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家事与情事 第13节

  你现在好比他们叫你进虎口,就要说假话,他们就爱这一套。你在大会上说老实话,你就是坏人了。我劝你早日下台罢,免受他们这一班没有信用的(小人)加你的罪,何苦呢?

  ……你看了我这封信,又要怪我瞎听来的,望你不要见怪我罢。我对与(于)你,至少没有骗你过说话呀。

  冬秀看官场比胡适透彻多,一针见血,喷饭喷饭。她开始反对胡适去做大使,被胡适“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的话劝住了。1940年春,传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的消息。别说江冬秀沉湎于麻将战局,她立刻感觉到又有新的官运亨通于胡适,于是又赶紧提笔去敲打——

  昨天看见孙先生,他开会回来,见我头一句话替我恭喜,说你就要回来了。我莫明(名)其妙。他告诉我,命你回来做研究院长。我听了狠(很)不好过。骍,你知道我皮(脾)气处处不忌(讨厌)那一种假仁假意(义)的朋友,有点肉麻他不过。你要知道,万一有此事出来,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甚)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得)定点,不要再把一支(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中央研究院是国民党官方学术机构,院长当然是蒋介石“钦定”人物,其复杂又微妙

  的情况是江冬秀无法知道的。胡适直到1958年才做上“院长”。尽管如此,胡适在从政问题上,是很感谢小脚夫人的“作梗”的。他在回江冬秀的信中说:“我读你信上说:‘但愿我给你信上的一句话,你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我狠(恨)自己不能帮你助点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上去的。’我将来要做到这一句话。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结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新六的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我的真心话。”

  江冬秀的众多“白”字中,有一个“狠”的字是很有色彩的。据说这个“狠”与现在的“很”字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是通用的,此字出典倒有个小故事。江冬秀的侄外孙程法德回忆此事时曾对笔者说,抗战开始后,冬秀外婆避战乱在上海“孤岛”,她常写信给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堂弟江泽涵,叫我到邮局去发信。我小孩子好奇,有时偷看了信,很奇怪,她都是将“很”字写成了“狠”字。有一次我熬不住问她了。她笑嘻嘻地回答我:“你看过叔公(即胡适外公)写的书吗?”后来我才知道,胡适外公著作中,有很多地方将“很”写成“狠”的。可见江冬秀在胡适的氛围中,接受新文化还是积极的。江冬秀在胡适鼓励和怂恿下,还收集了一首徽州民谣《奶头歌》,发表在1924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所主办的《歌谣周刊》上,读起来清新隽永:

  衔着奶头嫡嫡亲,

  口口声声爷娘亲;

  丢了奶头淡淡亲,

  娶了老婆黑良心。

  这也许是江冬秀难得的“文字”亮点吧,否则何谓“小脚夫人亦随之”。不过,她对胡适的书架——胡适南港住宅,连餐厅靠墙两面都是书架,放满善本影印书籍、唐宋各家文集、《宋文鉴》、《唐文粹》等等,是大唱反调的,调侃道:“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的东西。”不尽然。她自己也是读些书的,她读《红楼梦》很认真,贾府里,众多丫头的名字都背得出来,对老祖宗贾母那一套封建阔绰的排场并不羡慕,而是讥诮。此外,她就是钟情金庸的武侠小说。在纽约给胡适整理撰写“口述历史”的安徽小同乡、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唐德刚教授回忆说:“(冬秀)老太太找不到(搓麻将的)‘搭子’了,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如此,笔者窃以为调侃还应该加上半句,“适之造房子,给死人和神道、仙女、剑侠住的地方亦不少哩”。

  上述这些毕竟是“有闲”、“副业”,主持胡博士的家政,才是江冬秀立身的根本。在这方面,这位小脚夫人即泼辣又大气,诚如胡适的族侄、读北大时曾住过胡适家的石原皋所评论:“家中事情都归她处理。她有魄力,有决断,颇有些才华和男子气概。”

  首先是待人接物。“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是流行于上世纪前50年中国的一句社会俗语,说明胡适的交游非常广泛,车夫走卒均可去拜访胡适。米粮库4号胡府名副其实地门庭若市,而这家的主妇并无一般贵妇人、阔太太的傲慢、势利眼界,总是敬客礼宾、和顺通达、笑容满面。逢到安徽乡亲找上门,这位胡师母就分外热情,待飨于她亲手制作的徽州名菜“一品锅”(绩溪人叫“吃锅”):一只有两只耳朵的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尺,热腾腾地端上了桌,里面还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一层油豆腐,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青菜,味道极好”(梁实秋)。胡适的中国公学门生、家庭教师兼秘书罗尔纲一度浸沉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他说当家人“胡师母没有进过学校,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治家有方,待人接物,克尽情意。胡适得有一个舒适宁静的家庭环境做学问,接待亲友,都是她的力量。胡适的事业,应该说有一半是她的”。有一次他们的长子胡祖望(时年15岁)坐汽车上街(胡适有辆私家车),遇上一位蒙古王公大出殡,为丧仪长队而堵车,回到家里冲着他母亲发脾气:“妈,你死了就埋,绝不摆仪仗阻碍交通!”如此没分寸的话,令江冬秀大为生气,蹬蹬地上楼去了。罗尔纲劝慰道:“小孩子不懂事,请师母宽恕他。”他担心中午胡适回家,江冬秀告状后要起风波。胡适一向是主张“非孝”的(但他对自己的母亲非常孝顺),吃中饭时听了此事,颇不以为然,过了5分钟后说:“我要写个遗嘱,到我死后把尸体送给协和医院做解剖用。”江冬秀听了这话,发了一个怔,顿时脸气变了,把头低了下去,但只是极短的一下子,到她抬起头来时,脸色恢复了常态,没起风波。罗尔纲在场目睹这转瞬即逝的变化,感动地联想道,“好一个强毅的人,也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克制自己,取得家庭的和睦。”胡适处处爱护、尊重江冬秀,公众场合中给足她面子;江冬秀同样尊重胡适的思想观念,关键时刻该忍让,就无条件地忍让。

  正因为江冬秀识大体,怪不得胡适晚年时还称赞江冬秀不迷信。他对秘书胡颂平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的太太跟我结婚四十多年,我从没有影响我的太太;但她不迷信,不看相,不算命,不祭祖先。她的不迷信在一般留学生之上。你看我们的外交官中有两位,他们要做一件什么事,先在房内算一个金钱卦……”(《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9月4日星期一)

  江冬秀不信神鬼,心地坦荡,当然也不怕盗贼。胡适家曾两次遭“梁上君子”光顾。第一次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应聘北京大学,虽然已结婚了,还没有把江冬秀接来,因此失窃了——

  (那时)很穷,跟高一涵两人合住一座院子(按,即缎库胡同8号)。南面三间是高一涵的,北面三间是我住的。这时高一涵到南方去了,我的侄子(按,即胡思聪,胡适二兄绍之的长子)住南三间;白天,侄子到北大去上课了。一个厨子出去买菜,往往开着大门,空城计,倒没有失过事。那天晚上,我的侄子睡熟了。我夜里三点才睡,因为第二天八点有课。这个贼来了,大概等我等得太久了,就在厨房洗面间里偷了一面镜子,一把茶壶,还把我从外国带回来的箱子也打开了——那时外国皮箱很软的,在上面一个横屉里有个照相机也被偷去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洗脸时看不见镜子,以为侄子拿到房间里去吧。接着发现茶壶不见了,再在前面看见箱子也打开了。在院子后面的墙外,发现茶壶里的茶叶倒在泥土里。唯一比较称值钱的,就是照相机的被窃,也不过值十块银元而已。从此次以后,我在国内没有被小偷偷过。(《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后来胡适家当大了,身价更高了,门面阔了,佣人多了,主要是江冬秀来了,里里外外被她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竟没有遭盗窃。但是1949年4月以后,在海外做了流民,胡适连最心爱的书籍也没带几本,寄寓在美国纽约81街104号5楼H号公寓,靠做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的一份薪水,与老妻江冬秀自理伙食,清苦度日——就在这个时候,梁上君子来作不速之客了。胡适回忆道——

  这天是正午,天下着雨,窗帘都挂着。那座公寓是长条形,我住在这一头,中间是客厅,客厅那边是我的太太的房间。那天我不在家。我的太太看见窗帘里爬进一个人来,吓了一跳,于是去打开了房门。这个贼是不晓得我家有多少人,他看见我的太太指示他从房门出去,他就走了。

  好险!如果胡太太尖声高呼起来,此贼可能会铤而走险,掏出武器来对抗;如果吓得软倒下,此贼正好下手,大劫一通;如果拿起家伙来驱赶,那肯定要发生流血事件了;如果……聪明又大气的江冬秀,巍巍颤颤扭着她那双小脚,不动声色开门揖盗。此君哪知城中深浅,还是走为上也。

  从此,“胡太太开门送贼”的事流传在北美华人世界。夏志清教授撇开那天讲授的“中国现代文学”规定的课题,以第一时间把胡适之太太的故事讲给学生们听:“GO!吓退大黑贼”。

  胡适这个家,因为有了江冬秀而生气勃勃。江冬秀当仁不让,全般管起这个家来,特别经济收入方面,尽管她识字不多,但胡适的教书薪水、书稿版税、其他服务的酬谢,一本家庭经济收入的帐,她心中清清楚楚。胡适出书多,绝大部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机构)出版,从1919年的《短篇小说》(译作)、《孙文学说》继1920年的《尝试集》(白话诗集),以及20年代的《胡适文存》等新文化运动的辟窠大作,都由“亚东”源源不断出版,亚东老板汪孟邹是胡适绩溪小同乡,私交可说是“红花与绿叶”,“亚东”支他的版税是胡适一项大宗收入。胡适1928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记下了早一天“亚东”给他送来的版税帐单(至是年11月底):

  (一) 版税(按:此表为笔者跟据胡适日记所设)

  单价 书稿名称 出版版次 印数(册) 税率(%) 收款(元)

  2.20 《文存》初集 11 43000 15 14190

  2.40 《文存》二集 5 18000 15 6480

  0.30 《尝试集》 3 12000 15 540

  0.45 《尝试集》 4∕10 20000 15 13500

  0.40 《短篇小说》 初版 2000 15 120

  0.30 《短篇小说》 2∕11 38000 10 1140

  共23820元

  应除未售出书版税共75939元

  存2306061元

  (二) 酬劳

  《红楼梦考证》300元

  十二年(1923年)5月至十七年(1928年)5月$10000

  附袁希渊交来200元

  (一)(二)两项共计2938061元

  付过十六年(1927年)底止2423704元

  付过十七年(1928年)底止290147元

  共付2713852元

  两比存2242元

  胡适从“亚东”收获的版税及酬劳,到1928年底,折合银元3万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可抵当时一个工人(月薪6元)400年的收入!这个时候的胡适确实富有极了,主妇江冬秀当然双目发光。胡适不善理财,从不过问银钱进出,而且出手又大方,更碍汪孟邹乡亲、世谊情面,于是她对胡适的著作版税收入当然紧紧盯住不放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亚东”经营不景气日益严重,特别是1934年难度年关。汪老板是最精明不过的商人,他了解胡适为人,就将他的版税支付一拖再拖;但过不了细致、精明的江冬秀这一关,诚如1037年前在胡适家帮办文秘工作的绩溪乡友章希吕所说,“孟翁(汪孟邹)是精明人,适嫂(江冬秀)的精明恐不在他下,或且过之”。江冬秀的精就在她并不自己披甲上阵,而是对胡适施加压力。有章希吕的日记为证:“夜,适嫂因亚东版税及借款和适兄起了一次争吵。适兄脾气真好,一面劝适嫂息怒,一面还为孟翁解释困难”(1936年2月18日星期三)。矛盾继续演变下去,过了一个多月,“今天孟翁有信寄适兄嫂,所言欠款改到今年还,力难做到。因此适嫂和适兄又吵嘴,吵得比前一次厉害。我既听见不得不去解围。适兄的脾气诚好,适嫂似不能体谅他。适嫂要我做中人,她以后家不管,每月要适兄给她二百元;如要她管家,就非六百元不可。我亦不敢答应做这个中人。”(1936年3月24日星期二)4月25日汪孟邹寄快信来,“内附给适嫂一千五百元借据一张,限期今年十二月一半并利息,明年四月还一半利息。”江冬秀还是不满意,继续穷追。江冬秀吵得实在太厉害,胡适大概只好躲进卫生间刷牙,把牙刷搅漱口杯的声音弄得很响,以图耳根“清静”。这场争执不知以后如何,不过到了7月份,胡适离平赴美国,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去了。到了1937年,江冬秀使出釜底抽薪的一手,逼胡适将他在“亚东”出版的所有书稿,都提归商务印书馆发行;将胡著《藏晖室札记》版权抽出,卖给“商务”。这对面临严重困境的“亚东”无异是雪上加霜了。江冬秀不是不知,新文化运动伊始,胡适靠了汪孟邹的“亚东”,才使他文气与名气如虎添翼,而今她为什么如此做绝,仅仅是为了拖欠的版税吗?有专家认为,江冬秀是为报“一箭之仇”。20年代初,胡适、曹诚英烟霞洞之恋,汪孟邹是全力支持的;亚东图书馆也是这对恋人幽会之地;1934年曹诚英赴美留学康乃尔大学前,还在“亚东”小住一段时间……尽管江冬秀办事大气,但究竟妇人肚肠。

  不过这仅是江冬秀处世的一面,维护自家收获能不精明吗?另一面是待人接物,他与胡适可说“夫唱妇随”乐助慷慨,气派豪爽。章希吕则感同身受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吾因去年吾父六十六大庆,遥遥数千里,不能急归,拟在北平为吾父购一件皮筒……前几天我问适兄嫂皮货店何家为最货真价实,拟为吾父办皮筒之事告之。乃今天适兄嫂以四十元去买了一件来赠。退辞再三,而适兄嫂之意甚坚,只得收入。想我来平数月,适兄嫂相待之厚,已感不安。今天以贵重之物相赠,诚令我不知何以为谢。”(1934年3月5日星期一)

  江冬秀处世行事确乎有些特立专断,在家没有问题,有丈夫的忍让和包涵,大事化小,有时竟因此办事出色有成绩;在亲友间,因为一意孤行,往往好事办坏,酿成苦酒或悲剧。

  江冬秀的能耐终于有了机会走出“家门”。1927年冬,胡适的三嫂在离上庄只有二三里的曹家湾相中了一块土地,去函询问胡适可否作坟地买下来。当时胡适的先父母胡铁花、冯氏都“暂厝”,尚未“入土为安”。胡适访欧美长途跋涉,归来不久,正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前夕,就去信上庄,委托他年龄相仿的族叔、志趣相向的总角之交胡近仁,请他实地踏看下,只要“干爽”,就代他拍板购下,因为他坚决反对“风水”那一套迷信。购了坟地后,他无暇南下,就派妻江冬秀前去老家,直接指挥施工事宜。当时的中国社会,大户人家筑墓敬祖是件大事,一个识字无多的家庭主妇能承担起这一重负吗?胡适想乘此考验下江冬秀。当然一切都由胡适遥控操纵,比如所有开支费用,他或托在上海做生意的本家兄弟胡卓林汇到旌德石恒春中药店,或由上海“亚东”汇款,再不然可向屯溪的交通银行支取。甚至运棺材的水客也安排好了,先预支60元,到上庄后再付60元。胡适还聘请了乡友、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生程士范专程来上庄,为祖坟做工程设计。定下图样(四穴)后,胡适去信重点关照:“千万不要请什么风水先生。如果六婶七婶要请风水先生,只好让他们去葬祖父母,我们大可以不管此事。”(致江冬秀,1928年2月20日)这一切,江冬秀都一一照办了。她雇请石匠鲍春华一伙采运花岗石,凿墓碑,设祭坛、石桌、石凳,历时数月。这年的六月中旬,胡适将三块墓碑的碑文寄到了。墓碑是请郑孝胥书写的:“胡公奎熙及其妻程夫人(按:祖父母)、胡公传及其续配冯夫人(按:父母)之墓”。墓铭是胡适撰写的:“先人有训,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唯吾先人,实践斯言。不怍于人,不愧于天。群山逶迤,溪水清漪。唯吾先人,永息于斯。”铭文之后,胡适又撰书两行:“两世先茔,于今始就。谁成此功,吾妇冬秀。”胡适把祖坟筑就的大功归于江冬秀。事实证明,干事务性工作,妻子确是十分能干的,于是他在给她的信中称赞道:“这件事非你办不了,我同绍之都不行,等你回来,好好的谢你。”“你此次替我做了这件大事,我心中只有感激,一百二十分的感激。”(5月25日)江冬秀继续指挥石匠把碑文铭刻到青石墓碑上,封了四个墓穴,盖了坟顶,树好墓碑;又在墓地里种植常青树木。此类筑墓工作终告完成,已经是六月中旬,胡适的重要著作《白话文学史》也出版了,他参与的《新月》月刊也创刊了。此际,他十分想念妻子,盼候“千万望你早日出来”,担心皖南有土匪,危及安全,要她由胡卓林作伴,取道余杭返上海。

  1930年胡适重返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参与重建、振兴北大工作。他的家已搬到米粮库4号,宽绰气派,群贤毕至。“我的朋友胡适之”名扬京华,他的小脚夫人也名气日隆。这时江冬秀的专断果敢锋芒使人感到敬畏,但也有人敢顶敢违,毫不卖帐呢。“南国诗人”梁宗岱是也。广东新会才子梁宗岱,少年扬名岭南大学,参加茅盾、郑振铎的“文学研究会”。后留学日内瓦大学、巴黎大学、翡冷翠大学,精通英、法、德、意语言,与文学大师罗曼?罗兰(他的偶像)、安德烈?纪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往来,返国后,1931年为蒋梦麟校长、胡适院长聘为北大教授兼外文系主任,是年才28岁,其诗才横溢,其讲坛风采均为男女学生们所崇拜,和胡适博士当年美国学成归来做北大教授情况相似。胡适是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小脚村姑完婚的;但这位英国绅士派头的梁教授则不然,早在出国留学前,他以裸体抗婚,不与发妻同室而名噪一时;到了北大后,与他的相知女友、极有才华的作家沉樱相爱得如胶似漆,他们打算结婚了。正在这时候,封建包办婚姻定下的原配妻何氏从百色赶来北平,要与夫君梁宗岱建立家庭,一起生活。梁坚决不同意,否定这椿婚姻。事情闹大了,可怜何氏在北平举目无亲,江冬秀拍案而起,将她引到米粮库4号自己家中,安顿下来,怂恿丈夫出面,再做一次月老,玉成其事。胡适对此有切肤之痛,又听说山东潍坊来的复旦大学高材生沉樱女士小名也叫“娟”,与自己未成正果的恋人“娟表妹”正好同名,如今要棒打这对鸳鸯,实在于心不忍。但违不得太太的意旨,而且人已住入自己家中,只好联络北大史学系主任、梁的岭南大学恩师陈受颐,一起去说服这位雪莱式诗人教授。哪知梁宗岱仍是不听劝言。他那追求婚姻自由的决心,胡适不能望其背项。梁何婚姻案上了法院,江冬秀“出家门”,(与胡、陈两教授一起)坐上证人席,为何氏助威,指控梁宗岱。最后法院判决梁宗岱败诉。但这颗“自由的种子”还是坚决不认何氏为自己妻子。最后在胡、陈等诸多同事的调解下,付了数千元赔偿费给何氏,办竟法律离婚。热闹一时“梁宗岱婚变案”划上了句号。胡适这时貌似一反昔年支持徐志摩、陆小曼两个二婚恋人结婚的立场,公开站在江冬秀一边,参与此事。他在1934年4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梁宗岱婚变案,自前星期日梁夫人亲笔写信委托我与受颐为全权代表后,昨夜受颐报告与宗岱代表朱孟实谈判结果甚满意……下午两点钟,孟实来了,我们三人把商定的条件写出来,梁夫人签了字,由孟实带回去,请宗岱签了字,仍送给我保存。

  条件如下:

  (1)须法律离婚。

  (2)诉讼费归宗岱担负。

  (3)法律判决之抚养费,自去年一月起,至今共二千六百元,由宗岱付与何氏。

  (4)另由宗岱付给何氏生活费五千二百元,分四次付清。

  此案我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代何氏致函宗岱,提议离婚,他(她)只要求五千五百元。宗岱无赖,不理此事,就致诉讼。结果要费七千多元,而宗岱名誉大受损失。小人之小不忍,自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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