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的回信来了：“王瑶同学，你的来信及邮寄来的两根拐杖已收。感谢你对邓小平爷爷的祝福。希望你好好学习，做赖宁式的好学生。”
回到杭州后，我写了两则通讯，以《心香一瓣?小草向大山的回报》、《邓小平的两根拐杖》为题，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安徽日报》扩大版。事情过去多年了，总感到言犹未尽。当年开放胡适研究与胡适生献仗的故事，不就是产生在同一大天幕下的两出时代活剧吗？前者的舞台是世界性的，后者则在黄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然而一样意味绵长。
胡传（1841——1895），原名守珊，行名祥蛟，字铁花，号钝夫。后来其字铁花成了行名。胡铁花一出世，中国正开启了悲惨的半殖民地社会的史幕。他41岁走出皖南大山开始从政后（且以41岁为界，前者为前半生，后14年为后半生），将良知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时势使然，必然会带来壮武的悲烈的结局。胡铁花未享天年，只活到55岁。人们已知道了他为抵制《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进行武装反抗，以致殉国的史事，那末在他出山以前的大半生涯又如何呢？
胡铁花的前半生主要历程是：在绩溪乡下读书；为太平军战争而逃难；营造胡氏宗祠；赴上海龙门书院读书；再返家乡修宗谱。虽未经受政治大风云，却在大山中历练他的阅世和意志。
胡铁花的成长中有两个关键人物。第一个便是他的伯父胡星五（名奎熙、行名贞焘）。铁花早年丧祖父，其父胡贞锜是由其胞兄胡星五养大；之后，按徽商常规，一直在上海川沙经营万和茶叶庄，很少顾及家事，他将铁花（居长）等五个儿子都留在绩溪乡下，均由星五照管。胡星五是个老秀才，屡试中不了举，但很有眼光，早就看出铁花“是儿夙慧，必大吾家”，“此子材质较诸子侄优”。让铁花7岁时就在家乡就读燃黎学馆，凡4年。以后，作为长子，铁花随父亲去上海茶叶店当学徒。因为父亲接受了长兄的建议，终于又让他在上海读书了。读书，从此改变了胡铁花的生活道路。
但他的平静读书生活被太平军战争打断了。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南京）后，数度加兵祸于徽州。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兵扰绩溪。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再度扰绩溪。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军三度扰绩溪。徽州一带，正是后期太平军与清军的交战走廊，溃败的太平军烧杀掳掠，严重糜烂地方。胡铁花一家正逢上了这一场历时5年的战祸：“流离播越，五年之久，刀兵、厉疫、饥饿三者交迫”，饥饿到人食人地步！
这段苦难岁月，胡铁花在他的《钝夫年谱》中有具体记载：“徽歙境内偏地皆贼，无路通粮。饥民甚多掘草根、剥树皮、杂糠秕以食”。“至岁底，大雪降，深八尺，并草根树皮不能得。日见饿莩在沟壑，明日视之，则肉已尽，只余骨，盖已夜为饥民取而食之矣”。绩溪“余川以东各姓民村十余，横尸偏野，臭不可闻”。“吾家门前溪中及菜圃百步内尸二十余，均腐溃，蛆出血肉狼藉……”刀兵之祸带来的厉疫流行与饿毙，使得原有22万人口的绩溪县（道光末年1850年统计），到同治四年（1865年）时仅剩下十分之二了；上庄胡氏宗族由6000人锐减到1200人。
胡铁花这一家在在战乱中流离颠沛、苦不堪言，先避难深山高险处，继而逃往休宁，稍少安宁。返回绩溪。1862年太平军二次来犯。又举家逃难，两年前刚结婚的少妻冯氏因此罹难，据说是死于太平军刀下的。这家老幼妇孺近20人，一路为肌渴所煎熬，全靠已长得体魄伟岸的20岁的胡铁花冒黑夜顶风雪，往返偷运粮食来维生命，险象环生，全靠幸运和意志挣扎了过来。一次，他从山岭失足坠谷，亏得一个过路人相救，各解腰带，迸足死力为拉了上来。又一次，途中他患了疟疾，病疮迸发，昏死过去。家人针刺他的十指、咽喉，皆不见血，直“刺心口，血始出，渐苏”。最惊险、艰辛的一次是，太平军从屯溪骤然夜袭，仓促中铁花带全家出逃。才行5里，母亲疟疾复发，身体近乎瘫痪，无法行路，铁花让七妹伴母在路边等候；自己挑起衣物并带五妹朝前疾行四五百步停止，要她看守物件；立即返身到后一站，背起母亲、带七妹疾行到放衣物处，再放下母亲，让她小憩；继而奋力挑起衣物，带五妹朝前赶。停止；再返身负母继续前行……如此反复地在密雨、泥泞中与死神赛跑的“双重行”，竟又赶了5里多，终于脱离险境。如此颠沛困苦中，锤炼了他坚韧的意志，养成勇于迎战的个性。
除了逃难外，胡铁花面对盗贼抢劫，勇悍地予以还击，“常偕其昆季狙伏击贼，或抄路剪贼尾队，屡得手”，因此有了初次的军事实践。
逃难生活结束不久，颇孚众望的胡星五在主持重建胡氏宗祠中途归天了。铁花遵照伯父遗愿“学作八股将成篇，可令卒业”，赴上海就读于龙门书院（1869年），时年28岁。其实在1865年他已参与建造上庄胡氏宗祠，当时由胡星五抱病主持。因为家乡建宗祠，他在上海只读了三年书，但“龙门”学涯三年，却是他思想的转换期。尚在他24岁（1865年）时进学秀才；进了龙门书院后，他就淡薄科举功名，开始关注时事国是，他对程朱理学、史学、经济之学颇有心得，研读词章也有体会，但他不屑于同学“仅仅工于时文，专揣摩举子业者”，而“时钝夫阅《资治通鉴》，每见历朝用兵争战之际，成败大半取于得地利与否，而自苦不明于地理”。他发现清廷封疆大吏多因对边徼地理无知而造成误国后果，这一严酷的现实必须改变，因此他“心惟专注舆地图书”，并“毕生乐此不疲”。胡铁花后半生踏勘东北白山黑水，考察海南岛黎峒山寨，及至治理台湾台东，可以说龙门书院注修舆地学是为起点，而发韧者，乃是他的忧时感事的爱国思想。
很可惜，家乡建宗祠大事中断他的龙门书院学习生涯。告别时，有名文学家、道光进士、书院山长刘熙载（1813——1881）赠言于他：“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期有益于世。在家则有益于家，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益于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斯为不虚此生，不虚所学。不能如此，即读书毕世，著作等身，也无益也。子其勉之。”进书院前，胡铁花在携家口逃难中已这样做了；以后无论在家乡，或奔走天下，恩师刘熙载的临别赠言，成了他为人一世的座右铭。
胡适在他的《我的信仰》中说：“我父胡珊，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有坚强意志，有治理才干的人。”“坚强意志”已在他率家人逃难中初露头角，而在其后主持重建上庄胡氏宗祠工作中，治理才干得到充分发挥。
洪杨战祸，把上庄胡氏的宗祠完全焚毁掉、家谱失落零乱了。封建时代，造宗祠、修家谱，是头等大事。重建胡氏宗祠，由40世裔孙、大伯胡星五抱病负责，但实际上均由年过25岁的胡铁花操作，前后达12年之久（1865——1876）。1872年他上海龙门书院辍学回乡后，就全力以赴投入这项巨大工程，这是胡铁花出山前，劳心劳力，甚至付出声死代价做成的一桩大事业。
首先是筹款。银钱靠向胡氏族人募集，主要来源于本地族人和商旅于屯溪、休宁（胡开文笔墨业）、上海的族人。但是战争刚结束，本地胡氏族人十室九空，捐不出钱来，于是逐渐矛盾激化，抗丁工捐演变成武装冲突，“八十余人已制成利刀八十余口”来抗争。胡铁花并不因此罢休，准备背水一战，“急购大杉板，雇工人为制二棺，意以其一为先妣百年后备；一即自备以待众人之刀也！”他确是抱以死抵制武装抗捐的，铁花私下对他的四弟介如说：“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如果被杀，你可将这口棺材收殓我的尸体，殡厝于宗祠的中堂，我就死而无憾了！”说到就做到，他干脆移居工地——建造中的宗祠帐房，正面迎战。由于胡铁花制棺表示宁死勿退、矢志不渝的决心，震憾了想闹事的休宁胡氏一伙人，他们头儿觉得兹事体大，赶紧煞车，“急叱令从退”，对胡铁花说：“今天我门是来和你从容商事的。”机灵的胡铁花随即宣布，“依祖宗之旧例，丁工捐不交清的，这家的祖考神主不准入祠。”这是十分厉害的一着，封建宗族社会中祖宗牌位不能入宗祠，等于被开除出宗籍，是罪不可赦的，无缘无故的，谁敢冒这大不韪？于是本宗族分摊捐款问题终于转危为安，和平解决了。
接着是施工。胡铁花指挥有方，大公无私，任劳任怨，乃至遇事议不决时独断专行。当然这是建立在“详高广尺寸，计当用大小材木若干”，“如何购材，如何兴工”等实地调查、精密计算基础上的。一旦筹款成功了，他很懂得族人捐助的心理，在宗祠施工中增加了两处辅属设施：“彰善堂”、“酬劳堂”，鼓励族人多多捐款，留下芳名。施工中他身体力行，他亲自四出寻购围丈二尺的五间大梁，围六尺的银杏柱木，击锣指挥搬运大材。
宗祠建造大功告成，他为满足大众愿望，“行宴饮礼”（116人参加）、“酬宾演剧”（六昼夜）。他谦逊地说，现今“俾得侥幸而不负诸父兄之重托耳”。
时已光绪二年，胡铁花36岁了。他交出宗祠的册籍、图记和锁匙，宣布告退，以表丝毫没有“盘据之心”迹。嗣后，他又化了三年时间，参与因战祸而散佚的胡氏宗谱编纂工作，兑现“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利于邑”意愿。这时他已届四十不惑之年了。
崇山峻岭中的皖南绩溪距离东北三省何止千里，但胡铁花一直关注遥远的边事，认为沙俄利用清廷官僚对边徼地理的无知，不断蚕食我疆土，也许形势更为严峻，由于“俄罗斯若窥并朝鲜，则东三省皆为所包，京师不能高枕而卧矣”！因此认为，首先是“今若有人游历其地，能著书详言其形势，便可补古今舆地图书之缺”，以此抑国土流失，报效国家。至此，他的东北之行目的已十分明确。这时他已经41岁了，有三男三女，最大的15岁，最小的仅5岁，续弦曹氏已病故。他们这个大家庭兄弟五人，铁花居长，过的日子也是十分艰辛的。胡适晚年曾对他的秘书说：“我的父亲五个兄弟是五房，加上伯父的两房，共七房人住在一块。在太平天国之后，徽州又不是产米的地方，一大锅饭让男人吃了之后，再加米煮成稀饭给女人吃。”胡铁花不安于贫困生活现状，“不惑”于儿女家小牵挂，把小儿子（胡适还未出生）、二女儿过继给别家（兄弟），拜别祖宗、老母，顾不得“铁石心肠”“寸寸断裂”，毅然离乡启程北上，时为光绪七年，公元1882年夏秋之交时分。
胡铁花由富商族伯胡嘉言资助100银元，从上海搭海轮去天津。船行黄海，眼界顿时海阔天空，他赋诗感慨道：“初秋时节日新晴，海不扬波万里平。上下水天同一碧，居然人在镜中行。”“身如大海一浮鸥，南北东西任去留。野性怪将之水狎，生涯飘泊不知愁。”海上行5日，到达天津。他又陆行4日，抵达北京，寄宿于宣武门外椿树头头条胡同绩溪会馆。在京城，他又得长他16岁的族兄胡宝铎的鼎力相助，使他由此步入仕途。胡宝铎（1852——1896），同治进士，分发兵部武选司，官至军机章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特赏三品衔。他俩在绩溪会馆会见后，作“日夕谈别后数年家乡事，彼此各憾相聚晚”。铁花提出，要求将自己介绍给吴大，赴关外给一护照，以便游历。因为吴此时升大仆寺，奉旨改为吉林督办。宝铎欣然为铁花修书他的同年同榜进士、钦差大臣吴大，介绍这位志向远大的年轻的族弟。胡宝铎是胡铁花一生发展中又一关键人物。铁花视宝铎为恩人。宝铎把铁花作忘年交。在铁花奉命调台湾后，时势变幻之际，他俩隔海通信达21——13封之多。
同年七月（阴历）三十日，胡铁花持函离京东行出山海关，徒步42天，于十月六日，终于到达长白天地的吉林宁古塔（现吉林省安宁县），投奔节驻在那里的吴大帅麾下。他并不为求官而来，只是盼大帅颁他一份通行证，好让他遍历东北，考察边徼地理形势。钦差大臣吴大，是一位自学成材的大学者、考古家，不以门阀为限录用人事，看了胡宝铎和天津张佩伦、彭主政（吴之女婿）两封推荐信，又眼见这位身躯魁伟、密发浓眉、精力旺盛的中年男子，不畏艰险，徒步千里前来投奔，爱才之心顿生，说：“绝塞千里无人烟，子孤身何以游？”逐留身边充作随员，带着巡行阅边。不日，他就随吴大帅坐扒犁，在冰冻的牡丹江上行千里，考察了乜河、三姓等地。果然，他不顾寒冷疲劳，沿途踏访，对照勘误舆地志书的山川形势。
1883年，胡铁花正式升任为吴大的幕僚，并“委赴东大山老林中编参户保甲，兼差（考察）十三道戛河地势”。他认真履职，实地踏勘时“忽缘山，忽渡水，忽窬岭，忽穿林，变幻无定，恒终日不见人迹“。他考察这些既不设防又无管辖机构地区的地理位置、民俗民情，深感正为沙俄觊觎之所在！编参考察结束，他向吴大帅报告中一针见血地点出要害：”俄之谋我，祸莫大于乘隙。”接着就该地区的防务、资源利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这次考察后，胡铁花被吴大举荐朝庭，任用为“以知县留于吉林酌量补用”，又一次派去边境三岔口办理募集流民、垦殖荒地、发籽育种的农垦事务。这无疑是安民靖边的大事。从此，胡铁花成了吴大麾下的得力助手。
1884年，胡铁花奉调去审理讼盗案件，很快清理了许多积案。接着被委署县政兼理儒学训导，又从严从速处理了一批“滑吏”、“莠民”，奖励士人“争奋于学”，赢得当地人士奔走相告：“良师也，不可失！”
胡铁花的才干、尽职、政绩、都为吴大所赏识，终于被委以国务重任。1884年，胡铁花被派赴珲春，会同沙俄帝国官吏廓米萨尔，勘定黑顶子边界。此地实际已为俄占领，经过外交上艰苦争辩，终于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时要了回来。胡铁花的踏勘、会谈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前去的途中，听说有条捷经可“察其要领”，不料在漫天大雪中迷路，断了干粮，衣履都零落破败了，他发现一条山涧，‘忽念水流必出山，他的小队人马沿山涧而行，终于走出险境，完成会勘任务。
1886年，他因母亲逝世回乡奔丧。1887年，吴大徵调任广东巡抚。胡铁花服丧毕，离乡南下广州，继续追随吴大帅麾下。吴与两广总督张之洞欲计划开发海南岛。吴遂派他的得力助手胡铁花下海考察黎峒山乡、天涯海角。一冷一热，同样都是元荒“蛮夷”之地，他因水土不服，并过度疲劳。“染瘴几死，幸遇席公，乃获更生”。席公者，蜀中太守席春畲，时在海南抚黎。他冒死开展工作。考察结果，得出“生黎驯，不必剿；林木少，不足采；黎峒窄，不值郡”，一个十分客观，具有现代观念的结论，供张吴两帅计划开发琼州作决策参考。这是自明朝海瑞300年以来第一次对海南岛认真的实地踏勘。胡铁花考察海南岛时写下了详细日记，后来在地理学杂志《禹贡半月刊》上发表。胡铁花对海南岛的这个结论，从历史主义观点来看，至少有两点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性：一是维护民族和睦，二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1888年，黄河在郑州决口。8月，吴大徵奉调河道总督，督修黄河河提。胡铁花随同前往，被委负责开厂购料、浇填土坝两项关键工作。他抵制治黄河的腐化作风，兢兢业业，一心为公。他不负重任，“治料，则料精而价廉；督工，则工坚而时速”。据传，他采用了家乡徽州蔑篓装石料来驳堤的办法，修筑黄河堤岸，实效显著。他也不困惑于流行一时的“河神”（水蛇、蛤蟆）迷信陋习，赋诗讽刺云：“纷纷歌舞赛蛇虫，酒醴牲牢告洁丰。果有神灵来护佑，天寒何故不临工？”由于协理治黄劳绩卓著，吴大徵于“大工合龙，以异常出力奏保”朝庭，胡铁花奉旨得“直隶州候补知州分发各省候缺任用”的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地市正职）的官员资格。至此，他才离开恩师吴大徵。
乘等待新的任用间隙，1889年，胡铁花再次返乡绩溪上庄，由他的婶娘（伯父胡星五的妻子）做伐，娶了七都中屯平民女子冯顺弟，做他的第三任妻子。从此，他的仕途与家庭日趋圆满。
1891年，他的候补得到“落实”，被签分（在北京等候时抽签）到江苏省城苏州，先后担任（省城）阊胥门外水陆总巡保甲局长，省城中路保甲总巡，（上海）淞沪厘卡总巡。苏南历来是富庶之地，为官者无不企盼，尤其后者，总管上海港口厘金税收。这无疑是份肥缺，但胡铁花清廉敬业，夙夜奉公，既不为难商贾，又不拖沓商务，表现出徽商从政后的精明干练，且在官场“平居谦退，不以才智先人”，诚为江苏等多省巡抚所器重，因此得了个“能吏”的好名声。
上海与上庄胡氏素有深厚的的关系。胡铁花的祖上曾在上海附近川沙以一百银元起家，独资创办了一家小小的名叫胡万和的茶叶店。那时川沙还是个小渔村，因此有了“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的民谚。到了他父亲胡贞锜手里，有了发展，“胡万和”在镇上有了规模较大的分店，并且拨款，在上海华界与他人合股，开办“瑞馨泰”茶叶庄。每逢春茶上市，少年胡铁花曾被父亲带去川沙、上海协助经营，14岁时“已如成人，每岁茶市，已能供奔走，助力作”，成了惯律，直到接受长兄星五的启导，送龙门书院读书，才终止这种“学生意”式的商业活动。如今，胡铁花宦游十年，终于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做官，当然心满意足常去川沙“胡万和”转转，也到“瑞馨泰”坐坐，他的新婚妻子就借住在店铺屋里。更使他心化怒放的是，赴任同年（1891年）阴历十一月十七日（阳历12月17日），也就是结婚两年后，18岁的少妻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是胡铁花第四个儿子（老二老三是双胞胎），也是最小的儿子，日后给上庄胡家撑门面，给绩溪胡氏宗族光宗耀祖的人物。他，就是胡适。
胡适出生在这个年份，正好是康有为发表刊印《新学伪经考》、《大同书》，中国维新变法轰轰烈烈，亚洲资产阶级改良思潮风起云涌之际。越世纪，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几位大将也都降临这个时期，但排起年纪来，胡适却是他们的小弟弟了：陈独秀（1880年生）长他11岁，鲁迅（1881年生）长他10岁，钱玄同（1887年生）长他4岁，李大钊（1886年生）长他2岁。
胡铁花本想谋个太仓知州这样的太平官，干几年告老还乡，奈因为“能吏”出了名，竟被新设行省的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请朝庭，调到台湾去了。从此，改变了胡铁花一生命运，使他干事执着，为官清廉的本性升华成崇高的爱国壮举，彩绘了生命的最后一页。
光绪十八年（1892年）阳历2月，胡铁花邀请族兄胡宣铎（胡宝铎的胞弟）作幕僚，并携带二子绍之简装轻从渡海去台湾。赴任前，他将少妻稚子带到沙川，但他家的“老万和”茶庄不便住入内眷，于是租赁了咸丰举人沈树镛宏大的家宅“内史第”的一间厢房，安置妻儿。翌年2月，派人来接去台湾团聚。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婴幼时代与中国两位名人同住川沙“内史第”一个大院，就是黄炎培和宋庆龄。胡适曾说，“我幼时在川沙住过一年，没有印象”，因为他那时实在太小了。但是15年后，1906年他在上海就读中国公学时，对英文老师宋耀如（也就是当年“内史第”邻居宋氏兄妹的父亲）的印象就颇深刻了。他晚年谈及这位“蒋夫人（宋美龄）的父亲时曾说：“他本人并不高大，长得有黑又粗，嘴唇有点撅起的。他有三男三女，都很漂亮，都不像他。”胡适没有见过师母倪桂珍，但听说“她长的很高，也很漂亮。宋家兄妹都像母亲的”。
胡铁花离开上海，踌躇满志地横渡台湾海峡去赴任，在海轮上他赋诗抒怀：“因缘不必问三生，聚散如萍却有情。入世岂愁多险阻，知人翻恐负公卿。天风假我一帆便，海水谁澄万里清？试看乡村颁社肉，几人作宰似陈平。”从这首难得留存的律诗中，可见胡铁花满怀建功立业的愿望踏上命运畏途的。
2月底，胡铁花在基隆上岸，立刻奉徼开展公务。他以“全台营务处总巡”的身份，冒湿热瘴疠毒气之艰险，巡视全台31营28哨的防务，并代邵有谦巡抚前往澎湖列岛视察军情，前后历时6个月，留下了一首壮怀激烈的词：《大江东去》。曰：
严华世界，任凭我踏遍云山千叠。瘴雾蛮烟，笼不住猛虎磨牙吮血。试问当年，英雄几辈，学班超探穴？寒光射斗，看来辜负长铗。只当竹仗芒鞋，寻常游览，吟弄风和月。圆峤方壶都在望，无奈海天空阔。浪拍澎湖，秋涵鹿儿，应笑重来客。那堪骊唱，正逢重九时节。
如此铁板长歌的背后，殊不知高山瘴雾、湿热疠毒对他折磨的内里——“历遍三十一营二十八哨，凡六个月，往来炎蒸瘴疠之中，从者皆死”。胡铁花历经各种自然极限气候的磨难而幸免，诚如他遗嘱中自言，“在婺源覆舟于鹅掌滩下，亦不死”；“会勘边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误入窝棘中（即荒老的森林），绝粮三日不死”；“自琼而南，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染瘴病困于陵水，海天空阔亦不死”；以及这次在台岛瘴疠毒雾中的遭遇，唯他生存了下来。固然可以说是他命大，但究竟严重地摧败了他的身体，伏下了致命的湿毒刻骨蚀心的祸根，是为他悲剧终身的因子。然而，胡铁花就是胡铁花，他勤于政、精于业（尤深谙军事地理学），他将巡视的结果，直言禀告邵巡抚：全岛炮台要塞防务功能等于零，鉴于中法战争（1885年）之后，我南洋海军基本被摧毁的现实，台湾以临门户洞开的险境！这是一个令人警惕的结论。
他向朝庭建议，从速更换逾龄的老式武器，购买新式炮舰，训练组建一支小型的海军，用作全岛防务之用。但昏庸腐败极致的清政府置若罔闻，却授他一个“提调盐务总局，兼办安嘉总馆”的官职。尽管胡铁花并不喜欢这个官职，但在就职半年内，对台湾的盐政有所兴革。厘捐、盐务，是清朝官场大把大把敛财的肥缺，奈胡铁花是位敬业的“薪水之外，一尘不染”的清官，他不仅不领情，反倒想“托疾竟去”，“退归老乡里，仍读我书”（致友人传）。怪不得连他儿子也说他是个“怪人”。
就在这个时候，原任台湾布政使的唐景崧升任为台湾巡抚，于1893年5月委任胡铁花为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府，6月又委他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屯。据说原来那位台东知州兼后山驻军的统领，在胡到任后一天里心脏病猝发而暴亡，于是胡铁花就成为台湾唯一一个直隶州的最高军政长官。从1893年6月到1895年4月（《马关条约》后日据台）的两年不到时间里，胡铁花治理自己的辖区，在清庭腐朽没落的大背景下，还是有所作为的，择其举措分列如下：
——纠正清庭一直来“重防番（指土著高山族）、轻防海（指海上倭寇）”的极端错误的台湾防务政策。他认为这是治台的最大弊病，对内应团结加教化，“拊循野番，兽扰而儿蓄之；复设番塾，延师教读”。虽然仍是严重的歧视少数民族观点，但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
的敌视进剿政策是有本质区别的。
——鉴于“台东各处土旷而沃”，鼓励居民多开荒地，多种五谷，多养牛羊，多栽竹木，从而发展生产，厚生利民。
——实行民族和睦、安居乐业政策，鼓励大陆移民与土著居民“共敦和睦，毋相寻仇，以全类族，各安生业”。
——几乎月无虚日地反复视察台东“辖境内五百里”的所统各营屯，并立即肯定正确点滴，教正不当之处，深为诸官所惊服。
——亲自主持军队操练，尤其“步伐打靶”等基本训练，常说：“习之熟，则猝遇非常，不至张皇矣”。为此，他先身士卒，“黎明即起，赴军中点卯”。
——禁烟禁赌。他极力在军队中禁烟。由于当时台湾疟疾猖獗，严重影响战斗力，而军队中流行着鸦片可防御此恶疾的误妄说法，故几乎全军吸毒。胡铁花下令禁过烟，但积重难返，时间又短，没有明显成效。
——严禁赌博，力戒“隋游”。后者，即土著（男女）裸体上街游荡，沿袭成习，不以为怪。这位大陆去的军政长官，首先是发放给他们一衣一裤（或裙），告示必须穿衣裤出门，若有违者，则严刑处置。不久，社会面貌就有改观了。
百姓知道好歹，高山族同胞为此制作了质料、做工俱精美的“万民衣”，赠献给这位为他们做好事父母官。其中一件完好留存当地，如今已为台东文献委员会珍藏；另一件，胡铁花殉国后，随同他的棺椁一起运回绩溪，在胡家被精细保存起来，遗孀冯夫人的内侄冯致远曾见过，他说：“（台东）地方绅士曾集奉送万民衣一件。这件衣服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时才遭焚毁。”
历史也没有忘记胡铁花的功绩，现在台东县已将光复路改名为铁花路，并树立了《州官胡公铁花记念碑》，有云，“服官勘勤，夙夜匪懈，遇事奋往，不避艰险……凡此诸端，具征台东七十年来开发之促进民智之启沃，而有今日之成规者，乃公之流徽丽泽也。”
胡铁花到台一年后，1893年2月26日，把留在上海的少妻冯氏、幼子胡适接来台东团聚。但宁静温馨的生活只维持一年略多时间，随着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1894年），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1895年4月），国家的悲剧、台湾的悲剧、胡家的悲剧接踵而来。
甲午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国大败后，日军步步进逼，逐次攻陷了辽东半岛的金州、大连、旅顺，进而准备进攻北洋海军司令部所在地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台湾岛已进入备战状态。胡铁花预侧全岛险恶前景，遂于1895年1月，遣送冯氏偕胡适并四弟介如、三子嗣等一行回绩溪（二子绍之暂留身边照应），给妻子和三个儿子各一份言简意赅的遗书，自己则留在孤岛绝地，以身报国。
1895年2月，日军攻陷威海卫，占领刘公岛，12日海军提督丁汝昌殉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4月17日，李鸿章到日本，在广岛与伊藤博文签订了丧国辱权的《马关条约》，将我国的台湾岛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18日，噩耗传到国内，举国大哗；台湾同胞尤为激愤，“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随即，北京朝庭电令台湾巡抚唐景崧“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20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无内渡者，作日本人，改衣冠。”
到5月18日，清庭又严令唐：“着即开缺，来京陛见，所有文武大小官员，着即内渡返大陆。”这时省会、道、府、县官弁相继纳印内渡。提督杨歧珍交纳印信后，在限定期中渡返大陆。台湾巡抚唐景崧再也不坚持抵抗了，准备内渡返大陆，只是离台时限已过，口岸严加封锁，6月6日他在淡水偷渡时被守台兵士扣留；他登上德国轮船，仍为淡水要塞拦截，后在德轮炮击掩护下，落海而去。这时台北、基隆已被北白川能久亲皇率领的日本占领军攻占了，兵锋直指台中、台南。
一片撤台尘嚣中，也有少数清朝驻台文官武将不答应，坚持留岛抵抗。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破指血誓：“抗倭守土！”表示“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战”。
早年移驻台湾的原广东南澳镇总兵、台南新军统领、镇南关抗法名将刘永福，发布《盟约书》：“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土，分内事也！”台东地僻而远，闻命独迟，胡铁花此时已患严重热带脚气病，行动艰难，他赶去台南（临时省会）汇合坚持抵抗的唯一军事领袖刘永福后，负刘命，抱病策马而去寻找台中知府黎云松——他还掌握台中、彭化一带朝庭府库银两物资——为抗日义军筹集弹药粮草，终于找到黎知府，完成使命。过不久，日舰进犯台南门户安平。刘永福决定死守安平，保留一条海上退路。刘永福抵抗到最后，因孤军无援，也是在这里渡海撤回广东的。胡铁花也在安平，但此时他的脚气病已攻心，迸发心率衰竭，双腿浮肿，上吐下泻，便血，几近瘫痪。刘永福不得已，于8月18日派人护胡铁花和他的二子绍之在安平港登舟，渡台湾海峡，送到厦门。诀别时，胡铁花把他在台湾三年中踏勘、建言、施政实录写成的《禀启存稿》交给了刘永福。这部书稿实质上是第一部台湾的兵备志，是胡铁花的朱程理学与近代军事地理学相结合治台理想与实践的结晶，是他爱台报国情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