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一些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就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这帮人，基本都有家底，只是多少的问题，这些钱怎么来的，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反应快的很快就兑换了，以此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甚至还有一些人要捐赠，不过都被环太党工作人员拒绝了，中央的文件说得很清楚，金银兑换成胜利币，胜利银行只接受兑换，不接受任何捐赠。
你要是真心愿意支持抗日战争，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可以购买抗日公债，建设公债等等，这些公债都会注明兑换时间，利息，比定期存款要稍微高一些。
根据根据地规定，中高级党政干部都必须强制购买抗日公债，基层干部和民间鼓励相应公债，但不会强制要求。
第二种就是无偿捐赠，国有几个基金会会接受捐赠，在接受捐赠后，你也享有相应的权力，随时调查捐赠资金用途的权力，还有命名权等等……
对于无偿捐赠，国家的态度是欢迎，但绝不能强制要求，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请你做之前，仔细想清楚，没有人会强迫你。
谷雨对这些事情，一向比较在意，比如环太党的中高级干部收入的一部分都会强制购买公债，比如谷雨夫妻，每个月都会购买十五元十年期公债，等到公债到期了，他们这些钱国家都会连本带息归还的，并不是强制捐赠。
又比如部队作战时，往往会给地方或者老百姓打个条子，直接征收粮食和各种物资，过去条件不好，有些措施做得不到位，老百姓自然有怨气，他就要求总政和总后制定相关的规定，同时做好已有白条的兑换工作。
四路军这边还好，红军那边情况格外严重，这一次三纵和六纵南下，军委特意给两部的后勤部准备了一大批银元和胜利币，进行相应的兑换，绝不能让人民吃亏，只要有一丝可能，能早点解决，就早点解决的好。
他不希望等到几十年后，还有人民群众的白条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出现，事实上就是政府工作不到位，不作为。
强制捐赠事实上大家都不舒服，就算给了钱，也都有怨气，相比于这些怨气造成的麻烦，还不如不收这些钱；
而且捐赠变成公债，就好受多了，毕竟公债以后还有希望拿回来，另外强制性质的公债，还不是一般人有资格买得，这里面也有把同志们联系在一起的目的。
而带有政治目的捐赠，就更要不得了，未来等到国家政策调整了，要收拾一些人了，肯定有些人会说环太党吃干抹净，没有良心这样的屁话，所以谷雨从一开始采取的措施就干脆说清楚，不给别人钻空子的机会。
谷雨并不担心环太党还不出这些钱，工业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农业社会积累速度的百倍千倍，只要中国统一，经济发展了，还上这些公债容易得很！
比如谷雨的亲戚们凑起来的三十万银元，被提取之后，变成了相应的胜利币公债，这些债权都交给了谷雨的老丈人。
谷雨跟自家老丈人说得很清楚，你提出购买国债，我给你国债凭条，未来国债到期后，可以拿着凭条兑取国债，你兑不兑换是一回事，但是国家不能随便开这个先例。
你要纯粹是捐赠，我们就按照捐赠处理，这笔钱你可以指定合理用途，比如说用于抗日打鬼子，我们使用这笔钱做了什么，都会产生相应的账目，这些账目都对捐赠人公开，另外也可以提出一些名誉上的要求，这都是合理的。
为什么制定这么多管理细则，就是在改造旧中国，消灭旧制度的同时，也要建设新中国，建立新制度，环太党不是流氓无产者，环太党的革命是为了建设，是为了让中国强大起来，让人民富裕起来。
进行严厉的土改，打土豪分田地，消灭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属于光明正大的政治行为，与消除封建行会制度一样，都是为了解除封建制度对人身的束缚，是为了促进资本的流通，是一个先进制度取代落后制度的正义行为，并不是打家劫舍，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所以打破旧制度的同时，新的社会制度也要尽可能建立起来，并迅速完善，所以从建立的一开始就必须把基本规则制定好。
当然了，正常的社会捐赠国家是允许的，也是鼓励的，比如捐赠办学，修桥铺路，但这属于个人自愿行为，不会强求。
国有的捐赠部门自然也有，而且谷雨非常重视这一块，这几年四路军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各路爱国人士的捐赠，到了现在，各种捐赠同样不少。
一些私营企业家捐赠一架飞机，给大学投资一栋楼，设有一个奖学金，甚至想办学，但受制于制度，只能和环太党联合办一家学校，国家自然也都是支持的，但是收了钱之后，需要给人家一个交代，不能收到钱就完事了。
买到了飞机，盖好了教学楼，修好了桥，铺好了路，该给人家的冠名要给，该给人家的名誉也要给，要让人家钱捐得开心，谁的钱都不是天下掉下来的，得有说法。
马上抗日战争了，未来的华侨捐赠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对于环太党的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谷雨建立好制度，自然也有更好更多的吸纳这笔钱的意图。
你拿了华侨的钱，总要给人家报报账，这样人家才会信你，就算是孙先生当年，那也要吹牛许诺的，虽然没有兑现承诺，但南京政府总是知道自己欠了这笔账的。
另外还有一个目的，他想乘机探索党外监督制度，对于各路捐赠，谷雨的方案就是让新成立的抗日联合政府主席孙夫人监管这些资金。
孙夫人可以组织民主人士，那些有过捐赠记录的爱国人士，成立一个专门的审核团，对各项捐赠资金的来源，使用情况进行核查，陈嘉庚先生、司徒美堂先生这些有很大影响力的华侨华人可以派人过来监管资金，让他们放心，环太党并没有乱用他们捐赠的钱。
不仅仅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要给那些爱国民主人士一定的机会，让他们发挥所长，确实一些民主人士肚子里花花肠子不少，但还有一大批爱国人士，不能因为一些人，就把所有人打落尘埃，那样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谷雨这样做，也是对党内现状的一些担忧，即便现在条件十分不好，但党内干部也不是一清如水。别以为现在条件艰苦，大家都一清如水，没那么回事，再多的学习教育，往往也抵抗不住人性的贪婪。
打土改中征收上来的各种浮财主意的人有之，利用职权收取私营资本的贿赂有之，甚至于更恶劣的，一些公安局同志调研煤企矿难时，收取煤老板的贿赂，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这样的事情，不是一起，而是多起。
监察局和监察委员会成立以来，抓到的腐败分子并不少，但光光靠党内监督行不行，肯定不行，所以能多一些监督也是好的。
李润石同志当年的想法很有道理，但他算错了人心，也算错了时机，现在环太党并没有一家独大，民主人士也还有选择，更重要的是，外面有一个巨大的敌人，现在试点建立一些党外监督制度，要容易得多，而且也更容易心往一处使，实现制度的初衷。
等到时间长了，相应的制度建立起来，大家都从中看到好处了，这一套制度自然也会继续下去，未来环太党和各路民主人士的关系也会更和谐一些。
当然这只是谷雨的美好愿望，会不会收获一大堆跳蚤，他心里也没底，但有些事情总需要尝试的，就从捐赠资金的使用开始吧！
谷雨这些设想，在抗日联合政府筹备会议期间，就跟很多民主人士说清楚了，尤其是华侨华人代表，正在南洋忙碌于事业的陈嘉庚先生非常满意。
他给谷雨发了一封电报夸奖了一番，表示山西工厂存在环太党银行上的银元，他已经安排好了，很快会兑换成胜利币，请谷雨放心，海外华侨只会更加遵纪守法。
同时还告诉他，他已经联合了多位亲朋好友，准备在山西搞一家自行车厂，这是他关注已久的事情。
谷雨立刻去电表示支持，同时告诉老爷子，只要他的车厂能够建立起来，不用担心市场，政府愿意采购大批，配发给公务人员，保证有利可图，当然了，你老可要给我一个折扣价呀！
今年陈嘉庚先生的生意越发不好，橡胶价格的暴跌给他的种植园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破产只是一线之间，不过东方不亮西方亮，办法总是有的。
陈嘉庚先生发现环太党根据地对轮胎等橡胶制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他自然会想法设法增加橡胶轮胎的产量，打算在环太党根据地生产自行车，这是产业链的自然延伸，一点都不奇怪。
在这个号称民国黄金十年的时代，中国连自行车都没办法自主生产，国内的自行车车厂有大量原配件需要进口，这里面技术原因是最微不足道的。
主要原因还是关税，日本人离着太近了，大量自行车涌入国内，而国统区那狗屁的关税也根本没办法保护，没几个国内工厂能拼得过日本人，毕竟此时的自行车一点都不便宜。
而环太党的钢铁产量到了1935年以后，会迅速上升，可以给民间提供越来越多的钢铁，小五金产量自然也会上升，陈嘉庚老爷子又有了橡胶，原料不缺，生产自行车自然有利可图。
环太党根据地的人口就将破亿，各行各业对自行车的需求量非常大，而环太党又非常鼓励自行车的生产，虽然没有把自行车的生产纳入到计划当中，但未来规划中也有这一块内容，汽车搞不定，搞搞自行车还是可以的。
陈嘉庚先生愿意投产自行车，谷雨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未来的自行车大国可以容得下无数自行车品牌，而有了私营企业的竞争，国产自行车也不至于永远都是永久。
除了扩大环太党根据地内的生意以外，陈嘉庚先生与苏俄的各项生意大了不少，除了橡胶生意以外，又增加了大量热带产品的生意。
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苏俄，虽然不断压制国内消费，但同样需要进口一些必要的热带农业产品比如咖啡，又比如中国的茶叶，这是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
陈嘉庚先生可以从印尼搞到价格低廉，同时质量较高的咖啡豆满足苏俄的需求，而与此同时，陈嘉庚先生也可以从苏俄交换到一些苏俄的皮毛、鱼子酱等产品，还有苏俄质量一般的工业制品，这里面的利润相当大。
比如生产自行车的相关设备，苏俄就可以提供，陈嘉庚先生让人从苏俄拉到环太党根据地，又可以让苏俄派来的技术人员作指导，很快就可以生产。
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利润，再加上一些环太党的代理生意，陈嘉庚先生的日子虽然难过，但还没有沦落到破产，这也是谷雨的本意，他希望爱国商人越做越大，而不是为了国家倾家荡产，只有双赢，才是最好的，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信念。
与陈嘉庚先生是这样的交往，与苏俄同志，谷雨也是同样的做法。不仅仅陈嘉庚先生与苏俄的交易增多，随着环太党根据地越来越大，尤其是攻入四川后，老毛子比较在意的丝绸、桐油、茶叶，油料，猪鬃，环太党都可以大量提供。
而这些资源都将作为苏俄贷款的抵押物，这对于环太党的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有效的降低苏俄工业化工程中的痛苦。
但是整个贸易往来的过程，谷雨非常坚持双方的互惠互利，我们要双赢，而不能你们把工业品定得高高的，我们把农产品定得低低的，没那么回事，你们不能把国内对付农民和对付蒙古牧民那一套用在我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