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最高统帅用奉化口音说话，刘建业顿时放心了许多。在后来的一些当时的最高统帅的身边人撰写的回忆文章里，刘建业听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最高统帅在接见你的时候，用的是奉化口音，那就是把你当作亲信看待，升官重用是指日可待的；如果他用浙江官话说话，那就是说要拉拢你，让你感到亲切；如果他是用一般的官话讲话，那就意味着他要一切公事公办了，通常这时候的情况就不会很妙。
推开房间的门，刘建业走了进去，一边敬礼，一边高声的用宁波话喊道：“报告校长，学生刘建业奉命前来。”
“快坐下吧。”最高统帅指了一下沙发，对刘建业说道。
“多谢校长关心。”刘建业高声的表示感谢，然后才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
房间正中，坐着一身戎装的最高统帅，一边的沙发上坐着陈长官，另一边的沙发上坐着一名身穿美国军服，戴着眼睛的白头发干瘦老头。
“仲良，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美国罗斯福总统刚刚任命的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将军。”陈部长指着那位美国老头对刘建业说道。
“幸会。本人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20军军长刘建业。”刘建业对美国老头说道。
在后世的无数文章里，刘建业早就多次的见到过这位曾经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上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的美国人。
史迪威1904年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是年21岁。此后42年的戎马生涯中，他战功卓著，荣升为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在40多年的军职中，他曾先后在中国任职达13年。曾任美国驻天津军官、美国驻北平使馆武官等职，其间五次来华，最后一次是二战期间。史迪威在华10多年中，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事件，加上他能讲流利的中国话，了解中国官场和社会情况，被人誉为“中国通”。
他在中国期间曾经领导过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和后来的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地区打通中印公路的作战。在美国军队刚刚加入二战的时候，根据美英两国首脑和两国的三军参谋长联合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美军准备派遣远征军横渡大西洋，在法属西非登陆，作战目标初步定在达喀尔。这次行动是美军在战争中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必须由一名最出色的军官来指挥，以确保首战必胜。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让他的助手马克·克拉克准将对全军的将级军官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史迪威在所受教育、部队训练、作战思想、指挥艺术、军事经验和应变能力等各方面，都名列前茅。特别是他坚定、自信、刚毅、果敢的典型的美国军人性格，更使得这一重要使命非他莫属。
从世界战争的全局来看，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明显处于劣势，而大西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尚未被德国完全控制。美军首先从西北非登陆，与东北非的英军汇合，尔后以非洲为基地向欧洲反攻，应当说在战略设想和战役决心上都是正确的。但是，英国人急不可耐地要求美国立即采取行动，主要是想把美国尽早拖入欧洲战场，把他们身上的重负压到美国人肩上。罗斯福为了紧紧拉住英国人，不顾军方的种种反对意见，同意接受丘吉尔提出的以卡萨布兰卡为目标的“体育家”计划，并且准备在1942年春天就匆匆动手。
史迪威在他的日记里发泄着对罗斯福的不满。他把这位美国总统戏称为“我们的孩子”，认为他像个孩子似的“感情冲动”，“心血来潮”，“异想天开”，被英国人玩弄的把戏所欺骗，“对英国人言听计从”，“把我们逼进了一项鲁莽而糟糕的计划之中”。史迪威认为，在战场形势变幻不定，兵力装备严重不足，海空军掩护毫无把握，后勤保障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贸然派遣美军长途远征，其结局难以预料。美国已无力承受再一次失败的沉重打击，“万一失败，谁又愿意做这样一次行动的替罪羊呢”？他认为，美国应当研究和制定一项全面的基本战略，同时认真做好战争准备，待拥有绝对制胜的把握，并赢得有利的作战时机时，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
史迪威还想到了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同盟国“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十分不利的。这意味着中国在独立抗击日本侵略达4年半之后，仍然不得不承担起牵制和消耗日本的主要任务。中国会怎样看待这个间题呢？他们能继续坚持下去吗？1942年的元旦那天，马歇尔找史迪威谈话，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情况。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珍珠港事件的当天，蒋介石就召见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主张成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军事同盟，共同对轴心国作战。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文告，正式对日、德、意三国宣战。12月11日，蒋介石又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提议在重庆召开对日作战问题的联合军事会议。他还特别召见一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要求美国出面制定一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联合军事行动计划，以及军事互助协定方案。
12月23日，阿卡迪亚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由蒋介石主持，中国军队参谋总长何上将、美国陆军航空司令勃里特、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韦威尔作为本国代表出席会议。不幸的是，会议一开始，三国的“同盟关系”就出现了裂缝。中国为协调各国的作战行动，主张研究和制定一项全面的对日作战计划。美国从其战略利益出发，基本上支持中国的意见。但是英国却对中美两国心存介蒂，不愿让两国染指其在亚洲的殖民地。因此，韦威尔蛮横地拒绝讨论一项全面的计划，只同意研究加强缅甸防御问题。
中国对英国素来就心存不满。自中国抗战以来，英国人为了缓和与日本的矛盾，做了不少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1938年，英籍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将中国的关税收入转存日本银行；1939年，英、日达成初步协定，承认日本对中国的占领；1940年，英国先是将中国政府在天津的存银5369万元交给了日本人，后来又封闭了滇缅公路运输3个月；这次会前不久，驻缅甸的英军又在仰光劫夺了美国援华的150辆卡车和一批武器弹药。现在英国人还是只顾自己保卫缅甸，丝毫不顾及同盟国的利益。
第二部 第二百三十一章 血战落幕（二）
最高统帅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悦，面露温色地说：“讨论来，讨论去，都只谈保卫缅甸，没听见一句支援中国战场的话。不知英、美两国以后是否还支持中国抗战？”何上将也随声附和着最高统帅，怒气冲冲地说：“中国愿将在缅甸的所有租借物资全部退还美国，撤回中国驻缅甸人员，停止中、英、缅的一切合作。”
美国代表见状，急忙出面调解。勃里特一面大谈一旦缅甸落入敌手，美国的租借物资也将无法运抵中国；一面又提出建议，将“支持中国战线”的内容写入会议文件。最高统帅也深知确保滇缅路运输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清楚难以说服英国，只好作出让步。会议终于达成了一项以保卫缅甸为主要内容的“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两天以后，何总长和韦威尔又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重庆会议的风波传到华盛顿，引起了美国的不安。美国虽然把与英国的同盟关系放在第一位，但对拉住中国也十分重视。如果中国战场能有力地吸引和牵制住日军，那就会大大减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压力。中英关系的不睦，特别是英国对华的轻视态度，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陆军部长史汀生对英国人传统的傲慢和骄横深为反感。他批评韦威尔“过于武断，不讲方法，还以旧日的英国方式对待中国”。马歇尔直接给韦威尔拍去一封电报，充满忧虑地指出，日本正在利用香港、马尼拉等英、美殖民地的陷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西方特权的宣传攻势，企图以此来瓦解中国的抵抗。因此，应当让中国增强对英美的信任，理解英美的诚意，“使他们确信我们在远东有着共同的目标”。罗斯福甚至曾要求丘吉尔把韦威尔从那里调走，以平息最高统帅的不满。
在极力弥合中英关系的同时，美国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最高统帅的抗战热情。12月29日，马歇尔向阿卡迪亚会议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以中国的最高统帅为最高统帅的盟军中国战区，并在中国成立盟军的联合作战参谋部。丘吉尔最初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在目前战争中所能作出的贡献估计过高，但罗斯福最终还是说服了他。第二天，罗斯福把这一安排电告最高统帅。最高统帅非常高兴地表示同意，并要罗斯福派出一名美军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1942年1月1日，26个同盟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根据美国的意见和安排，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列于美、英、苏之后，在宣言上领衔签名。丘吉尔虽然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反对此事，但心里是耿耿于怀的。他在后来给韦威尔的一封信中，愤愤不平地写道：“我应该让你明白美国的观点在很多美国人的脑子里，中国和大英帝国一样重要。……如果我要把在美国学到的东西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中国’。”
阿卡迪亚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陆军部长史汀生约他到家里个别谈话。史汀生告诉他，陆军正在物色一名最合适的人选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并且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命运之神正在向你招手。”
史汀生让史迪威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和他对中国的看法。史迪威认为，目前问题的关键是最高统帅能否把中国战区的实际指挥权交给一名美国军官。他十分了解最高统帅对中国军队的严密控制，担心难以做到这一点；而没有指挥权，手下又无美国军队的空头参谋长将一事无成。史汀生告诉他，最高统帅已同意交出部分军队由美国人指挥，当时在华盛顿的中国外交部长宋部长也答应了这一要求。他问史迪威对担负这项任务有什么想法，史迪威虽心存顾虑，但仍然表示：“我听从调遣。”
年已75岁的陆军部长对史迪威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良好印象。他对中国了如指掌，在半个小时里所谈的关于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第一手材料，比我以前了解的所有情况都要丰富。他对中国军队的英勇精神评价很高。”史汀生欣慰地感到：“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人才，他可以帮助我们对付那些将来的难题。”他决定向马歇尔提议，把史迪威派往中国。
马歇尔并非没有考虑过史迪威，但他认为像史迪威这样的优秀军官，应该去指挥美军最重要的进攻战役。现在“体育家”计划取消了，德鲁姆又拒绝受命，马歇尔只好把目光转向了史迪威。16日，他找史迪威谈话，征求了他对出使中国的意见。马歇尔把一些有关的文件交给史迪威，对他说：“你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同盟国的关系，消除分歧，监管滇缅路运输，同时使中国的各派力量联合起来，争取掌握指挥权，给他们下达总体的作战任务。美国会在经济上和装备上给予大力支持。”他问史迪威，能否在这些方面做出显著成绩来？史迪威担心的仍是指挥权问题，认为只要有指挥权，这些事情都是不难办好的，他希望能就此问题得到最高统帅的明确答复。马歇尔表示，会向宋部长提出这个问题，并告诉史迪威，如果他出任这一职务，将会被晋升为中将军衔。
随后，美国就史迪威的使命正式与中方交涉。1月19日，史汀生约见宋部长，向他通报了美方准备派史迪威赴华的决定，并详细提出了史迪威所应享有的职权。主要是：第一，监督和管理美国援华军用物资的分配与使用；第二，在最高统帅的统辖下，指挥所有在华美军及经指定的中国军队；第三，作为美国军事代表，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一切国际军事会议，并担任最高统帅的参谋长；第四，管理和改善中国境内的滇缅路运输。为使中国能接受这些要求，史汀生表示将增加华南和缅甸地区的美国空军，并向所有交由美方指挥的中国军队提供全部武器装备。
蒋介石把手中的军队看作命根子，决不肯轻易让人，但是，美国人手里也握有两张他梦寐以求的王牌，这就是空军力量和美械装备。1月22日，最高统帅复电宋部长，一面对史迪威来华“甚表欢迎”；一面要求宋部长再向美方申明“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令而行，此点应先决定，则其他问题皆可根本解决也”。次日，宋部长将最高统帅的复电内容函告史汀生，算是对美方作出了正式答复。
当天，马歇尔和史汀生分别召见史迪威，将这一最后决定告诉了他，并与他作了进一步的深谈。史迪威虽然觉得自己像个“烤熟的山羊”终于被送上了祭坛，但还是立即着手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他认真研究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各项文件，详细了解了包括越南、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情况，以及缅甸的情况，并且与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的各部门取得联系。
史迪威深深感到了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为他赴华使命的最紧迫问题，是关于缅甸的防御。当时从仰光到昆明的滇缅路运输，是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的唯一国际通道。保持这一运输通道畅通，才能支援和推动中国积极对日作战，从而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但是，缅甸战局正处于危险之中。1月20日，已占领泰国的日本第15军以第33、第55师团越过泰缅边境，攻入缅甸南部。驻缅英军兵力薄弱，斗志涣散，无力抵挡日军攻势。中英两国虽签订有“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但在协防缅甸问题上却是困难重重。英国人最大的担心就是中国方面会利用这次出兵的机会，把英国的势力从缅甸排挤出去，最终重新控制这个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中国藩属国的国家。
早在一个月前的中英美三国重庆会议上，最高统帅就提出要派遣中国军队入缅布防。但是，傲慢的韦威尔上将拒绝了最高统帅的要求。他当着最高统帅的面，用轻蔑的口气说：“要中国人来保卫缅甸，实在是大英帝国的耻辱。”最高统帅只好命令已经开始动员的中国军队。暂勿入缅“。日军进攻缅甸后，英国入慌了手脚，急忙向中国求援，但却坚持要把中国入缅部队交给英国人指挥。最高统帅虽然保卫缅甸心切，但决不愿受制于英国人。他之所以接受史迪威指挥中国入缅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借用美国人对付英国人。史迪威的面前不仅有严重的敌情和战争，而且面临着同盟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和勾心斗角。
1月29日，史汀生和宋部长以换文的形式，就史迪威的任务和职权达成了正式协议。同一天，美国公开宣布了史迪威的赴华使命。像是为史迪威壮行和撑腰，美国国会于2月初通过了一项前所未有的5亿美元对华巨额贷款。陆军部还准备通过海运，向中国派去400名教官和技术人员，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教会他们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并向他们传播美国的战术和技术。
史迪威进入了最后的准备。他以原第3军军官为主，组织了随行的参谋班子。第3军参谋长赫恩准将和步兵主任赛伯特准将，成为他的主要助手。原在步兵第15团工作过的军官怀曼上校和博特纳上校，也调到了他的身边。军事情报处的中国科科长罗伯茨上校，担任了参谋班子的情报处长。出生于四川，曾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过的戴维斯，被借调来担任政治军官。多恩上校继续做他的副官，另外，还调来了一位年轻的夏威夷华人迪克·扬上尉。这个由35人组成的参谋班子，成为史迪威率领赴华的全部美国军队。
出发之前，罗斯福总统于2月9日中午亲自召见了史迪威，他总喜欢表现得比别人更了解、更重视、更关心中国，丘吉尔对这一点有很深的感触，其实这主要是美国的战略需要。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如果中国人屈服了，你想想那会发生什么？那会有多少个日军师团腾出手来，他们会攻占澳大利亚，唾手可得地夺取印度，直接冲向中东……。那将是日本和德国的大规模钳形攻势，他们将在近东的某个地方会师，彻底切断俄国的对外联系，把埃及孤立起来，封锁地中海的全部航道。那时候美国还能干些什么呢？”
史迪威是第一次与总统会面，但他并不为此感到荣幸，因为他对罗斯福没有什么好感。史迪威倾向于共和党人，对这位民主党的总统怀有政治上的抵触情绪。同时，罗斯福是海军出身，史迪威认为他总是“把海军视为掌上明珠，而把陆军当作后娘养的”。此外，罗斯福夸夸其谈，从不容别人插嘴的习惯，也使沉默寡言，绝不多说一句废话的史迪威感到无法接受。
他们这次20分钟的会面像往常一样，由罗斯福滔滔不绝的谈话垄断了几乎全部时间。史迪威觉得他讲话的样子像是对选民发表政见演说，是“漫无边际的奢谈”和“一大堆空话”。罗斯福并不想听听史迪威的看法和建议，也不想了解这位史汀生和马歇尔十分赏识的陆军将领。本来他们两个人对中国是抱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望的，如果他们加深一点儿互相了解，或许能够在对华问题上达成更加一致的基础，但是，这个机会失去了，这给史迪威的赴华使命留下了严重后患。
史迪威好不容易找个空子，向罗斯福问了一句：“总统是否有信要带给最高统帅？”事先他通过史汀生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一要求，希望罗斯福能给最高统帅写一封私人信件。显然，罗斯福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摇摇头，稍稍停顿了一下，想找出几句振奋人心的话来结束他们的会面。他说：“告诉他，我们永远支持中国的事业，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直至中国收复全部失地。”
两天以后，即1942年2月11日，史迪威乘坐的飞机离开华盛顿，开始了飞向中国的航程。
史迪威乘飞机离开美国之后，于2月21日晚飞抵埃及首都开罗。第二天，飞机在开罗加油、保养，史迪威则利用这个机会，去美国驻埃及的军事代表团了解非洲的战场形势。此时，英军在埃及的战况正急转直下，处于不利的态势。在上一年11月，英军从埃及向利比亚境内的德、意军队发动攻势，但很快就被挫败。1个月前，隆美尔率领德意联军开始反攻，英军节节溃退，损失惨重。
听到这个情况，史迪威不由得眉头一皱，心里一阵悸动。几天前，他刚刚接到消息，新加坡的英国守军8万余人于2月15日缴枪投降，日军占领了整个马来半岛。入侵缅甸的日军，也于2月9日突破萨尔温江，正在向锡唐河一线推进。一旦日军占领缅甸，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如果日军攻下印度，德军占领埃及，那不就要出现轴心国东西对攻、打通欧亚的钳形攻势了吗？史迪威既感到焦虑，又感到困惑，“我的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世界正在崩溃吗？”
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赴华使命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在同盟国的战略全局当中，推动中英合作，确保缅甸无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只有守住缅甸，才能保证美国的租借物资大量运往中国，使中国战场更有效地牵制住日军，减轻太平洋上的压力；只有守住缅甸，才能阻止日军西攻印度，避免同盟国被德日军队拦腰斩断。但是，在日军攻势极为凶猛，同盟国节节失利的情况下，要守住缅甸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飞机从开罗起飞以后继续东行，经巴格达、沙迦、卡拉奇等城市，于2月25日中午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
就在史迪威到达新德里之前，最高统帅携夫人对印度进行了十几天的访问。他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劝说英国人改变对印度的政策，允许印度在战后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地；另一方面，则是游说尼赫鲁、甘地等人，劝他们暂时放弃争取完全独立的激进主张，与英国人合作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这两方面都不肯作出妥协，蒋介石居中调停，勉强达到了目的。这期间，英国人的顽固态度，更增添了他对这个老牌殖民帝国的强烈不满。
史迪威到达新德里的当天下午，出席了英印军总司令部召开的会议。总司令部大楼气势庆宏，足可以装得下整个美国陆军部；会议室里坐满了佩戴着中将、少将、准将军衔的英国军官，足可以指挥一支庞大的军队；但在前线，英军却只有三个旅的兵力。这样一个事实，也在淋漓尽致地展示和嘲弄着大英帝国外强中干、江河日下的颓势。
史迪威问起了缅甸的战局，除一位军需主任介绍了一下后勤供应情况外，其他人对缅甸战况几乎一无所知。当时，英印军总司令韦威尔上将已出任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正在爪哇指挥作战。英国人既没有缅甸防御的全面计划，也没有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的方案，甚至连日军在缅甸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意图都不清楚。据英国人说，由于新加坡失陷，荷属东印度大势已去，盟军在爪哇的联合指挥部已经解散，韦威尔马上就要撤回印度。第二天，史迪威离开新德里，飞往加尔各答，准备在那里等候韦威尔。
2月28日，韦威尔来到加尔各答。这位英军在远东的最高统帅神情沮丧，疲惫不堪，本来十分魁梧的身材显得略微有些佝偻。半个月前，他从新加坡撤退时，慌乱之中从码头上跌了下去，摔伤了腰。他向史迪威讲述了日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强大攻势，从香港的陷落、马来亚的溃退、新加坡失守，一直到爪哇的惨败。缅甸的形势也十分危急。2月23日，日军击溃了锡唐河防线，正在向仰光的侧后退进，仰光已陷入一片混乱。韦威尔目光低垂，仿佛有些羞愧地说：“这是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灾难。日军的凶猛进攻、狡猾的战术和空中优势，使英军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和自卑感，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缅甸能否避免重蹈东南亚失败的覆辙，他似乎是毫无把握。
驻守缅甸的英军，有英缅军第互师，英印军第17师，英澳军第63旅和装甲第7旅等部，共约4万余人。除英缅军以外，其他部队都是新近从中东地区调来的。2月20日，丘吉尔亲自出面，希望再调两个澳大利亚师来保卫缅甸，但被澳方拒绝，现在只有求助于中国了。韦威尔准备马上赶往缅北重镇腊戍，会见最高统帅，请他把已经应允的两个军，立即派往缅甸布防。
和韦威尔同机到达加尔各答的，还有美国空军少将刘易斯·布里尔顿。他在韦威尔麾下参加了爪哇作战，这次来印度是准备出任美国第10航空队司令。这支航空队将接受史迪威的指挥，为盟军的缅甸作战提供空中支援。布里尔顿本来踌躇满志地想成为这个地区美军的最高指挥官，对史迪威的到来深感不快。他趾高气扬，拿着一根马鞭晃来晃去，显出一种自命不凡的狂妄。史迪威私下里对副官多恩说：“空军军官为什么要拿一根马鞭？难道是为了赶鸟吗？”
3月3日，史迪威等韦威尔与最高统帅会谈结束后，乘飞机离开加尔各答，前往腊戍。腊戍是滇缅路上的重要枢纽。向南，它通过缅甸中央铁路，直达仰光出海口；向北，它经过婉蜒的滇缅公路，通往中国云南昆明。这里是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必经之路。
最高统帅是在3月1日来到腊戍的，这是他在一个月之内的第二次入缅，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表明他对缅甸防御的重视。最高统帅此次来腊戍，一是为了向正在入缅的第5军和第6军布置任务，二是为了与英美接洽和商讨作战指挥与协同问题。
中国方面早在1941年春就在昆明成立了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由军令部次长林中将任团长，负责筹划与英军协防缅甸的事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滇参谋团派出由侯少将率领的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团，与英方具体联络中国军队入缅作战问题，同时即开始动员和调动部队，准备入缅参战。但是，韦威尔等人却以中国军队入缅会引起华侨和当地居民骚乱为由，要中国方面“暂勿入缅”。直到缅甸战局出现危机，英军已调不来其他援兵之时，才匆忙要求中国军队入缅助战。
英国人的猜忌和迟疑，不仅延误了中国军队入缅布防，以致失去了先机行动之利，而且造成了中国方面对英国人的严重不信任。特别是英国方面要求将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交给英军指挥，最高统帅对此不能不慎而又慎、考虑再三，他没有立即接受英国人的要求。
但是，为了保住中国西南的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最高统帅终于在2月25日决定派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入缅作战。第5军负责东吁至曼德勒一线的防御，第6军在泰缅边境北段布防，第66军在云南保山一带集结待命。3月2日，最高统帅与韦威尔商定，以仰光至曼德勒的铁路为界，中英两国军队分别负责东西两线的作战。3月3日，最高统帅在腊戍召集第5军杜军长，第6军甘军长和驻滇参谋团团长林中将等人训话，大体规定了中国军队在缅甸作战的任务，并要杜军长统一指挥先期入缅的第5军和第6军。
史迪威来到腊戍时，最高统帅的训话还没有结束。过了一会儿，他从楼上下来，与史迪威亲热地见了面。最高统帅穿了一身整洁的军服，和史迪威原来见过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尖尖的头顶，光光的下巴，恰像史迪威给他起的绰号“花生米”。他对史迪威的欢迎，应当说是热情的，真诚的。他希望这位深受马歇尔、史汀生赏识，由罗斯福亲自推荐的美国参谋长，能给中国战区带来更多的军事援助；同时还盘算着借用这位美国将军与英国人争夺缅甸战场的指挥权。他厌恶英国人，但要是直接与英国人较劲，还是有些胆怯。
与最高统帅进行礼节性会面之后，史迪威经昆明飞往重庆。最高统帅也随即赶回重庆。3月6日，史迪威正式拜会最高统帅。他向最高统帅申明了美国方面赋予他的来华使命和职权，并谈了他对缅甸作战的初步想法。他最关心的指挥权问题，得到了最高统帅比较明确的回答。最高统帅允诺，将由史迪威来指挥中国的入缅部队。史迪威感到：“这使我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不用每天早晨在惶恐不安中醒来，发愁到底能做些什么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了。那种日子实在令人难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