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现在想怎么办？”梁科长问。
“我倒是不急着想要恢复和你们的组织之间的联系。实话说，我既不是马克思的信徒，也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如果实在想要给我打上一个标签的话，我大概应该属于民族主义者。虽然，你们的一些做法，例如在外蒙问题上的态度，我不是很赞同，但是，我还是可以理解你们的处境。毕竟，在莫斯科还有一个共产国际组织。”刘建业继续说。
“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处境比较困难，尤其是在财政方面。”刘建业说道。
“我们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在我们同志的努力下，我们一定会克服所有的眼前困难，迎来美好的前景的。”梁科长作为秘密工作者，自然一直是很坚定的。当然，组织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他也是很清楚的。自从皖南事变以后，重庆国民政府就停发了应该发给第十八集团军部队的军饷和粮弹补给，致使本来就土地贫瘠的陕甘宁边区财政状况急剧恶化，用当时M主席的话讲，“我们将要饿死了”。（这是确实的，原文见于4月20日由延安发给驻重庆的代表周的电报里。）
“一点都不错，困难只是暂时的。贵党的革命意志和理想之坚定，一直是我深为佩服的。不过，如果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好办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迅速改善你们的财政状况呢？”刘建业始终保持在梁科长的眼里显得有一些神秘的微笑。
“愿闻其详。”梁科长的心里又是一阵的迷惑。这位年轻的国军将军在他的眼里，几乎就完全是一个谜，很难看清楚他。
“我知道梁科长曾经在广西省立师专的图书馆做过第一任的图书馆主任，在你的主持下，师专的图书馆藏有不少的珍贵古籍，想必梁科长应该拜读过宋代人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这本书吧？”刘建业问道。
“这又与刘军长想要对我说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梁科长越听越惊异，这位刘军长似乎对于他的经历很了解。
“沈括在书里面提到过，在他当知延州（今陕西省延安一带），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的时候，在延州地区发现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而当时的延州，就是现在的延安。我想，在当前国内急需石油资源的时候，你们何不利用这个资源来作为和国民政府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如果你们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宣布在边区发现了石油资源，那么国民政府必然会试图开采。这样，你们就可以与国民政府进行协商了，不是吗？”刘建业说道。
“而且，就算没有石油资源，我也可以告诉你们，在陕甘宁盆地的地下，还有储量极为丰富的优质煤炭，至少有数十亿吨。只要你们可以开采出来一部分，你们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刘建业所说的一点都不假。在后世的时候，陕甘宁盆地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产地，年产超过千万吨的长庆油田，储量达到世界级的整装天然气田，中生代侏罗纪形成的浩瀚煤海，都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的目光。作为一名曾经的采矿工程师，刘建业自然对这些并不陌生。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梁科长看着刘建业，简直就怀疑他是不是疯了，一个国军的高级将领居然会对他讲这些，而这些对于改善边区的经济状况，显然会有巨大的作用。更不可理解的是，刘建业所说的这些，显然和一个军人的身份并不相符。
“怎么说呢？你就把我看成是一个贵党的同情者吧。只要你们始终能够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我就会力所能及的给你们一些帮助。”刘建业坚决地说着。
“很抱歉，你说的这些，我现在无法给你答复。”
“这个我很清楚，你需要向上级请示。我想你们的上级应该会知道怎么做的。”刘建业知道至少在重庆的南方局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这条线的。
送走了梁科长，刘建业如释重负，他现在只用等着李长官派来的技术人员，然后就在这些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建立工厂了。湖南多的是山，自己部队的师管区里，有的是可以用作建立厂区的山谷。至于资本，现在刘建业还不用为这个犯愁。
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战场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华北日军在敌后战场上屡遭打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被授予陆军大将军衔以后，很快被调回国内，转入预备役，担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官的闲职。接替他的人选，就是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极力推荐的，从军事参议官的冷板凳上咸鱼翻生的冈村宁次。
8月1日，美国志愿飞行团成立，又称“飞虎队”。飞虎队(FlyingTigers)是美军陈纳德上校招募的美国民间志愿飞行员在缅甸和中国对日本作战的组织。由于日本控制了中国的港口和运输系统，几乎使国民政府与外界隔绝。这一小队空战人员驾驶着破旧的老式飞机，尽管经常面临燃料、零件和飞行员的不足，仍不断战胜远比它们规模大、装备好的日本空军。他们空运给养，在缅甸公路提供空中掩护，并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上空与日本人作战。
而在苏德战场上，6月22日凌晨3点，德军7000多门各口径的大炮开始进行攻击前的炮火准备，3900架飞机对俄国前线防御阵地进行轰炸，德军地面部队170个师的强大兵力分三路向俄国发起了全线进攻。德军的总兵力为190个师，3700辆坦克，4900架飞机，47000门大炮和190艘战舰。
成千上万的俄国官兵在睡梦中死去了，俄国800多架飞机还未起飞就被击毁了……
在俄国500英里长的边境线上德军发动了一场疯狂的突然袭击。
“指挥部，指挥部，德军进攻了，请指示我们的行动。”俄国边防部队向莫斯科紧急发报，请求指示。
“继续监视，不要轻易行动。”莫斯科回答。
“德国人已经越过边境，我们的军队在退却，人们遭到屠杀，城市一片火海……请发布还击的命令……”
“不许行动，这是命令。”莫斯科回答。
由于延误战机，俄国红军陷入极被动的局面。到次日太阳西下时，德国坦克已深入俄国边境内50多公里了。
晚上19点15分时，莫斯科终于发出了进攻的命令。俄国士兵终于向入侵的德国军队开火了。
希特勒在6月21日进攻俄国前夕，驱车离开柏林，来到东普鲁士拉斯登堡的指挥部，他手足舞蹈地指挥着计划，视察着备战情况，得意忘形地说：“当‘巴巴罗莎’开始行动时，全世界将会大惊失色！我们只要在俄国的门上踹一脚，俄国这座破房子就会倒塌下来。”
在德国高度协调，精密运转的战争机器面前，初期的苏俄红军几乎陷入了完全的混乱之中。大量的作战飞机还没有离开机场，就被摧毁在地面上。大量的士兵还在睡梦里，就被德军俘虏或者杀死。红军的指挥协调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各战区的指挥部几乎完全与前线部队失去了联络。在一片混乱里，红军前线部队的抵抗被迅速粉碎。德国的钢铁洪流在俄国西部的土地上滚滚前进，势不可挡。仅仅在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两个地方，就有将近百万苏俄红军被俘。苏俄西方面军遭遇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几乎不复存在。随着有着重要意义的斯摩棱斯克被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部队占领，前往莫斯科的道路已经展现在德军的面前。
被盟友德国在苏俄战场上取得的巨大战果所鼓舞，在中国战场上遭遇到了重重困难，连续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也试图通过积极的进攻行动，改变自己的处境。
第一部 第二百章 又要打长沙了
1941年初，世界形势继续蕴酿着巨大的变化，日本乘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强烈感到自己在远东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以中、苏、美、英为对象的，因而处理中国问题必须和解决南方问题、北方问题综合考虑，作长期打算。基于这种背景，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这两个文件在1941年1月16日的大本营会议上获得批准，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天皇裕仁的御准。
在《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日军大本营提出：“不放松现在对中国的压力，在此期间应用一切办法，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力求解决中国事变。”“作战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准备在1941年夏秋时期，发挥综合战力，给敌人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事变。”
与此同时，日军在中国关内部队的统帅机关中国派遣军也进行了人事调整。西尾寿造大将卸任回国，由曾经担任陆军教育总监，华中派遣军司令官，陆军大臣的畑俊六大将接替职务。
畑俊六在日本陆军里素有智将的美名，1910年以第一名的资格毕业于陆军大学。此后曾多次出任日本驻西方国家的武官，可谓见多识广。但是，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却只能用“禽兽不如”，“丧尽天良”来形容。
1938年10月26日，时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畑俊六率部攻占武汉。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畑俊六纵容和唆使下，到处杀人放火、**掳掠，犯下了累累罪行。
在武汉街头，日军肆意用机枪扫射平民，**残杀中国妇女的罪行更是每天都在发生。很多日军宪兵也当街大施淫威。花旗银行一名外国职员目睹此事后说：“这还是日军的宪兵，宪兵尚且如此，其他士兵还能不成为强盗吗？”
日军在占领武汉初期还有计划地连续在城内放火。汉口和武昌不断可以看到日军焚烧民房的大火。抢劫更是常见的事，日军一进汉口便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洗劫财产。为了鼓励日军的抢劫行为，畑俊六下令开设了“汉口野战邮局”，专门存汇日军抢劫所得的赃款。该邮局局长对当时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者供称，日军占领武汉后的一个月内，该邮局所存日军士兵的款项，折合日币已达到60亿日元。由此可见日军在武汉的劫掠达到何种疯狂的程度。
畑俊六大将进驻位于南京大方巷前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现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以后，就根据《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在反复的权衡和推演以后，确定在夏秋季节以第11军为主力实施长沙作战。
6月，阿南惟畿在第11军的一次幕僚会上明确指出：攻取长沙不成问题，高山、大河何所惧，应立即进行具体研究。他还对作战方针、规模等问题做了具体指示。这样，日军第11军就开始了以当年夏秋之际发动对长沙的进攻作战为主题的研究。
6月下旬，阿南惟畿批准了其幕僚拟订的旨在进攻长沙的秋季作战大纲。
7月10日至12日，日军第11军对作战大纲进行了兵棋推演。其作战计划概要如下：
一、关于作战目的：
为摧毁敌抗战企图，予第9战区敌军以深重打击，不以占领地点和夺取物资为目的。
二、关于作战名称：
略称为“加号作战”。
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为了解除自己南进的后顾之忧，日本采取措施调整对苏邦交，和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大本营立即决定派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日本于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秘密进行对苏战争准备，一旦苏德战争的发展对日本有利，即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为此，大本营考虑从中国派遣军抽调5～8个师团北进，其中包括第11军的第4、第6、第33师团，同时还将其第3、第13师团列入抽调计划。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正在准备进行长沙作战的第11军。7月11日，日本大本营又发布了对苏警戒的战备命令，随即进行了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和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强烈反对大本营的这一考虑，认为彻底摧毁中国继续战斗的企图、解决中国问题才是日本的根本国策，而这时候突然减少派遣军的兵力，将使重庆的国民政府重新获得生机。在这种情况下，第11军一面继续加紧作战方案的准备工作，一面派人赴东京，商讨长沙作战的有关事宜。虽然大本营对于到底抽调多少武汉地区的日军北进未做出最后决定，但却大体上商定：一、只将第4师团调出，如能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则占据地区不变动，长沙作战仍可实施。调出驻守安义的第33师团的荒木支队，安义地区需要收缩。
二、调出第4、第6师团，如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时，占据地区纵不变，但不能实行长沙作战。
三、如再将第3师团也抽出，而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则根据情况放弃岳阳。
四、长沙作战，计划由9月1日开始集中输送，9月15日发起攻势。因此，当地驻军8月20日前，如无抽调命令，大体上按实施长沙作战进行处理。
这样，第11军继续进行进攻长沙的作战准备。8月14日，第11军召开了师团长会议，公布了作战指导要领，对各师团的任务做了秘密指示。同时，第11军将有关情况向中国派遣军总部做了报告。
8月9日，日本大本营会议决定放弃对苏行使武力，不从中国派遣军抽调兵力，转而专门考虑南进方针。中国派遣军总部根据大本营的指示，于8月19日通知第11军实施长沙作战，并令华北方面军及第13军各抽调一部及第3飞行团主力协同作战。然而，当日军大本营着手制定南方作战计划时，长沙作战又成了争论的焦点。
当时，在中国战场上，作为南方作战的预定兵团，除驻在华南的第18、第38师团外，另有第4、第33、第21及第5师团；同时，驻武汉的日军作战飞机也必须在9月调出。因此，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大本营要求在下列条件下研究长沙作战问题：一是准备南调的师团不参加长沙作战；二是协助长沙作战的空军部队约为军侦察机、战斗机各1个中队，第3飞行集团在9月调出；三是华南的兵力不能转用于华中或华北；四是华中抽出1个汽车联队。
8月26日，日军大本营发布了决定进行长沙作战的“大陆命第538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为完成当前的任务，夏秋之际在华中方面可暂时超越规定的作战地区进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