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杜尔诺沃的警告仍在许多政府高官人士的脑海中徘徊。他提醒理智的俄罗斯官僚说，一个人口激增的波兰民族将成为俄罗斯帝国最桀骜不驯的少数民族。波兰文明的成就高度绝非中亚或者远东处于朦胧愚昧中的少数民族可以比较的，这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波兰民族是否将成为了俄罗斯帝国的“爱尔兰问题”？
波兰委员会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进行讨论，可每一种意见看起来都同时存在优劣，令人难舍难分。一直等到1916年的时候，这个委员会为数不多的成果就是吸引了一批相对亲善俄国的波兰人士加入其中，他们游说波兰同胞为协约国战斗的努力是有效果的。但这也让波兰委员会的工作陷入两难：到底是以俄国的利益优先，还是尊重波兰民族的利益，还是居中妥协。
假如说波兰委员会面对的问题是比较困难的话，那么南斯拉夫委员会面对的问题就是波兰问题的十倍复杂和十倍困难。
第三十四章，关于战后世界的设想，其下
南斯拉夫委员会本身就存在许多争议。
什么是南斯拉夫？哪些是南斯拉夫人？
塞尔维亚人是南斯拉夫人吗？克罗地亚人是吗？斯洛文尼亚人是吗？波斯尼亚人是吗？保加利亚人是吗？
俄罗斯帝国虽然拥护泛斯拉夫主义，但是俄国的学者也很少有人能搞懂巴尔干的斯拉夫兄弟到底是什么情况。所谓的“南斯拉夫”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个“位于南方的斯拉夫人问题的”委员会。
假如说南斯拉夫人应当是个东正教国家，那么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该放在哪里？南方的波斯尼亚人还都是穆罕默德的信徒。
假如说南斯拉夫人应当是个君主制国家，那么他们的国王应该是谁？哪种信仰？北面和西面的南斯拉夫人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臣民已经长达数个世纪，他们为什么要接受塞尔维亚国王的统治。那来自欧洲其他家族的国王如何统治南斯拉夫人？
塞尔维亚的外交官被邀请到南斯拉夫委员会是另一件徒增烦恼的事情。
塞尔维亚人远比俄国最夸张的民族主义者所设想的蓝图还有更大的口气，他们设想的不仅仅是某种南斯拉夫人的王国，而是巴尔干民族联邦。
除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人之外，巴尔干“民族大家庭”中还应该包括希腊人，有些人认为还应包括罗马尼亚人，以及众多在历史大潮席卷过后被遗忘的少数民族。
萨拉热窝的犹太商人、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意大利殖民者、阿尔巴尼亚的牧首、巴特纳地区德国拓荒者的后人，还有南面的土耳其人，这些人也属于巴尔干“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当然，希腊的外交官根本不承认希腊民族是北面巴尔干民族的一分子，自己应当是属于“地中海人种中的一支”。罗马尼亚的外交官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自己是罗马人的后代，而非巴尔干民族。
这听上去就很不切实际，而且
塞尔维亚政府派来的民族学者嘴巴上说未来这个国家应当是某种多民族之间“平等共荣”的联合体，但是塞尔维亚首相帕希奇的看法就很赤裸裸。
帕希奇设想的是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家，要横贯东西，从黑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要坐拥从中欧到爱琴海的大陆桥。
彼得格勒政府当然不会为了大塞尔维亚主义的狂热梦想买单，这既不可行而且极其危险。俄国高层一方面担心塞尔维亚的不自量力会让巴尔干局势一片糜烂，一方面又担心大塞尔维亚膨胀的国力会让自说自话的塞尔维亚人挣脱俄国的控制。
事实上俄国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当彼得格勒的外交官询问塞尔维亚驻俄人士要怎么把不同民族整合起来时，有一位塞尔维亚的政府官员兴高采烈地告诉他，波斯尼亚穆斯林问题解决起来没有任何难度——塞尔维亚军队可以给他们24小时时限，48小时也可以，让他们皈依东正教。
“那些不改信仰的就杀掉，我们原来在塞尔维亚就这么干过。”
俄国外交官大为震惊，说道：“你肯定是在开玩笑。”
那位塞尔维亚政府官员回答道：“绝对没有开玩笑。”
那么俄国政府设想的南斯拉夫应当是怎么样的？换句话说，到底有没有南斯拉夫人的国家，在奥匈帝国的尸体上应该产生怎么样的新国家？是一个还是多个？边界应该怎么划分？
这些问题的讨论根本是妄图从零开始厘清巴尔干民族混居现状的烂摊子，因为俄罗斯帝国先前仅仅是单方面地接受了捷克人、塞尔维亚人给俄国灌输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对于战后巴尔干的新国家根本没有任何构思。
所以南斯拉夫委员会任命了十多位教授、学者来收集资料，等到他们把几本大部头的巴尔干民族参考资料汇总完成后，对陌生的南方斯拉夫兄弟才有讨论的空间。
时至1916年，南斯拉夫委员会唯一可以确定的一个议题，没有任何争议的是，在战后世界，黑山王国将重新获得独立。
在民族传说中，黑山人是14世纪土耳其人入侵时逃难的塞尔维亚人的后代。真实情况大致相同，黑山人和塞尔维亚人一样，都信奉东正教，说的也是塞尔维亚语方言。不过黑山能够独立并非什么民族、国家利益，单纯是因为黑山国王尼古拉一世跟沙皇尼古拉二世沾亲带故。黑山国王的两个女儿嫁给了罗曼诺夫的大公，现在俄军总司令尼古拉沙大公的妻子就是黑山公主。
所以从王朝利益上出发，罗曼诺夫宗族一向反对塞尔维亚王国兼并黑山王国，因为这样一来就少了一门可以联姻的门当户对的东正教小兄弟。
而且黑山王国实在太小了，小到地图上只有一个点，人口有20万。因此南斯拉夫委员会一致认为战后黑山王国应该恢复原状——在1916年，黑山作为塞尔维亚盟国被德奥联军占领了。
不过随着战争持续到1916年且远远还未结束的时候，奥匈帝国要不要被肢解，这个问题都成为了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
1916年11月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弗朗兹一世去世后，留给卡尔一世的是一个厌战汹汹、精疲力竭的国家。粮食短缺、物价飞涨、劳动力紧张都成为了哈布斯堡臣民期盼和平的原因之一。因此早在卡尔一世登基伊始，他就派遣了秘密特使来到彼得格勒探讨奥匈帝国单独媾和的设想。
奥匈帝国的特使是瞒着德国秘密抵达彼得格勒的，他给俄国外交部带来的条件是割让奥属加利西亚地区给俄国，割让波斯尼亚地区给塞尔维亚，并支付战争赔款。
对于彼得格勒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因此引发了许多讨论。
第三十六章，彼得格勒会议，其上
1915年圣诞节早上，格拉斯哥工会工人不断发出嘘声，以此来迎接大卫·劳合·乔治，这位过去的自由主义激进派、现在的战争大臣。劳合·乔治要求招募更多士兵投入战争，并说出了一番颇有预见性的话。
他警告说，这场战争将重建整个世界：“这就是那场滔天洪水，它是自然的战栗……给人类社会和工业文明带来闻所未闻的改变；它是一场飓风，把现代社会的花花草草连根拔起……它是一场地震，将欧洲生活的巨石抛到空中；它是大地又一次的震动，各个国家稍不小心，就将前进或者倒退几十年。”
四个月后，在战线的另一侧，德国宰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说出了同样的话。
1916年4月5日，在地狱般的凡尔登战役开始六个星期之后，霍尔维格把一个事实赤裸裸地摆在了德国国会面前：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经历过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历史已经无法再回到从前”。
欧洲各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明白，随着世界大战的
进程，一种新秩序在战火中冉冉升起，它将彻底重建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和美国这些大国之间的关系。
这个正在形成中的新秩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其决定性因素——新兴大国美国——正在大洋彼岸跃跃欲试。
美国一开始只是十几个不同殖民地的联合，到19世纪初期，它已发展成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广阔帝国。当美利坚合众国向西边和南边扩张时，它设法将新的领土纳入自己的联邦体制中。由于自由的北方和蓄奴的南方在18世纪初建时的基础就大相径庭，因此这种一体化十分危险。
1861年，在诞生还不到一个世纪的时候，美国快速扩张的政体陷入一场可怕的内战。四年之后，联邦保住了，但所付出的代价从比例上说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主要参战国的损失。
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美国终于将自己打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国家。这不再是西进运动时那个贪得无厌地扩张的帝国，但也不是托马斯·杰斐逊新古典主义“山巅之城”的理想。它是被古典主义政治理论判定为不可能的某种东西，是一个统一的、横跨美洲大陆的联邦共和国，一个超大规模的巨型民族国家。
美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已经很明显了，但导致全球财政领导权突然从欧洲转移到大西洋彼岸的，还是由于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世界大战。
在战争爆发之前，主宰世界的是欧洲帝国，而其富有的心脏——伦敦和巴黎——的私人债权者向周边各国的私人和政府债务者借出了数十亿资本。而从1915年开始，不仅贷款的源头转移到了华尔街，排队等候贷款的也不再是俄国政府债务或者南非的钻石开采者了。
在战争爆发之后，从1914年10月开始，英国与法国政府提供数亿英镑的政府贷款支持俄罗斯帝国的战争动员，指望俄军从东侧粉碎同盟国军事集团。
1915年8月在法国，三国财政部代表达成协议之后，英、法、俄三个协约国主要成员的黄金储备必须在必要时刻提供给美国，以此为储存在纽约的货币价值提供担保。英国和法国轮流承担起为整个协约国集团商谈贷款的责任。
到了1916年8月，由于凡尔登战役的失败，法国的信贷级别迅速下跌，以致只能由伦敦方面来担保纽约的一切了。
1916年夏天，在协约国大规模军事进攻期间，J.P.摩根为英国政府在美国募集了超过10亿美元，至少占那关键几个月里战争花销的一半。
1916年，摩根银行采购处所负责的协约国采购合同的价值，已经超过了战前几年美国的出口贸易总额。
到1916年年底，美国债权人已经给协约国的胜利投下了20亿美元的赌注。
通过这些受到美国商业和政治精英支持的、J.P.摩根的私人商业集资，协约国集团得以调动相当大一部分的美国经济，而且完全不需要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协约国对美国贷款的依赖无形中也使美国总统在战争问题上有了巨大的优势。
无独有偶，1916年6月，流亡苏黎世的最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列宁，发表了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
列宁的看法和当时许多国际观察家的看法相吻合：美国与协约国之间过分密切的金融关系迟早会迫使华盛顿站到协约国一边，并准备为此承担巨大的风险。
1916年末，随着近一年的协约国军事行动相继进入尾声，英、法、意的政府代表云集于彼得格勒讨论协约国下一年的行动。由于俄军在东线取得的成果显著，而法国军队又在凡尔登失血过多，协约国的主动权已经从西线转移到了东线，特别是俄国手中。
在彼得格勒商讨的协约国军事行动放在之后讨论，这里谈及的是协约国的融资问题以及为什么彼得格勒政府会希望于和奥匈帝国进行媾和的谈判。
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是强烈支持尽早结束这场世界大战的高层人士之一，作为经济部门的长官，他已经对绞尽脑汁筹措战争资金感到麻木了。根据俄国财政部和英国财政部的洽谈，协约国至少要募集15亿美元的资金才能发动下一个阶段的作战。
在战前金本位制度下，1美元等于2卢布。随着战时的通货膨胀，1916年的1美元大致相当于三点几卢布。那么15亿美元就意味着50多亿卢布的资金，足以说明美国资金对协约国战争机器的必要性。
从这一角度出发，科科夫佐夫的和谈倾向非常明显了，奥匈帝国退出战争将迫使德国承受协约国的共同压力，于是德国就不得不与协约国展开和平谈判，从而结束这场世界大战。
假如战争继续打到1917年，俄国将背负一大笔沉重的债务，届时作为
欧洲的战胜国也不得不仰赖于美国的资金。
“我敢肯定地说，到明年（1917年）6月或者更早，只要他愿意，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就能随心所欲地对我们发号施令了。”
科科夫佐夫如此警告大臣会议的同僚们，他认为避免未来纠葛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停止战争。
此外，斯托雷平、萨佐诺夫、克里沃舍因都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最重要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有不同的看法。
第三十七章，彼得格勒会议，其下（求月票
在协约国的彼得格勒会议之前，彼得格勒政府自己也关起门来商议1917年的俄国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科科夫佐夫关于尽快和谈的意见代表了彼得格勒中央政府中一批趋于保守、中庸的官僚们的意见。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科科夫佐夫在维特时代就担任了俄国政府内的重要职务，在斯托雷平时代稳居于财政大臣的宝座，即使之后被调度到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担任中央委员也是出色地完成了国家经济主管部门的草创和落实。
因此从能力上说，科科夫佐夫是不差的。只不过相比于性格鲜明、有自己主见并且有动力和能力去践行的维特或者斯托雷平这类政治强人来说，科科夫佐夫的形象就不免显得有些太过四平八稳了。
你既不能说他不好，实际上他干什么都很兢兢业业，完成度很高。但你也说不上他干的政绩有什么强烈的个人色彩。不过科科夫佐夫在政府和杜马中的风评、人缘都很好，像是个不倒翁一样的人物。
科科夫佐夫的发言就是典型的文官式的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的思维：俄国的财政在战前看上去高是因为俄国的各种税率高，但这些国营和财政收入在世界大战恐怖的现代化战争面前仍旧是不够看的。
所以从国民经济的良好前景、长远角度看，打仗打到1917年基本就开始拼内耗了，也就是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积累的国民财富拿出来充军费，这方面俄国天然劣势——本来就没富过。
而且刮老百姓的钱引起的民怨会很大，所以科科夫佐夫尽量靠英国、法国、美国的融资来打仗。
“至1917年初，俄国的国债累计已经达到了250亿卢布，且每年增长的数目至少在50亿卢布以上……从战后长远角度考虑，综合考虑俄国的财政能力和国家经济水平……多项因素结合之后，我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战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对俄罗斯帝国是有利的。”
科科夫佐夫的发言和他的绰号“留声机”一样，一大串话说出来让人听了后面忘了前面，这也是经典的官僚话术。本质意思就是，俄国比较穷，背那么多债会导致战后财政紧张。但是科科夫佐夫不会这么简单地说，因为他现在担任财政大臣，假如自曝短处会给别人留把柄，所以任何困难都不会从他嘴巴里直接讲出来。
“提高货币供给量对财政情况是否会有好转？”
中央计委委员克里沃舍因发言说。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克里沃舍因是彼得格勒政府中后来居上的官僚成员，他早年在维特组织农业改革时期因为扶植富农经济卓有成效而慢慢从俄国地方政府转调彼得格勒中央政府进行工作。在斯托雷平时代完成了从农业部门到国家计委的转型，之后通过证明自身能力、成功的权谋活动在战时的政府部门中脱颖而出，一时炙手可热，成为新的政府高层之一。
提高货币供给量是个委婉的说法，意思就是开动印钞机，拿便宜量大的纸币兑换债务。
“战时控制物价增幅也是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俄国工人的收入在全欧洲都是最低水平的。”
斯托雷平提醒他的内阁成员说，肆无忌惮的印钞只会让物价崩溃，政局动荡。
“假如是本国通货的话，通货膨胀的确可以解决国内债务……但是美国的债务是不行的。”
科科夫佐夫为难地说，美国银行不可能认越来越不值钱的卢布当真的硬通货，所以必须有真金白银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给卢布保值，这样美国银行才会把美元借给俄国政府。
“从俄国缔结了伦敦条约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违反该项条约内容单独与奥匈帝国媾和，或者我们可以与英法两国商议后提议奥匈帝国的和谈条件。”
萨佐诺夫的发言中规中矩，他在战前的外交活动受人诟病。很多俄国政治人士如今体会到战争的难处后从一时的爱国狂热中清醒过来，指责萨佐诺夫没有及时制止战争的发生，导致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这导致萨佐诺夫的处境比较艰难，好在政府内部的压力较小，让他几番犹豫后没有辞职。
“这样就放过哈布斯堡了。战争打到这个境地，难道俄国民众还能接受我们与哈布斯堡的外交官握手言和吗？时至如今，我们
只有全面胜利可言。”
克里沃舍因反对与奥匈帝国的和谈，他认为卡尔一世的特使开出的条件远远不能满足于俄国民众的泛斯拉夫情绪，至少捷克应当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控制。
“如果捷克脱离奥匈帝国，那么这个奥匈帝国就未免太弱了，恐怕难以在未来的战后世界充当什么力量。”
萨佐诺夫说，把波西米亚王国从奥匈帝国境内拆出来，那么维也纳的控制力将远远小于布达佩斯的影响力，届时就不是什么奥匈帝国了，而是一个变相的大匈牙利帝国。
“我们与奥匈帝国和谈还会导致罗马尼亚人与俄国不快，届时我们难道要绕行匈牙利境内去收复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领土吗？”
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补充说，他是坚定支持俄国征服土耳其海峡的鹰派人物。
现在彼得格勒政府内部的政治派系可以笼统地归纳为由斯托雷平通过其手腕、个人魅力统合的大多数自由保守主义官僚。祖国党的新保守主义在外界观察家眼中是某种政治保守、经济自由的意识形态，所以叫自由保守主义也不过分。
如果要细分的话，科科夫佐夫这些立场很平庸的官僚属于谁赢他们就帮谁。
萨佐诺夫和克里沃舍因是较为亲近俄国中产阶级和杜马的自由帝国主义政客，即在国内靠近或者理解自由主义，讲一些人道和文明，然后对待国外和第三世界的做派则是帝国主义的那一套。
马克拉科夫理论上是保守主义者，尽管保守主义距离沙皇专制、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那段历史传统已经产生了一些距离，但是俄国保守主义的底色还是推崇强人政治、大政府，威权政治的那一套思维。
不过马克拉科夫并不算一个官僚派别，因为他和萨佐诺夫或多或少都不受斯托雷平的制约。所以他们的共同标签是保皇党，或者忠于君主的那一派大臣。
“但是卡尔一世的特使不能给出割让外莱塔尼亚的条件，因为那里是匈牙利王国的领土。他担心假如维也纳给出这些条件会导致奥匈帝国的分裂，那样和谈的意义就荡然无存了。”
萨佐诺夫补充了卡尔一世的难处，他所继承的奥匈帝国是同床异梦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组合起来的国家，很难想象匈牙利人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特兰西瓦尼亚被割让后还与奥地利结为同一个国家。
“那么陛下是怎么想的呢？”
斯托雷平询问萨佐诺夫，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统治惯性，萨佐诺夫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联系是比斯托雷平要深的，很多秘密外交协定直到沙皇点头同意之后斯托雷平才知晓，这令后者十分不满。
“陛下的意思……陛下倾向于维持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但奥匈帝国的政治实体应当接受俄罗斯帝国的肢解，未来的中欧与巴尔干应当有新的斯拉夫国家诞生。”
萨佐诺夫的说法令斯托雷平摇头，“那么换而言之，陛下不愿意接受卡尔一世的和谈？”
“是的，特使的底线是保留奥匈帝国。”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应当敦促奥匈帝国的投降，条件则是维持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王位仍旧由哈布斯堡族人担任。”
马克拉科夫立即说道，他一直以来都拥护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