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离股消，又极大的避免了官厂食利者的无序扩大，遏制食利派对官厂的恶劣影响。
“申时行的这本奏疏，是以契约论为基础，他认为，签订了契书，并且完成契书所圈定的内容，才是当下劳资矛盾的关键。”朱翊钧翻动着另外一本奏疏。
申时行对劳资矛盾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松江府做巡抚不是白做的。
申时行不是不知道身股制，在申时行看来，只有稳定盈利的官厂、钱庄、海贸才有推行身股制的基础，而一些小的工坊，尤其是初设工坊、新兴产业，没有施行身股制的条件。
王谦在燕兴楼做御史的时候，曾经给燕兴楼制定了九不准，只有符合九条准入要求的工坊，才有施行身股制的先决条件。
在申时行看来，契约论为基础的契书，详细规定工坊主和力役之间的权力和义务，才是当下朝廷应该推动的政策，身股制过于激进的同时，还有点好高骛远。
朱翊钧拿着两本奏疏，一本身股制，一本契书条例，这两本奏疏无论选哪个，对于当下调节劳资矛盾，都有意义。
“朕倒是更加倾向于高爱卿的身股制。”朱翊钧拿着高启愚的奏疏。
理智告诉朱翊钧，选申时行的办法，更加稳健一些，但高启愚左边这条路，更加符合朱翊钧的性格，更符合万历维新的底色。
“臣让徐爵去全楚会馆问过了元辅，询问高启愚为何如此这般。”冯保低声说道，高启愚就像是一个闪闪发光的显眼包，生怕别人看不到他。
“哦？先生怎么说？”朱翊钧好奇的问道。
冯保低声说道：“元辅说，高启愚之所以如此拼命，其实是怕自己成为万历维新的突破口，他一定要一步步的爬到高位，让人忌惮，才能保证，当年那些陛下都不在意的事儿，不会成为攻讦元辅的理由。”
张居正摄政，高启愚在应天府乡试出了一道《舜亦以命禹》的题，一旦张居正离世，这就是张居正意图取而代之的铁证。
高启愚用尽了全力往上爬，是怕自己破坏来之不易的成功。
为了万历维新，君臣、万民付出了怎么样的辛苦，高启愚一清二楚，他亲自去过倭国京都，逼迫丰臣秀吉投降。
“将这两份奏疏下章文渊阁，看看阁臣们怎么说。”朱翊钧没有马上做出决策，而是让阁臣们发表自己的看法。
朱翊钧更倾向于高启愚，但申时行的办法也有可取之处，同样很有道理，综合阁臣意见，三思而后行。
冯保将两本奏疏拿到了文渊阁，交给了张居正，却没讲陛下的倾向，全让阁臣们自己去讨论。
“我选高启愚，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支持他的行动，在我看来，不分贡献多寡、庸贤的平均，是对勤者能者的不公，算是文成公的人情太重，身股制，我以为极其合理。”凌云翼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官厂必须完成从人情到制度的转变，光靠人情走不了太远。
身股制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契机。
“我选申时行，他在松江府履职多年，不是无的放矢，显然是目前阶段的最适合的办法，我认为申时行讲的对，现在大部分的民坊都不具备身股制的条件，包括大多数的官厂也不具备。”张居正选择了申时行的奏疏。
申时行不是在端水，而是申时行更加现实，更容易实现。
“我选高启愚。”大司徒张学颜在两本之间犹豫再三，选择了高启愚的奏疏。
张学颜继续说道：“诚然，申时行讲的很对，身股制是需要条件的，一部分没有前提条件的官厂，看到了身股制推行，激励主动做事，这部分官厂，就会具备这样的条件了。”
“身股制是一杆大旗，带动官厂改制的大旗，这杆旗立起来，比它执行下去还要重要。”
张学颜作为帝国的账房先生，其实很清楚，当下大明财政的转好，主要是依靠官厂制的利润上交和焦钢烟专营经济，而非田赋。
因为天变，大明朝廷正在逐渐降低田赋的征收，大明财税体系，正在按照当初王国光设想的方向完成转型。
身股制成功与否不重要，关键是把旗子立起来，才能一点点去做，连竖旗都不敢，那决不可能做成。
“我选申时行。”沈鲤翻动了两本奏疏，最终选择了申时行的奏疏，他沉默了下开口说道：“历朝历代的维新自救，总是失败，是因为维新派在不断的变革中，不断变得激进，变得极端，而后在极端中迎来广泛的反对。”
“我不认为当下有身股制的条件，一如当下无法完全还田。”
浙江还田是具有极大的特殊性，是万历十三年刺王杀驾的惩罚，是君上在经济上的惩戒和平叛，不具备普适性。
“我不选。”陆光祖看来看去，跟见了鬼一样把奏疏赶紧还给了元辅。
陆光祖入阁总领反腐司反腐，他本来在看热闹，从来都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决定性的一票！
万历十八年，陛下‘朕意已决’的次数是非常有限的，很少反对内阁做出的群体决议。
陆光祖万万没料到，自己会成为那个关键先生，他选择了弃权，而且他打定了主意，以后全都弃权！
元辅和次辅之间的斗争，他这种小角色，绝对不能参与。
陆光祖都想好了，干好反腐，青史流芳。
“陆阁老，得说说看法。”张居正却没有放过陆光祖的意思，将奏疏还给陆光祖，张居正十分明确的说道：“阁臣不能不选，不能模糊，必须有明确态度。”
做廷臣，你可以保留意见，做阁老参与机要，不能模糊表态，混是混不过去的，做阁臣要有政治担当。
“必须要选一个？”陆光祖眉头紧蹙的问道。
张居正摇头说道：“是必须要有明确态度和意见，供陛下参详，不能和稀泥，也不能含糊其辞，不是非要二选一。”
陆光祖犹豫了半天说道：“这样，我两本都选，或者都不选。”
“这京师四官厂，可以开始身股制改制，在民坊主要以申时行的契书为主，如此一来，齐头并进，哪个好用就用哪个，哪个好用为主导，剩下的并存。”
“大明很大，大明的情况十分复杂，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在京师、在北方可能身股制更合适，在松江府，在南方，可能契书制更合适，一概而论，不利于制度推行。”
“陆阁老所言极是。”张居正思索了下，点了点头，陆光祖的说法，多少有点当年万士和的几分风采，什么都选，其实等于什么都不选，看似说了，其实什么都没说。
张居正没有继续为难陆光祖的意思，陆光祖要明哲保身，逼迫无用，张居正很快写好了浮票，交给了冯保。
冯保回到了通和宫御书房，将各位阁臣的话告诉了皇帝陛下，两票高启愚，两票申时行，一票弃权，这个票型代表皇帝的意见非常重要。
朱翊钧再次权衡之后，圈定了高启愚的奏疏，要是和陆光祖说的那样，都选了，等于左手打右手，两个办法，一个都做不成。
按照凌云翼的意见，将身股制的十九级降低到了九级。
高启愚讲的十九级身股制，是从一厘、一厘半以此类推到十厘，是晋商身股制的原始设置，如此多的层级，完全是为了让人爬不动，过多的级别，让人一辈子都在爬级。
等到爬到了可观分红时候，也已经垂垂老矣，离退，代表着过去的努力皆为梦幻泡影。
减少层级，明确规定何等的考成可以升级，就是为了减少爬级的时间。
制度的设计并非死板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如果九级制不好用，就重新回到十九级，毕竟是晋商们的成功经验。
朱翊钧看着面前的奏疏，面色凝重的说道：“过笔试后，还要口试，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身高五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且语言流畅，举止灵敏，且要官厂熟练匠人保举，出事则连坐严惩，如此，才能过口试。”
官厂的条件又变高了，万历二年的时候，还没有年龄、身世的要求，也不要求保举，万历九年的时候，没有保举，现在门槛还在增高。
就一个身高五尺（170cm），就能把很多人拦在门外。
因为京师官厂已经过了快速扩张期，官厂入场的门槛一年比一年高，进了官厂几乎等同于生死包办，这么高的标准，依旧应者如云。
“织娘也要身高五尺？”朱翊钧看着这个门槛，询问着冯保。
冯保低声说道：“陛下，不分男女，都这个要求，这门槛，只能做一刀切。”
“那就照准吧。”朱翊钧琢磨了下，还是认可了凌云翼、高启愚设立的高门槛，门槛就是过了这条线，才能入场的资格。
要么不设，要么只能一刀切。
第973章 穷民苦力，对朝廷真的还重要吗？
大明特别讲出身，官场最为明显，举人、三甲同进士出身，二甲进士出身，前三甲都有不同的职业天花板，出身就是门槛。
而门槛这个东西，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刀切。
你考上了就是考上了，考不上，满腹经纶，你也不能参与到权力的运行之中，林辅成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也不能参与到权力的运行之中，只能提供一些调研的结果给陛下做参考。
京师四官厂，身高五尺，就是一个硬性门槛，目的就是为了筛人，不分男女，要进官厂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只能用这种方式剔除掉一部分的人。
在这个吃饱饭都难的时代里，五尺身高，其实筛选的还有家境，颠沛流离、没有田产的百姓之家，根本养不出五尺身高来，算是最大限度的杜绝了游堕之民混到官厂之中。
而保举制，则是增加犯错成本，一人犯错，要跟着领罪，甚至祸及家人，匠人们跟着一些纨绔子一起做恶事，就要掂量下，保举你的叔爷会不会跟着一起出事。
“保举，各把头、会办、代办、总办，不准荐人，如实在有情面难推者，准其往异地他厂转推。”冯保解释了下这个保举制的前提条件，官厂把头以上，不得保举，若实在抹不开人情，放到异地他厂。
比如王崇古推荐自己侄子，那就放到别的官厂，而且是异地，这也就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王建案的发生。
这个远行几乎等同于生死离别的年代，远行他地，就为了一个官厂的匠人身份，实在是有些得不偿失了。
“笔试严格，若是在工坊内，则要的不严，若是要做账房，则需要善珠算，精书法，笔试在户部，口试在吏部，需由户部吏部官押，才可进厂。”冯保又介绍了双试制的具体情况。
官厂有些部门是吏员身份，比如账房，比如人事，比如仓库大使等等，这些吏员考试不在官厂内进行，而是在户部、吏部。
这些制度，都是为了保障官厂不脱离朝廷的控制。
凌云翼和高启愚都是很严谨的人，他们设计的每一步，都有自己的目的，为的就是让官厂从人情转向制度，让官厂真正成为大明朝廷的财源，源源不断的为大明革故鼎新提供银子。
万历十八年末，户部完成了年度大计，岁入折银为5700余万银，比去年多了320万银，今年增长低于户部的预期，按照户部的预期，今年岁入应该超过6000万银。
“今年田赋折银为1030万银，比之去年的1358万银，减少了328万银，今年水旱不调，朝廷对受灾各处蠲免田赋，绥远、山西、陕西免七成，北直隶、河南免三成、山东两成、其余地区各免一成。”
“今年商税为4658万银，相比较去年的再增六百万银，商税超过了总岁入的八成，如此高速增长，一为海贸，二为焦煤官营，三为烟草，尤其是烟草今岁入账310万银。”张学颜把大计的账本递给了所有的廷臣。
自从有了东交民巷监狱里那些进狱系人才后，户部终于可以每年年末把大计做完，对陛下进行汇报。
“大司徒，朕记得万历十五年的田赋，是1500万银？”朱翊钧坐直了身子问道。
“回禀陛下，万历十五年是1542万银，商税为3658万银，总计5200万银，也是商税首次超过岁入的七成，田赋最高是万历十二年的1653万银，自此之后累年降低，今年是减免田赋最多的一年。”张学颜作为帝国的账房先生，对于帝国财税了如指掌。
三年时间，田赋降了五百万银，几乎等同于嘉靖年间一年的岁入了，先帝皇陵都不太适合作为计量单位，而是以嘉靖年间岁入为单位。
这代表着商税蓬勃发展的态势。
也就是为了郡县制的运行，这田赋还在收，但其实从万历十五年起，朝廷的财税已经不依赖田赋了。
但田赋一定要收，你不收，就不是大明王土了，收了田赋，就要对万民负责，就要理清土地归属，要断那些断不清的官司。
吕宋总督府也收田赋，甚至每年都要折算成赤铜，运送入京，代表着大明在吕宋的统治。
田赋还涉及到了田土、丁口等方方面面的事儿，需要慎重再慎重。
朝廷这次大规模减免田赋，主要目的是为了换取乡贤缙绅兑现天变之前的承诺，就是灾年减租、不做兼并等等六十四条各色承诺。
朝廷结结实实少收了田赋，而且各县衙张榜公告了今年的减税幅度，朝廷说有水旱不调天变发生，并且减税赋，势要豪右、乡贤缙绅也没什么好说的，只能兑现承诺。
天老爷都愿意向下让利，陛下说话算数，说减就减，和万民共度时艰，小老爷们自然遵从，亦步亦趋。
朱翊钧看着面前的账本，这账册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
他忧心忡忡的说道：“文成公在的时候，最是担心，这技术进步，越是进步，朝廷离百姓越远，对机械工坊，是慎重再慎重，能不上就不上，文成公说他怕，这机器一转，就是三百个织工无事可做。”
“以前，百姓还能武装抗税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一如正统十三年福建叶宗留、邓茂七民乱，一如万历十五年，瑞金、宁化等三县田兵之乱。”
“现在好了，朝廷越来越不在乎田赋了。”
皇帝这番话，让文华殿喜气洋洋的气氛为之一顿，所有人都在眼神交汇，偶尔还有窃窃私语。
王崇古绝非杞人忧天，因为去年离世之前，王崇古就已经察觉到了问题，而且还专门上了三道奏疏。
朱翊钧继续说道：“似乎从万历十年起，好像没有人再提起清丈了，连浙江还田，也就是朕到了浙江，看遍了还田的结果，发下去了《翻身》，让百官借着万寿圣节贺表，谈谈看法。”
“但朝中也似乎很少有人提起清丈还田了。”
王崇古去年南巡回京后，就发现了，各级衙门越来越不注重田赋了。
浙江、福建、江左江右、湖广地方衙门，在上海松江府设了个买办衙门，专门买海外的舶来粮，连船都不卸，等到海漕扬帆的时候，就一起押送京师。
地方衙门更加看重驰道，看重水路疏浚，对田赋越来越不在意，当朝廷不在意田赋的时候，自然不再在意百姓。
权力不会出现任何的真空，村霸地痞无赖流氓，正在取代朝廷在乡野之间的统治地位。
长此以往下去，这穷民苦力，对朝廷真的还重要吗？
王崇古的担忧，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朝廷的统治基础从人口土地，正在转向商业资本。
这商品经济蜕变，城镇越来越重要，乡野越来越不重要，大明朝廷似乎不必再把手伸向乡野之间，也能维持有效且稳定的统治。
如果再把泰西那套竖切的法子拿来使用，设计一些穷民苦力互害的法子来，就会让统治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