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无法立足，就必须考虑到退路，谷雨认为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和陕甘宁地区面积广大，但老百姓非常贫困，很适合革命武装立足。
而我们当面的敌人则主要是地方军阀，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陕军和马家军这些人矛盾重重，革命队伍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获得生存和壮大的机会。
现在红24军在太行山区活动，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活动，如果陕北游击队伍再在陕北迅速发展，不断扩大革命的影响，等到未来，冀热辽的主力部队过来了，就可以迅速立足，创办一个很大的苏凶同时谷雨告诉李兴唐，北方局之所以将谢德元同志调走，不是因为他做得不对，而是因为他的做法不利于迅速夸大革命的影响力，也要做好他的安抚工作。
想到这里，李兴唐同志就有了主意，他决定首先把这两位同志叫到一起，传达了北方局关于陕西革命的若干指示，同时宣布了陕西省委主要领导调整，刘景丹同志担任陕西军委书记，谢德元同调往北方局。
听完之后，谢德元同志显得十分诧异，他怎么也想不到北方局竟然在陕北革命的关键问题上站在了刘景丹一边，这不应该呀！
刘景丹同志目前的种种做法根本不像一个合格的环太党员，怎么能把陕西革命的重任交给他呢。
所以他立刻说道，“李书记，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不适合离开！”
“德元同志，你是党员！”
微微顿了顿，李兴唐接着说道，“现在热河的抗日形势很好，谷书记点名让你担任热河特委军委书记，是对你莫大的信任，你必须立刻出发，热河的抗日工作比陕西要重要得多！”
说完，李兴唐将谷雨的冀热辽战略告诉了谢德元同志，谢德元瘦削的脸庞涨得通红，脸上的肌肉有些扭曲，他实在不放心同盟军现在的形势，但作为一个意志坚定的党员，他必须服从北方局的决定。
相比于北方局的冀热辽战略，陕北这边的工作虽然重要，但还是比不上中央都极端关心的冀热辽战略，连省委书记杜衡同志都调到了热河，更不要说他了，所以他强忍着内心的不安说道，“我服从组织决定！”
“好！”
说服了谢德元之后，李兴唐让他准备准备，做好交接工作，接下来李兴唐同志就与刘景丹同志进行了一番长谈，试图说服这位谷雨口中的草莽英雄。
“景丹同志，我是陕西省委书记，我代表党组织和你谈话，刚才你听到的冀热辽战略只是谷雨同志提出的北方战略的一部分，作为陕西军委书记，接下来你将会听到第二部分！”
李兴唐接着将谷雨对他的交代告诉了刘景丹，然后耐心的劝说道，“景丹同志，你的顾虑我也听说了，但是革命工作不可能没有牺牲。
打出红旗，建立红军游击队，让党的声音能够被陕甘宁的广大人民群众所认识，所了解，是陕西省委接下来工作的重中之重。
相比于山西有红24军的存在，党的影响力大为提升，陕西这边进展还比较缓慢，我们拖不起呀！”
此时此刻的刘景丹同志，事实上内心也同样十分激荡，他怎么也想不到中央竟然规划了一个如此恢弘的北方战略。
利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在东北拉起一只革命武装，然后在冀热辽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让红24军在山西，陕西的同志在陕甘宁地区打出旗号，不断提高党的影响力，作为冀热辽战略的退路，如此有进有退，革命的回旋余地大了很多，太漂亮了，实在太漂亮了！
当然了，作为提升党在西北影响力的一步，西北当地红色力量从零开始，需要不断闹革命，必然需要付出不小的牺牲，但如果北方局的冀热辽战略执行非常顺利的话，这样的牺牲绝对是有价值的。
所以他有些期冀，又有些担心的问道，“冀热辽战略现在进展得怎么样了？”
李兴唐听他这么一问，知道说服他的希望很大，就笑着说道，“北方局召开扩大会议时，热河的同志就拉起了一只一千多人的队伍，还有好几百只枪，中央军委参谋长柳明昭同志也被派到了热河担任义勇军指挥员！”
说到这里，李兴唐同志又拿出了一张报纸，“我从西安出来的时候，热河义勇军的消息正好传了过来，目前热河义勇军已经改编为东北义勇军第四路军，发展到几千人的队伍，他们刚刚打死了一名日军联队长，消灭了一百多名日寇，还收复了锦西县城，冀热辽战略发展喜人呀！”
李兴唐同志将报纸递给了刘景丹同志，刘景丹同志迫不及待得拿了过来，仔细得看了一遍又一遍，十分高兴得说道，“好，真好，这下革命有望了！”
如果说之前刘景丹同志最担心的是革命队伍的损失问题，所以才非常犹豫，到了现在他实在没有理由再顾虑了。
北方局调整了陕西领导班子，他现在是陕西军委书记，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在陕甘边闹革命，而不用把队伍拉到渭北，敌人的力量中心地带，这对于革命力量的壮大自然是天大的好事。
当然了，此时此刻，就算是拉起红军，很容易出现损失，也顾不上了，因为他们现在的发展，必须服从北方革命的大局。
作为一名党员，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他当然知道，之前只是有顾虑，但现在他最大的顾虑也不如北方战略的整体利益重要呀！
随着刘景丹同志被说服，对同盟军，尤其是二大队的改造，终于拉上了议程。
目前的二大队服从的并不是党，而是刘景丹本人，他的立场转变了，工作就变得好开展起来。
就在两人谈完之后，外面一阵争吵，刘景丹和李兴唐两人走出门，谢德元同志生气的说道，“景丹，你看看，你看看，赵二娃又乱来了！”
原来谢德元同志谈完话，出来交代工作，两个农民找来了司令部，见面就问：
“老谢，你们领导的到底是革命队伍还是土匪？”
谢德元同志连忙问道，“又怎么了？”
“怎么了？
赵二娃又带着人马出去抢劫去了！”
所以谢德元立即让参谋荣子卿带人去查，荣子卿等人一到赵二娃驻地，正好碰见赵二娃抢人满载归来。
赵二娃的土匪行径，引起指战员的愤慨，强烈要求严肃军纪。
周济同志实在忍不住了，当着李兴唐同志的面，毫不客气的指出，“赵二娃等人败坏纪律的行为是一贯性的！”
说完，周济同志举出了诸多例子，部队的粮食是由三嘉塬和职田镇的农民供给，指挥部统一分配，但赵二娃目无组织，粮食一到他就卡住了。
赵二娃生活作风极坏，行军、宿营总带着抽大烟的女人，晚上经常派人出去抢劫，私下分赃。
有一次部队行军路过一个土寨子，由于群众不了解部队，就将寨门封闭。
部队派人向她们解释，要求借点粮食，寨里人将部队一个人打伤了。
师储杰部的警卫队长和赵二娃带人一哄而上，打下寨子大肆抢劫，强奸妇女，造成极坏影响。
一桩桩，一件件事情被列了出来，刘景丹同志的脸色很不好看，他想了想，长长得吸了一口气，“我来处理！
二娃这个混小子不处理是不行了！”
谢德元同志和周济同志一愣，转而大喜，没想到李书记一来，竟然说服了刘景丹这头犟驴，就在这时，李兴唐同志笑着说道，“景丹同志，我听说赵二娃枪法很好，是一个神枪手，很能打仗，你不要着急，我们要耐心说服他们！”
李兴唐越这么说，越这么通情达理，刘景丹同志自然不能再让组织失望，所以当天晚上，刘景丹同志来到了赵二娃的营地，凭借着他的影响力，将赵二娃等土匪气息比较严重的人抓了起来，同盟军的纪律陡然一新！
更关键的是，没有造成大的逃亡！
李兴唐同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工作者，他并没有简单的处理掉赵二娃等人，而是首先开展了诉苦运动，就从赵二娃抢来的妇女开始；让这个妇女给这七百多游击队员，和被抓的赵二娃等人，好好诉说一下她从小受到的苦难，同是贫苦老百姓，你赵二娃家里也有姐姐妹妹，你这么欺负苦难姐妹，你到底臊不臊，红不红脸……
第67章正规化
为什么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看看台上那个不断哭泣的妇女抽噎的指责，看着下面低着头，灰头土脸的赵二娃就知道了。
这位妇女同志诉苦之后，紧接着又有几位苦大根深的陕北汉子说出了自己的心事，越说越伤心，到最后台上台下哭声一片。
从1928年以来，陕西各种灾患不断，老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生存下去，各种自发的农民运动数不胜数，土匪刀客遍地都是。
要不是没办法生存了，谁愿意冒险出来革命，所以台上台下，哪一家没有辛酸事？
随着不断的诉苦，这七百多游击队员经受了一场心灵的震撼，而紧接着陕西省委书记李兴唐同志，告诉这些穷苦汉子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苦？
为什么大灾之年，政府不抚恤，不赈灾，反而是苛捐杂税不断？
为什么政府会不断的打内战，但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不抵抗？
作为一个老工运工作者，李兴唐同志虽然对农运不算非常熟悉，但是他还是成功得抓住了游击队员的心，让他们知道，只有在夏国环太党的领导下，只有建立一个人民的军队，才能扫荡一切丑恶，才能解放全夏国，才能让大家在大灾之年，能够吃得饱，穿得暖！
而要实现这些，我们这些游击队员，就必须有严明的纪律，就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否则我们没办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强大的革命武装，最终获得革命的胜利。
在这个特殊的春节里，同盟军七百多人，并没有什么大的活动，而是不断开展诉苦运动，而赵二娃等人每一次都被放在最前面，让他们仔细去体会一下群众的辛酸，到了最后，赵二娃终于受不了，他哭着喊着要见刘景丹同志。
见到刘景丹之后，赵二娃嚎啕大哭，“大哥，我错了，我不该到处抢东西，祸害妇女，你把我毙了吧，要不然我这心里过不去呀！”
刘景丹同志生气的啪啪啪的抽了赵二娃几个嘴巴，不过立刻被李兴唐同志阻挡住了，李兴唐同志抓住刘景丹同志的手，生气的说道，“景丹同志，革命队伍中不允许有打人骂人这样的现象！
就算是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对待战俘也是如此！”
刘景丹同志强忍着怒气说道，“李书记，二娃是我的表弟！”
“你表弟也不行！
这里是革命队伍，不是刘家大院！”
说完，李兴唐同志对着下面几百名战士说道，“战士们，今天我给你们再上一堂课，什么是革命军人的三大民主……”
下面的战士目不转睛得盯着李兴唐，只听李兴唐同志娓娓道来，而随着这堂课的深入，刘景丹同志也感觉到自己得到了很大的洗礼，原来革命并不仅仅只是兵运，也不仅仅只是拉队伍，还有很多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相比于陕甘边的同志正在想法设法改造游击队不同，经过了几年不懈的努力，尤其是三位反围剿战役之后，中央苏区获得了极大的巩固，红军越来越走向正规化，已经逐渐成长为一支具有坚强信仰和严格纪律的革命军队。
但随着中央苏区的逐渐稳固，环太党中央也越来越重视苏区建设，一批又一批党的中央领导同志下放苏区，开始加强对苏区的领导。
但事与愿违，苏区领导层之间因为路线不同，经历不同，造成了看法不同，看法不同的结果就是，苏区高层的各种矛盾，也开始不断加深。
事情要从黎隆郅冒险开始，黎隆郅的冒险主义做法与江西苏区的领导人李润石同志所推崇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属于南辕北辙，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
所以黎隆郅就在中央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李润石，“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
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
最明显的是四军李润石同志。
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与党中央完全不同。”
不久，党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再次去打长沙。
李润石和祝玉珍两位同志对中央的命令产生质疑。
但在总前委大多数人同意打长沙的情况下，李润石只得违心地同意去打长沙。
结果，红军苦战16天，不但长沙没有攻下，还出现了可能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李润石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攻打长沙。
九月底，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李润石坚持株洲会议先打吉安的原有决议，但一些人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
有人甚至向李润石提出质问：
“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行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虽然不久后，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黎隆郅的“左”倾冒险错误被批判，但“左”倾冒险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这样，李润石同志的军事思想、路线不仅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受到反对和质疑。
也就在李润石同志担任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后不久，即发生了在党内和红军内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富田事变。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抓捕AB团分子。
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带着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对李润石，拥护祝玉珍、秦石川”的口号，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李润石同志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的叛变行为。
但此时，总前委全力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策划和准备，未对事变当事人作出任何组织处理决定，想等中央代表韩英到来后要成立的苏区中央局来进行调查和处理，而且没有任何要对事变一方诉诸武力的措置，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冷处理的办法。
既然是冷处理，就需要等待上级，也就是上海中央的裁决。
但是上海的党中央一片混乱，陈绍宇谷雨等人正在造反，等到四中全会召开，又冒出了非委事件，等这一切都处理得差不多了，也就在次年两月，新成立的中央领导班子才开始有精力处理富田事变。
此时韩英同志已经到达了苏区，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韩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李润石做了详细汇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
会议形成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团分子。
决议要求今后在“清党”、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
会后，韩英派同志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情况。
但是韩英的处理结果，不被中央接受，陈绍宇等同志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授意罗培国、王嘉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携带中央局于三月底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从上海直奔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
1931年四月份，就在谷雨前往北方局上任时，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议》认为“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此次会议不但否定了韩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作出的正确决议，还撤销了韩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由李润石接任。
李润石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负责处理这件事的罗培国同志将谢汉昌等逮捕，并以AB团分子的罪名处决。
发展到后来，红二十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其余部被编入红七军。
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中央立即将处理的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事情搞到这一步，完全出乎了李润石预料，也完全失去了控制。
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李润石对富田事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因此与韩英同志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矛盾，但是这件事被严重扩大化，最终席卷了整个南方苏区，主要还是上海中央的问题，但背锅的却是李润石同志，此事自然引起了苏区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李润石同志的强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