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看出了我学习苏绣的兴趣和决心，先让我从最基本的“齐针”学起，做得很好后，又让我学做“套针”，套针做好后再让我学做其他的针法。就这样一步一步，让我把每一种针法都学扎实。
在短短的时间内，我学会了5种针法：平针、齐针、套针、反抡（就是反过来的针法）、正抡，这些都是基本针法，慢慢练习就可以熟练。有了这些基本针法后，自己就可以灵活运用了，可以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多的、更复杂的针法。
绣品，其实有18种针法。清朝的绣工多数只掌握了一半，这一半是常用的针法，很少有人会其他的针法。随着时代的进步，针法也在不断变化，后来苏州刺绣研究所发展到40多种针法，绣出来的作品就更加漂亮和精致。
刺绣的流程很简单，学会一种针法后，就用这种针法来绣图案，等于是一边练习一边熟悉。幸运的是，每次做出来的效果还挺好，绣庄接受，我们就算完成了任务。
绣花卉，用的是套针，这样花才会饱满，才能绣出含苞待放的姿态；绣牡丹叶子，是另外一种针法——平针，这样绣出来的效果才会逼真。
苏绣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艺术，有时看着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我跟着母亲学绣观音，用的是打籽针法。母亲教我先勾一针、上一针，绕一道再勾下去，这样的针法就是“打籽”针法。为了更好地掌握打籽针法，我一天起码要练习12个小时。我也不用母亲督促，自觉练习。
绣品的价格是不同的，质量越好，价格也相对高些。绣庄老板会先看送来的绣品，然后根据绣品的优劣出价。绣庄将绣品的质量分成一等和二等，虽然当时绣生活用品价格不高，而且绣庄老板十分挑剔，但是我家送去的绣品总是一等，说明他是认可我们的绣工的。
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绣品的增多，我对苏绣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有感情、越来越热爱，我由原来的抵触情绪变得主动自觉起来。
那段时间，我几乎不出门，手里的绣花针从没停过，一直在不断地上下翻飞。绣完以后，就送到绣庄去。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我家的生活终于慢慢好一些了。
与此同时，弟弟也初中毕业了。因为木渎没有高中，弟弟只能到苏州求学。到苏州上学，各种开销费用增加了不少，我和母亲七拼八凑终于凑够。弟弟到苏州一年后，可能是心疼我和母亲的缘故，又去上海当了学徒，他也想为家里出点力。自从弟弟当了学徒，我家的负担便减轻了不少。
短暂的教师经历
忍痛割爱离开了学校，成为了我终生的遗憾。1953年，木渎要招民办教师时，我欣然前往报名。当时对民办教师只有一个要求：会写字。我说：“这一点我可以做到。”尽管我只读到了初中一年级，但是我会写字，教家庭妇女学识字、写字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每天晚上，我到识字班（扫盲班）去教课。教课是没有报酬的，无论是教课的民办教师还是来上课的家庭妇女都是自愿的。你愿意来教，那么你就教；你愿意来学，那么你就学，这在木渎镇是不成文的规定，这样的方式在我们镇也是很有名气的。我当老师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上午，我在家做刺绣；晚上，我和那些家庭妇女一起学习。在教她们识字的同时，我也学到了一些语文知识。这些，对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很有帮助，我觉得这对我是个机会，坚决不能放弃。
一样的活计，不一样的身份
就在我越来越觉得苏绣有味道的时候，中国人民经过艰难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历史上的春天。解放后的木渎，变得更加端庄迷人、幽静优雅。茫茫黑夜已经过去，黎明的朝阳洒遍了木渎的每一寸土地。天变得更蓝，水变得更清，人变得更舒畅。不再会有旧社会压迫的梦魇，新社会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萧条的景象焕然一新，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作为旧社会剥削行业的绣庄都倒闭了，我们绣娘再也不必受他们的压榨了。正巧，我家的一个亲戚说：“苏州有一个刺绣的学习班，你们愿意去的话，就去试试看。”听了这个消息，我特别振奋，决定去试试看。
1954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走出木渎古镇，前往苏州寻求新的希望。在苏州的姨妈家暂时住下后才得知，原来是苏州市文联刺绣小组（后改为苏州刺绣研究所）因要绣制一批出国展品，需要招收年轻绣工。
于是，我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前去报考。我问招考老师有什么要求，老师说就是绣一件东西，而且告诉我绣什么都可以。我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绣一朵含苞待放的梅花。
在绣之前，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对招考老师说：“我没有经过专业老师的指导，所以觉得很困难。”
招考老师安慰我：“没关系，你自由发挥就好。他还告诉我：“这朵梅花怎么做，你自己决定，我们没有要求。”“你做刺绣，用什么针法、颜色，你自己挑。”
这下我有了信心，打定主意就绣红梅，因为我对红梅的绣法熟捻于心。从早晨一直绣到晚上，终于一朵娇羞的红梅跃然布上。文联刺绣小组的指导员看后，当场对我说：“你明天就来上班吧。”我喜出望外，高兴得不得了，心想总算有一个工作了。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我第二天就去上班了。
在工作中，我最初接触到的、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文联刺绣小组的两个领导人，一位是顾公硕，另一位是高百喻。他俩都是文人。顾公硕对刺绣很支持，他对我们说：“有这么多的绣工愿意来文联工作是好事，你们就绣花卉吧。”
但是，当时的苏州很封闭，特别穷，可不像现在这样开放和富裕。顾公硕和高百喻为了刺绣工作，真是把心都掏出来了。我们这批被招上来的年轻人报到后，他们俩赶快找了一个比较大的厅，将绣台一排一排摆好。培训班没有布，他们说：“我们从家里拿底料。”凳子也没有，我们就自己带凳子去。电灯也没有，他们想办法向供电局争取。有了电灯就更好了，我们天不亮便可以开始刺绣。
当时处于解放初期，刺绣培训班的条件不是太好，但是大家的工作热情仍然空前高涨。尽管工资不高，但是大家却自愿加班加点工作。大家的心态和解放前有明显不同，以前做得再好，也会被资本家、绣庄老板们敲诈；现在做得多、做得好，都是替国家做，我们每个人又都是国家的主人。进入苏州文联刺绣小组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1954年，苏州文联刺绣小组绣工一天的工资是7角钱，我们已经满意极了。我一天花费3角钱，中午在单位的食堂买饭，下班后自己买点东西回姨妈家再烧一烧，就是晚餐。
我们早晨五点半起床，一个小时候后开始工作。晚上下班时间是四点半，而大家总要多干一个小时才肯离开。工作的热情是发自内心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情：为国家生产出好的作品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大家开始意识到不能呆在家里做纯粹的家庭妇女，靠别人养活是不光彩的事情。文联刺绣小组的绣工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工作，手里做的也是工作。为了工作，绣工们可以连续绣12个小时，也可以连续绣24个小时。除了吃饭时间外，可以坐在绣绷前一整天不动，大家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在工作时间，大家心中没有杂念，没有工夫去想自己的家务事。每个人都怀着感恩的心在刺绣，觉得工作改变了自己的收入、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