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珍珠般语言落在胡适心田上，所以4月19日的“四百里赫贞江”的诗中出现了“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的心声。
1938年的第二次聚首的地点在英国伦敦。胡适7月初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向中国学生会作演讲后，就启程去欧洲，经法国，到了英国。途中，蒋介石已电报“跟踪”，要他做驻美大使。胡适再三考虑后，认定“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的前提下，接受大使任命。在接受与不接受的十字路口，8月19日，他与韦莲司在伦敦聚首了。这次聚首是穿插在他频繁的演说和社会交往中，至24日胡适离英伦去瑞士，共有6天时间。胡适日记中留有“Clifford”（克利福德，即韦莲司）痕迹的，仅如下寥寥数语：8月19日：“clifford来吃饭。三月在Tthaca（绮色佳）相见后，至今才重见。”8月21日：“到Mrs.Eleanor(JohnW.)Toung(埃莉诺，约翰的夫人）、杨太太家173HollamdParkAV吃茶，Clifford亦在，同去吃饭。”8月22日：“饭后与Clifford同观Museum（博物馆）中的中国部分。”8月24日：“料理行事。下午，Clifford邀吃茶。八点一刻上车，赴瑞士。”
仅据日记，无法了解韦莲司缘何渡大西洋来伦敦，以及其行踪。也无法获知他们见面有限时间里的言谈。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很认真商议胡适是否接任大使的大事。以韦莲司的胸怀，是赞成胡适做大使的，因为她在1月31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你属于世界”，“我不知道当今可有第二人像你这样，对东西方人民和政府的特性有如此深切的了解”。当胡适说“我宁可过我的学术生涯，扮演一个社会和政治的评论家，而不愿作一个实际的改革者和政客”而犹豫时（8月25日函，苏黎世），韦莲司用女性特有方式鼓励他：“我确信你会‘全力以赴，因为这是攸关我同胞生死的事’。而你的同胞也会证明，你不但是个大学者，也是个伟人……（历史）将认定，你的服务不只是为了‘你的同胞’，也为了整个大病的世界。就我个人而言，胡适，你知道，我爱你。”（8月31日，伦敦）
江冬秀从她的角度，反对胡适从政。所以胡适才有“你跟我二十年”，“我愧对老妻”那封信：“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徐）新六的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我的真心话。”（11月24日）
1938年，胡适就这样既辛苦，又困惑，终于走出了学术生涯之外的一步。
9月17日，重庆国民政府发表“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命令。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大使任。10月27日，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国书。一到华府使馆不久，胡适就给韦莲司写信——
鉴于形势的危急，我必须立刻开始工作，所以从10月6日到此以后，我相当忙。
多谢你给我的同情与支持，这是我时时都需要的。（10月14日函）
胡适出任大使后，代表抗战中苦难的祖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政务外交活动多且重（如“桐油贷款”、“滇锡贷款”，阻止美国会“中立法案”通过，反对“赫尔——野村、莱栖的谈判等），还要继续他特具优势的爱国演讲，所以与韦莲司晤面的机会大大减少。但他们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亲密、亲爱程度依旧。
——“你是中国驻美的大使了！我不能恭喜你，因为我深知这份你并不想要的责任是如何的重大……然而，终究找不到另一个和你能力相当的人，你接受了这个工作，中美两国都应该受到恭贺。”（韦莲司，1938年9月20日）
——胡适赴任后，在那两次有名的演讲《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1938年12月4日，纽约哈摩尼俱乐部）、《日本对中国的战争》（12月5日，纽约“中国文化协会”）中累倒，引发心脏病，住院14天后，托他秘书游建文书告韦莲司，说（胡适47岁生日）“信与礼物，已在17日交给了他，他要我向您深致谢忱。”
——（韦莲司并不知情胡适是患心脏病）“无论你得了什么病，我很高兴，你能有个长时期的休息。毫无疑问的，你需要休息，而这个休息也是你挣来的。”（1939年1月9日）
——“经过77天的休息和‘保护’以后，我很光荣的出院了。”“这封信只是要告诉你，我健康恢复了，体重增加了，正要出院。同时也谢谢你，在那几个漫长的星期里，你送来了美丽的花，使我高兴。”（胡适，1939年2月20日）
——“我仍东奔西跑，并时常想着你。”（胡适，1939年4月17日，韦莲司生日）
——“我坐在床上，可以看到房间的另一端，高高的放着可爱的花，这些花带来了你年年不断为我生日的祝福。在全世界正想把自己撕成碎片的时候，我却能在此欣赏着黄点的白色菖蒲、精巧白色的兰花、水仙、郁金香、金鱼草......”（韦莲司，1939年4月17日）
——“我现寄上一套《藏晖室劄记》（我留美学生时代的日记）给你。这套书是我的出版商上个月在上海出版的。”“诚如你可以想象，在日记里，我经常记录你的看法和我们的谈话。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第428页上（19194年19月20日）。你的名字出现在中文里是‘韦莲司女士’，或仅作‘韦女士’，或作‘C.W’。昨天晚上，我试着把有你名字的页码确记下来，我找到了许多：
“第二册：428；431……
“第三册：625；626……
“第四册：938；958……”（胡适，1939年5月17日）
“你的信和邮包是十天前收到的……(你的日记）对我还是一件有趣而且令人兴奋的事。那段历史带着新的看法又复活过来，随之而来的是新的解释……公开资料中，有关我的部分，如果有些是个人的私事，我会觉得非常尴尬。”（韦莲司，1939年6月4日）
——“读了你4日来信以后，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日记中提到你部分都是‘无关个人的’，也是‘抽象的……那几首诗也是无关个人的——都没有主语。”（胡适，1939年6月10日）
然而胡适在华盛顿大使任期4年内，与韦莲司聚首仅2次，且时间也不长。
一次是1939年6月15日，胡适应邀去康奈尔大学，参加校友返校活动，接受母校授予“本级最杰出校友”荣誉证书。住在E.?E?戴校长家中。18日，应“中国学生会之邀，去恩菲尔瀑布野餐，由韦莲司开车送去。当日晚10时，他离去绮色佳，往纽约。此次校友返校活动，胡适应接不暇，有校友午餐会，有同班同学夜宴、校长夜宴、同班年宴，同年级校友集会，他特去赛格学院看望同班同学E.I.安德森夫人。当年胡适获卜朗吟奖，她获莎士比亚奖，她的丈夫也是胡适的老友。校友晤见热闹交往中，韦莲司送给胡适一个戒指。胡适回去打开盒子，看到戒指上铭有“胡适”和“14——39”字样。胡适顿时大悟，去信说：“14——39提醒了我，我们的友谊已经有25年了！我会永远珍惜这个戒指。胡适与韦莲司于1914年结交，正如胡适所说在1914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韦莲司的名字。星期六与韦莲司女士（EdithCliffordWilliams）出游……”
另一次是1942年7月22日至6日，距卸大使任前一个多月，是专程去绮色佳看望韦莲司的，住在韦家。那个时令，正是盛夏来到之前的闷热的霉季（类似中国江南的黄梅）。胡适在韦家感受“清凉下雨的星期天，那是我觉得最轻松的一天！”（胡致韦函）《胡适日记》中没有留下这次聚首的任何痕迹。胡适还说“我想你工作的太辛苦了，即使只这么短短的看你几天，我觉得好极了。”（1942年7月31日函）
韦莲司辛苦，是几件突发性事件造成的：老管家伍尔特病重，住院手术，主仆倒置地看护他；哥哥家里车祸，嫂子、侄子受伤；她（已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工作）还在晚上选读两门课：急救护理、汽车维修。57岁的韦莲司生活得很充实。＃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把与韦家交往传统，交给了第三代。1939年8月18日，胡适长子胡祖望与徐新六儿子徐大椿到达美国旧金山，一起去参观康奈尔大学，然后祖望进康奈尔大学就读；大椿就读赫维福（Haverford）大学。事前，胡适写信给韦莲司，要求她照应祖望。于是她就盼望这位“椿侄子”的来到：“这个月你儿子就要到了。我希望他安全抵达并带来一些家中并不太坏的消息……他对工程的兴趣，不知道他会不会选择到康奈尔来……要是他到绮色佳来，让他在晚上打电话给我。电话是5345。（韦莲司，1939年8月16日）。后来胡祖望去拜望了韦莲司，送了一块中国刺绣以及胡适的茶叶。平时，胡适这个儿子也去韦家茶叙。这样胡适与韦教授、韦老太太交游，与韦家二小姐韦莲司相知相爱有后了。胡祖望继承这一传统，父亲过世后，继续与这位姑姑往来。两个国度的胡韦两家遂成世交，这是世人鲜知的佳事。
胡适与韦家情谊还延伸到另一人：老仆伍尔特。胡适一直待他很好。胡适被韦母赞为“有我们敬爱的耶稣基督的特质”，“一个有神圣品质十全十美的人”。伍尔特知道胡适有收藏火花的爱好，就留心给他收集空火柴盒子，直到病重时还念念不忘。韦莲司告诉他，将把他收集的火柴盒子寄给胡适，他很高兴。1944年，伍尔特在韦莲司亲人般护理下，安然去世了。遵照他的遗愿，“今天早上我寄了一小包裹火柴盒给你，那是我们的管家伍尔特为你收集的……在你想到他是为你而收集的，你应该觉得快慰。我答应他把火柴盒寄给你，他很高兴。”（韦莲司，1944年4月30日）
一年后，胡适在致韦莲司生日祝贺时（他俩逢对方生日都寄花、写信互贺），提到伍尔特和火柴盒，“上个星期六，我回到纽约公寓的时候，才看到那一箱火柴盒……我想到伍尔特过去那么多年来，为我收集了火柴盒，我真是深受感动。为了纪念他，我会珍视这些火柴盒。”（1945年4月16日）胡适这时正在写一篇《不朽》的演讲稿，由伍尔特联想到韦莲司的主仆关系，“你对他极好，而他对你也极为忠心。对所有你的朋友来说，想到你的房子而不想到他是不可能的。”因此认为伍尔特也是“不朽”的例证，“是一个人的影响及于他人而可以不朽的最好例证”。
胡适1942年9月6日驻美大使职卸任后，18日离华盛顿，移居纽约东81街104号公寓做学术研究工作，又呆近4年时间，直至1946年6月才离美返国。但直到现在尚未有资料可究，除1946年2月3日——15日胡适去绮色佳康奈尔大学作“马圣格讲座“（六讲）时，与韦莲司聚首外，这四个春春秋秋，不算太短的时光里，有他俩促膝晤谈的记录。而且那次与韦莲司的接触，仅是他讲到2月15日第六讲《当代中国思想》完毕后，“与Cliffordwilliams（克利福特?韦莲司），JuliaSampsom,MrsE.Abwood,同坐MrandMrsDonaldKerr的汽车到Kerr家中小坐，吃了一点东西才散。”这天的日记仅此一句而已。为什么闲了，反而疏了？也许与胡适被排挤下大使职位，索居纽约，囊中羞涩（大使下任时，银行存款仅1800美元），只能靠讲学、写文章赚钱打发生活，以及钻进故纸堆中，精神不振有所关系吧？
“在离开美国之前，未能再去一趟绮色佳，我觉得非常难过。”1946年6月12日，胡适所乘的“塔夫脱总统号”轮船经过巴拿马运河时，给韦莲司发去一信，如此感叹中结束了近9年的使美——忙中偷闲与韦莲司独处，感情升华的生活。
滞美
一艘叫“塔夫脱总统号”的八千吨货船（共载10名乘客），把卸了任的大使胡适送回祖国（7月5日）。两年又9个月后，一艘大客轮“威尔逊总统号”又把尚在北京大学校长座上的胡适带到了美国。胡适在1949年4月6日的日记中有云：“此是第六次出国。”但确切地说，应是流亡了。
胡适到达旧金山（4月21日）后，径往纽约他原来就租住的东81街104号公寓。这回胡适滞留美国，自然是今非昔比了，“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胡适1950年在台北北大同学会的讲话中语）。但是韦莲司依然热忱地欢迎胡适夫妇到她家中小住，而且事先作了周到的准备。
1950年5月，胡适谋到一份与他原来身份并不相称，但乐于踏实去干的工作：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同年6月，江冬秀自香港启程到美国，住进纽约东81街104号公寓，夫妇终于团聚，共过清苦的流寓生活。同年11月，胡适第一次去台湾，分别在台湾大学、省立台湾师范学院作《治学方法》、《杜威哲学》系列讲座。胡适政治上是反共的，他在台湾和途中东京的公开场合，发表了不少攻击新中国言论后，1953年1月下旬回到美国纽约自己的寓所，再静下心来，做他的《水经注》研究，同时进行向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赠送《清实录》1200卷工作（他的馆长职务早一年已停）。这时，一直把胡适挂在心的韦莲司来信了，盛情邀请胡适和他的夫人江冬秀到绮色佳去度假。为表诚心，4月18日，她特地（第一次）给江冬秀写了信——
亲爱的胡夫人：
你到达纽约似乎已经很久了，无论就什么礼节规矩来说，我都应该在几个月前寄封信表示欢迎才对。要是母亲还活着，你到达的那一刻，她就会写这封信（而且会做的比我巧）。虽然这样的延误是不可原谅的，我还是要请求你的宽恕。
韦莲司很聪明，抬出母亲来，以示两家的关系是世谊：“你丈夫在此做学生的时”（1913年），我母亲待他如自己的儿子。你们结婚以后，你们的照片就放在她的案头。”这样一写，“多年来的风言风语”谅必会在这位胡夫人头脑里冲淡。鉴于这一往事，她同时在给胡适的信中也提了一句“也许多年来的风言风语并没有造成不可理解的误会”。韦莲司确实是充满诚意的，她已做了周到的准备工作，她在给江冬秀的信中继续说——
我这所小房子（按：“小房子”是谦语，她这幢新楼有好几个独立单元，平时租给康大的师生住，7月份暑假他们都离开了）里几个单元，7月里可供你们使用。我希望你和你的丈夫能莅临寒舍，要是你愿意，也请带几个朋友同来。此地有二三个小单元，每个都有双人房、卫生间、客厅和厨房。除了你们自己以外，再来二位到四位朋友，能住得相当舒服。我希望在环境简单愉悦的乡间，这样一个家庭式的小聚会，能带给你们轻松愉快。绮色佳的七月比纽约稍凉。希望你们能来
这年的7月6日，胡适、江冬秀夫妇来到绮色佳高地路322号（322，HighlandRoad）韦寓，“很舒服”地住了27天，可说天天都是家庭式小聚会了，乃至“有点舍不得离开”。
遗憾的没有稍多一点文字资料纪实这27天应该是礼貌的和谐的舒服的两家三人共处的生活，只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先生提供的两份珍贵的资料（包括两张照片），就是胡适致陈之迈夫妇明信片上的一句话——
我们在Ithaca小住已经两星期，此地很凉爽，有点舍不得离开，大约须到8月12日回纽约去。（1953年7月12日）
和胡适致赵元任夫妇函中的一句——
冬秀同我在Ithaca住了二十七天，很舒服。（1953年8月8日）
按韦莲司的计划，在她出卖322号这幢屋子前（然后移居到巴贝多岛去度晚年），还想再请胡适夫妇来绮色佳，团聚一次。这个愿望是1955年发出了，但未能如愿。胡适在这年末梢回信给她说，“我已经感到岁月不饶人了。上个星期是我六十四岁生日，也是我心脏病发（1938年12月4日）第十七周年。去年，我很容易感觉疲倦，在第五大道上，走上五条街，就经常需要停下来休息，那才只有四分之一哩的路啊。唯一让人宽心的是：在我作自己喜爱的研究工作时，坐着工作三、四个小时，还不觉得疲倦。”
以胡适寿命计，这是暮年学人的声音。
胡适于1958年4月6日返回中国台湾省定居，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年初，韦莲司出乎意外地收到胡适邮寄给她的一双拖鞋！她写信道：“最受欢迎的礼物茶叶已安全到达，精致的拖鞋也同时收到。茶有一种我很喜欢的特殊的清香和味道——
寄拖鞋来是否表示你有意来绮色佳？我希望如此！一如既往，我对我们长久的友谊，怀着无限的感念。（1958年1月13日）
一双拖鞋也引发了这位老姑娘如此丰富的联想。“拖鞋”可作胡韦之恋在美国的尾声了。
黄昏
1958年4月胡适正式返台后，因料理善后和参加学术活动，又去过美国三次：1958年6月16日到纽约，处理行李、书籍和动员江冬秀同返台（未成）；1959年7月赴夏威夷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后，转赴美国纽约，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年会；1960年7月到美国西雅图，参加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然后返纽约自己寓所，此行为时3个月。
胡适三行美国，韦莲司无时不企盼再聚首，“我怀着多看你几眼的希望”，“我的思绪总是围绕着你”。但胡适行程那么紧，只在最后一次的一百天中，在华盛顿匆匆短聚了一次，另外，只能以书、以物传情了。
1958年7月4日，乘胡适到纽约寓所收拾行李，正式结束美国生活时，韦莲司寄了“典型的美国小礼物两人用餐具”一套，作为惜别留念。韦别出心裁地在这套精致的银餐具上，分别用中文、英文刻了“冬秀”两字。“那个刻工从来没有见过汉字，更没有刻过汉字。第一个汤匙，一眼看去，真是太奇怪了，我几乎要放弃（刻中国字）的打算了。然而，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希望这个可笑的结果能使她（冬秀）一笑。”为了表示对冬秀朴素而不加修饰的敬重，韦莲司没有采用她的“讲究礼貌又受过亚洲式教育的西方朋友”的建议，没有称冬秀为“姐姐”，因为“实际上，她比我小几岁，这在西方，却反而更值得骄傲。”（韦莲司，1958年7月4日）
胡适收到后，大为赞赏：“这真是一套非常漂亮的银器，背后有多少巧思和关怀！”（1958年7月11日）果然，这份被胡适称为“长久以前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对我们一生有多方面影响，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友谊，在胡适身后，为江冬秀持续了下去。
在胡适正式返台后的那些日子，他俩一直盼望着再度聚首。“明年夏天我会回来，也许参加我那一级同学四十五周年的同学会”（胡适，1958年10月21日）。“要是我安排得开，我会去看你的”（胡适，1959年6月18日）。“我今年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没能去绮色佳”（胡适，1959年12月2日）。胡适终于于1960年7月至10月生平最后一次的赴美行程中，9月，在华盛顿他俩聚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