铁门，切断了电话线，在一些重要地点架起了机枪。但是由于政变者未能得到陆军部长阿南将军和东部防卫司令官田中将军的支持，政变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为首的军官们或用枪或用军刀解决了自己。
中午时分，全日本的活动都停止了。在工厂、学校、家庭和军事基地，人们聚集在喇叭和收音机旁，收听早些时候新闻广播预告要播出的重要广播。在长崎的浦上谷地，一群人聚集在一个喇叭周围，喇叭设在校园里，校园周围是成堆的烧黑的尸体。在广岛，人们站在喇叭前面，喇叭位于广岛一个被摧毁的火车站外。在东京，裕仁坐在一台陈旧的摆在地下会议室外的RCA收音机前面。天皇和他的臣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著名的播音员和田直元发出的。“本次广播极端重要，”和田紧张地说，“请所有的听众站起来，天皇陛下现在将要向日本民众广播谕令。我们尊重地播放天皇的声音。”
日本的国歌“君之代”播放起来，随后，天皇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日本民众讲话。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公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服膺者。往年，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安亿兆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未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裕仁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数百万日本人为天皇的讲话哭泣，他们的眼泪充满了悲痛、耻辱和欣慰，他们为失去的东西而感到悲痛和耻辱，他们为不再经受长期的痛苦而感到欣慰。在东京，成百上千万人拥挤在皇宫前，向天皇鞠躬。人们的渴望不时被手枪枪声打断，他们当中的陆军和海军纷纷自杀。
一些日本士兵拒绝放下武器，有些士兵卷入最后的野蛮行动。在距离长崎北部100英里的福岳，西部陆军总部的军官们用自己的剑，将16名被捕的美国飞行员砍死。在九州的大分基地，海军第五航空兵部队司令宇垣缠设计了自己的自杀方式——对敌人发动最后的攻击。
而当日本国内为了这些事情乱成一团的时候，刘建业正带领着他的部下乘坐美国的军舰，在大批战舰的保护下，在东京湾上航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日本首都东京。
此时站在刘建业身边的既不是将军们，也不是美国的联络官，而是国内著名的战地记者范希天，萧秉乾，黎秀石。
范希天一生经历颇为丰富，充满着传奇色彩。青年时代的他三次进入大学学习，也曾当过军人，1933年下半年起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益世报》等撰稿，开始记者生涯。后来，他成为天津《大公报》特派旅行和战地记者。范长江以旅行通讯、战地通讯的新闻体裁，真实而详实地报道了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大西北的地理人情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范先生，萧先生，黎先生，我这次把你们找来，不但是希望你们和其他被我请来的记者们一起能够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亲眼见证坚持抗战多年的中国军队最辉煌的一刻。同时，还有一个秘密的任务，希望你们能够帮我完成。这个任务，只有你们才能完成。”刘建业站在舰首，对三位大名鼎鼎的记者说道。
“我们都是手无寸铁的记者，手里只有一支笔，能帮得上你什么忙呢？”范希天说道。
“这件事情由我们来做，不是很方便，但是如果是有你们来做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们是无冕之王嘛。”
“说吧，到底是什么任务，我们只有知道是什么样的任务，才能知道是不是能够帮得上你的忙。”带着英军贝雷帽的萧秉乾说到。萧秉乾先生是从欧洲被紧急请来的。在此之前，他曾经作为随军战地记者跟随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并跟踪采访了西线盟军对德军的大反攻。
“事情是这样的。”刘建业点燃了一根雪茄，开始向三位著名记者说出自己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