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真的不务正业 第574节

  “感觉王次辅有点过于激进了。”朱翊钧对着张居正面色复杂的说道。

  朱翊钧知道王崇古有本事,但当初僭越那些事儿,朱翊钧对王次辅的期望值并不是很高,他能安安稳稳的把毛呢官厂办好,朱翊钧就已经满意了。

  现在,王次辅在革故鼎新的路上一路狂奔,成为了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张居正反而成了负责维持稳定的保守派,这种攻守之势异也的魔幻感,让朱翊钧觉得王崇古是不是魔怔了。

  张居正俯首说道:“也没有吧,臣倒是觉得,他做的这些事,既是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也是为了青史留芳。”

  官厂团造法是王崇古的根基,他在这个根基上用再多的力气都不为过,官厂团造法出了大问题,本就是奸臣的他,只有被斩杀了,而且官厂团造法,没有被卸磨杀驴的担忧,王崇古完全不必担心,自己会和严嵩、胡宗宪一个下场,倭患渐止,就没了用处,成了堵清流嘴的一步棋。

  因为官厂团造在理论上,是没有事毕的那一天,朝廷只要启动了官厂,从里面得到收益,就不可能停下了。

  至于青史留芳,对于每个大明人都很重要,大明不讲来世,投胎就可以做个人上人的来世报;大明也不讲现世,活到哪儿算哪儿,生命会随着呼吸的停止而终结;

  大明讲永生,以名长存,以名永生。

  这种体系之下,导致中原人需要对历史格外的负责,时至今日,西域已经丢了近一千年了,大明在景泰年间、成化年间、嘉靖年间,就曾经多次有过重开西域的争论,因为那些名字,还停留在史册之中。

  大明收复河套、在辽东开辟,都是直接启用了唐时名字,这就是对历史的重视。

  那不是简简单单几个名字,而是历史,更是传承。

  这不仅仅是肉食者的共识,同样也是大明普通人的共识,比如唐宪宗时,安西都护府的铁军,已经孤军守城四十年,龟兹满城尽白发,龟兹守军难道不能投降,或者说干脆回到腹地吗?他们没有,而是在龟兹守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

  所有人都会在时间面前成为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当站在历史的岔路口,有机会、有能力、有魄力可以成为历史长河里的一块柱石,历经千年计量的冲刷,依旧屹立不倒,甚至成为脊梁的一部分时,王崇古的表现,称不上什么疯魔。

  张居正是认同解刳院那一套中原优胜论的,因为一旦以千年为尺度去思考问题时,就不是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了,沉沉浮浮,循环上升是矛盾说的核心观点,但文化的坚定支持,让那一套的优胜论变得更加令人信服。

  拜占庭十一世大喊着,我将如同闪电般归来,但罗马完全没有任何归来的苗头了。

  汉室江山,代有忠良。

  张居正思索了片刻,俯首说道:“南望九原何处是,尘砂黯淡路茫茫,是文天祥的绝笔诗,三百年前,文天祥被押解入京,在柴市被忽必烈斩首示众,他所说的九原,是九原郡,是阴山脚下,是赵国修建的边城,是秦时的九原郡,是秦始皇所修直道的北止点,是汉时的五原郡,是唐时的丰州,是现在的五原府。”

  张居正完整的回答了陛下的问题,这就是历史的厚重。

  “先生所言有理。”朱翊钧听明白了张居正想表达的意思,的确,王崇古的行为,算不上疯魔,甚至非常的克制。

  “群臣上谏,请潞王就藩。”朱翊钧坐直了身子,说起了潞王大婚后的安排。

  潞王朱翊镠荒唐,整个京师都是议论纷纷,请皇帝约束,也请皇帝安排潞王就藩,就藩之后,有损朝廷威严的荒唐事,都是在王府里发生,而不是在京师了。

  潞王就藩的地方位于河南卫辉府,这座王府是在弘治年间修建,已经有至少七十年的时间,弘治十四年汝王朱祐梈到卫辉就藩,汝王朱祐梈绝嗣国除,王府无人居住到万历十年,早已是满目疮痍,朝臣的意思是将潞王就藩此处。

  “卫辉王府破败,仍需修缮,臣以为不宜立刻就藩,朝廷绥远驰道、绥远矿业,度支紧张,修王府实在是无财用支出,臣以为先令潞王继续留在京师,以全潞王一片孝心。”张居正不认为封到河南是个好主意。

  河南的王府太多了,清丈都是个老大难,这好不容易一点点把清丈进行了,这潞王就藩,恐怕不利于清丈。

  朱翊钧开口说道:“朕打算把潞王封到棉兰老岛达沃城去。”

  “陛下,这…”张居正对海外封藩之事,早有准备,但陛下就这么直接说出来了,让张居正一时间无法接话。

  问题太多了,不是一蹴而就就可以解决的。

  首先,李太后就不可能答应,棉兰老岛是什么好地方吗?那达沃说是棉兰老岛第一大城,吕宋第二大城,连红毛番算上,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万丁口,上海一县就有62万人,就那个破地方,去了也是对着大鳄鱼龇牙,什么破地方,也要让太后最爱的小儿子前往就藩?

  李太后决计不会以为朝臣们是为了什么国朝大计,在李太后眼里,如此苛责宗室,就是在造反!

  “臣以为不妥,仍需从长计议。”张居正并不想刺激李太后,或者说,不想改变当下大明顶层政治生态的稳定性,李太后现在的状态就很好,在通和宫里带孩子,那真的是儿孙绕膝,朱翊镠在潞王府完全足够了。

  海外封藩,要一点点的来。

  “宫里的事儿,朕来处置就是。”朱翊钧也不确定能不能劝说李太后,但这是开海的必然,否则海外总督府,永远就只能是羁縻性质,想要实土郡县,就必须跨出这一步去。

  张居正依旧十分固执的说道:“陛下,潞王殿下太小了,此事兹事体大,容不得马虎。”

  让一个温室里的花朵,直面开海冲突的最前线,这是一种很残忍的做法,潞王就藩达沃,结果就是潞王恐怕不能履行自己藩篱的职责,甚至还有生命危险,杀身之祸。

  这不是张居正在危言耸听,棉兰老岛是土著、红毛番、倭寇、亡命之徒的大杂烩,矛盾冲突极为激烈,潞王这个年纪就是封藩过去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一旦潞王封藩出了意外,那海外封藩这条路就走到头了,日后再想海外封藩就是天方夜谭了。

  朱翊钧思索了片刻,点头说道:“先生此言有理,封藩海外,的确是有点操之过急,为时过早了。”

  张居正忽然了然,陛下本来就不想现在让潞王就藩,所以才提出封藩海外的说辞,这样一来,朝臣们鼓噪就藩的声浪,就会戛然而止了。

  元辅太傅领会圣意。

  “最近应天巡抚李乐奏闻了南京稽税院贪腐事,南京缇帅骆秉良上书请辞,朕驳斥了骆缇帅的奏疏,让他好好干,贪腐的事儿,查到处置便是。”朱翊钧说起了南京稽税院贪腐案,是海瑞奏闻的一件案子,一共三名提刑千户,共计‘贪腐’了三千四百两银子。

  这三千四百两银子是去年户部审计的过程中,发现对不上账,才事发的,不长不短三个月的时间,算是查清楚了。

  这三名提刑千户也不是拿钱落到了自己口袋里,是给了稽税房弓兵做赏银。

  稽税院是地方分成三成,起运京师剩下的七成,这三成留存地方,利益划分是,当地衙门、负责稽税的稽税千户和弓兵是三方分润,所以稽税院办的大江南北遍地都是,每一府都有稽税房,每一县都有稽税巡检司,领若干弓兵稽税。

  “臣会细心留意的,南衙谏台官要是闲的没事干,可以去疏浚水路。”张居正对这个案子很是关注,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南衙都察院的科道言官一直揪着说事,甚至连骆秉良都被弄的灰土土脸,只能上奏致仕了。

  地方衙门没钱的时候,会到稽税房讨饭,稽税房也需要地方有司配合,所以只要不是过分,稽税房也会给银子,算是拆借,地方衙门都是没办法才跑到隶属于锦衣卫的稽税房借钱,大部分都会还上,但这里面有个时间差,弓兵的赏银得发,所以就有了这三千四百两银子的亏空。

  这都是很正常的政事儿,但江南乡贤缙绅保受稽税院的困扰,这逮到了机会自然是往死了弹劾。

  张居正准备给这些吃饱了没事干的科道言官找点活儿干,疏浚水路可是一个长期的活儿,长江四十万里水路需要疏浚,科道言官要是有本事,疏浚水路能卷出来,那自然是青云直上,卷不上来,就滚蛋回家就是。

  缺胳膊瘸腿烂心烂肺贪腐成性的科道言官,也不知道在装什么干净人,嫌弃其头上有虱子?居然觉得稽税院这三千四百两银子,罪不容诛,按这个量刑的话,南衙那群酒囊饭袋的家伙,岂不是全都得拉去凌迟?

  也不看看稽税院一年能稽多少税给朝廷,每一张催缴票,都是稽税院上下同仁,用脚一步步走出来的。

  张居正对付言官从不手软。

  “朕很不喜欢科道言官对大军北伐阴阳怪气,虽然他们奏疏里一个字没有提戚帅、京营,但总是鼓噪这类的风力,好像我大明京营在塞外刻意制造杀孽一样。”朱翊钧坐直了身子,说起了京师科道言官们的奏疏。

  这些奏疏道理讲的很好,但这世间很多事不是讲道理就有用的。

  草原人安生不下来,就只能南下劫掠,所以大明才需要王化草原,这是彻底的彼此和解。

  大明军在绥远剿匪,由安抚转为了剿灭,这让主张柔远人、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士大夫有些难以接受,从塘报来看,戚继光的命令非常严酷。

  因为塞外的马匪,手段之残忍,是这群没见过世面的老爷们无法想象的。

  割掉耳朵拔掉舌头就为了盘问粮食、杀人前还把头发全都薅去、把人摁在水里一遍一遍的呛直到呛死以此取乐、用还在燃烧的木棍插进下阴将女子活活搅死、把人扔进开水里用扫帚扫皮黑话叫扫毛、把孩子两腿劈开扔进热水锅里叫穷小子翻身…

  戚继光知道这些后,下令诸营:但凡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任何抵抗的马匪,无论在哪里找到,都要立刻消灭,只准胜利,必须要胜利!

  河套人对戚继光剿匪之事,只有赞扬,甚至连救苦救难生人祠都立了好多。

  朱翊钧思索了片刻,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份名单,开口说道:“安逸的生活让他们产生了错觉,总觉安稳的生活是唾手可得的东西,生存,生下来活下去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无数的战士从这个冰冷的世界夺取的战利品。”

  “京畿两次被北虏所破,京畿震动不安,朕以为让这十几个人,前往开平卫和应昌卫,直面战争的残酷,才是解决之法。”

  朱元璋有一套再世父母论,生下人的是父母,让人平安长大安稳生活的是君王,这套理论在封建帝制的大明是有合理性的,而朱翊钧套用了这个理论,将再世父母这个概念,扩展到了每一个为了大明这个集体公利奋斗的战士,为江山社稷负重前行之人。

  将上报天子下救黔首的京营,塑造为刽子手的形象,这一点,朱翊钧不能接受。

  名单上一共有十七个人,这十七个人,就是流放戍边的第一批,他们能待下去就待,待不下去就一拍两散,被褫夺官身功名,滚蛋回家。

  “臣遵旨。”张居正看了看那份名单,有趣的是楚党、浙党、晋党都有,分布还算匀称,安稳平静的生活,让士大夫们总是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人教人,千遍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

  张居正不认为陛下这个举动有什么不妥之处,就得让分不清五谷杂粮的士大夫们,见见世面,才能理解戚继光剿匪,为何会从安抚转为剿灭了,而且下的命令和当初平倭时几无区别。

  张居正从文华殿偏殿出来之后,雷霆手段直接震惊了京堂,京堂十七人流放绥远,南衙都察院三十余名科道言官被送往了贵州改土归流、疏浚乌江。

  至于骂名什么的,张居正早就不在意了,反正没人敢骂他。

  这些处置都是以圣旨的内容下发的,是皇帝用过印的,到这一步,其实还有得救,那就是六科廊的六科给事中行封驳事,封驳皇帝圣旨。

  六科给事中们则是直接关起门来装傻,谁爱去谁去!谁愿意去谁去,反正他们不去。

  他们反而十分庆幸,这名单上没有自己。

  六科给事中们之所以没参与到这些糟烂事里,是他们忙着找王崇古麻烦,正好躲过一劫。

  这么一番折腾,反而有人开始应诏前往绥远了,再不去,坑都被人占完了。

第485章 到底是谁带坏了陛下?

  六科廊的六科给事中也有话说,放着王崇古那么好的目标不去进攻,非要去说京营攻伐绥远,当初陛下当街手刃陈友仁的事,所有人都记得,陈友仁写了本阴阳怪气的《平倭记》,极力为倭寇粉饰,给戚帅泼脏水,最后被陛下当街手刃了!

  皇帝当街杀人。

  礼部跟进写了本《东征记》,详细的描写了当初倭寇的暴行和戚帅约束军伍的严格。

  上报天子下救黔首,是长期实践的结果,不是一句口号,是事实。

  有些事可以碰,王崇古,骂他就行了,谁让王崇古犯的错比天还大,连张居正都对王崇古常怀警惕之心。

  有些事不能碰,张居正戚继光,那是陛下主少国疑时坐稳皇帝的柱石,但凡皇帝的心是热的,就会极力维护周全。

  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绥远支边的问题,在降价和流放言官之后,立刻得到了响应,这也印证了戚继光对士大夫的判断,就是在讨价还价,当见到事不可为之后,立刻开始反复。

  大明京营可以如期班师了。

  按照礼部的估计,大明识字率超过了25%,可不是说那种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就叫识字率,而是学完了四书五经的人超过了25%,这代表着大明有太多太多的读书人了,他们没有安稳的生活,人多,竞争就大,还不能操持贱业,否则就是有辱斯文,士大夫们希冀于皇帝能再涨涨价,结果等来了降价。

  所以绥远支边的问题算是缓解了,而且随着三级学堂的建立,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缓解。

  潞王大婚后的荒唐事慢慢落下了帷幕,潞王就藩的风力舆论也戛然而止,因为有知情人士透露:大明皇帝打算海外封藩,知情人士进一步透露,以潞王殿下贪婪的秉性和荒唐的作风,封藩海外,恐怕海商们叫苦无门。

  虽然消息来的没头没尾,但就大明皇帝开海的坚决意志而言,就知道陛下恐怕是真有这个打算。

  开海,是海商们不想讨论的问题,利益过于庞大,不如维持现状,还是让潞王继续在京堂胡闹吧,左右不过是一个亲王,又不是陛下。

  万历维新正在深入改变大明的江山社稷,方方面面,政治、军事、经济和生活方式,都随着大量白银流入和新政的推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这个剧变的过程中,大明正在逐渐变得强大,但维新的过程中也包含了尖锐的矛盾。

  首先就是皇权的高度集中和各个阶级对权力索取的矛盾。

  从张居正新政开始的万历维新,从一开始就是利用各种政策增加朝堂、皇帝的权威,来改变国家困于五疾的现状,是为了巩固皇权,皇帝是所有新政的基础,所以十年后的万历十年,皇权再次高度集中在皇帝本人手里,但显然习惯了道爷焚修、隆庆神隐的读书人,对这种局面的不满。

  从连章弹劾王崇古、杂报对王崇古的疯狂反对,就可以看出,对于朝廷手太长、管太宽、管太严这种事,士大夫阶层爆发出的巨大不满。

  这个矛盾是长期的,是集中权力和离散权力的矛盾。

  第二个矛盾则是新政惠及的还是肉食者,肉食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缓解,甚至部分自耕农、佃户承担了清丈带来的税收压力,这也是稽税院被恨的咬牙切齿的原因,新政的推行是随着行政能力的恢复,一步步推进的,强人身依附的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变。

  还田疏和请均田役疏,才能明显缓解人地矛盾、生产者和肉食者之间的矛盾。

  普查丁口和废除贱籍,是请均田役疏的一部分。

  这个矛盾也是长期的,是生产资料的矛盾。

  第三个矛盾则上层建筑和下层基石之间的文化矛盾,新政主要惠及到了肉食者,松江学派自由派的变革,代表着肉食者们在新政获利,张居正在分配卷,对这个问题讨论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同样承受变法的阵痛,但肉食者获利更多的情况下,穷民苦力就成为了牺牲品。

  这种受教育程度的巨大不公平正在加速撕裂大明的上下,而官厂团造、工兵团营,以及围绕着工匠、军兵展开的三级学堂,就是为了缓和这种撕裂和矛盾。

  这个矛盾也是长期的,是社会公平的矛盾。

  缓和三个主要矛盾,就是大明当下制度设计的内因。

  而王崇古给出的办法是更多的物质,张居正给出的办法是更多的货币,这并不是谁优谁劣的问题,没有张居正的新政,行政力量没有恢复,王崇古想做什么都是白瞎。

  大明真的太大了,包容性很强,容得下这两个主张。

  朝廷实行的变法,一定会引起旧有利益既得者的激烈反对,而封建帝制的政治生态,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和排斥,流放贱儒到绥远支边和贵州疏浚乌江,就是最典型的压制和排斥,这一定会促使旧贵们,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物理上消灭皇帝、张居正、王崇古这个变法核心,是最好的办法,这看起来是个最优的解法,无论这三个变法核心谁死了,大明的新政都会戛然而止,但问题是:大明对此极为防范,大明皇帝连皇宫都不住了,通和宫的人事结构简单,守备森严,皇帝对士大夫常怀警惕之心。

  这就是等级森严,阶级的直观体现,更高的阶级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来保护自己。

  常用的落水这种过时的手段,就显得非常稚嫩了。

  旧贵们更不愿意掀起‘民乱’来抵抗,比如进一步加高地租,促使佃户脱离田亩成为流民,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这是物理距离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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