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把东西拿出来！”
我说：“你们看吧，喜欢的，你们可以拿走。”
他们说：“我们不喜欢，就是来给你破四旧。”
其实我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造反派”就说：“怎么搞的，怎么会没有好东西呢？”我每次出国，都把国家利益放在了首位，从不为自己去捞一丝一毫的私利，所以我家真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家里最珍贵的就是苏联的来信、苏联爸爸的画、还有一些小玩具。“造反派”认为这些是不好的东西，都抄走了，时至今日我也没有再见到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它们被放在了什么地方，我后来猜想可能是收藏起来了。最让我追悔莫及的就是抄走了叶圣陶为我写的诗，真迹被抄走后还被烧了，让我心疼不已。
距离第一次抄家几个月后，“造反派”又来了一次，我就对他们说：“随便你们，愿意拿的东西就拿吧。”他们说：“你说得不对，你要革命，好的东西不应该留在家里，应该拿出来。”我说：“我家里没有什么东西。”他们不死心，认为我从国外肯定带回来不少好东西，在我住的小阁楼上翻，可结果让他们大大失望了，他们什么也没有搜到。幸运的是，我在瑞士得到的那块手表没有被抄走，因为十几年的时间已经将那块手表的表面磨蚀得泛了黄，也许是“造反派”们看不上眼，所以才没有将它抄走。
噩梦还没有结束，酷爱绣制猫的我还被“造反派”揪斗，“既得利益者”、“修正主义苗子”、“三反分子”、“走资派”……一顶顶帽子都扣在了我的头上，我的胸前还被挂上了一块打了黑叉的牌子，被罚站，被批斗。
作为刺绣研究所副所长的我被安排打扫卫生，每天拿着笤帚扫地对我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因为让我最痛苦的不是来自身体上的迫害，而是不能拿针和线，不能再继续刺绣。晚上回去后，我会不自觉地用手在空中比划刺绣的动作，盼望着再拿起绣花针的时刻赶快到来。
在更大的迫害来临之前，周总理顶着层层的压力通过轻工业部安排一批手工艺人出国，其中就有我，周总理批示让我出国到阿尔巴尼亚教刺绣。
早在1966年的上半年，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来中国苏州参观刺绣，看了苏州刺绣研究所的绣品，特别感兴趣，特别想学习中国的苏绣，他们把这一愿望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答应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说：“好，你们愿意学，我们可以派人去教你们。”当研究所听说这件事后，我们也非常高兴。正巧赶上了“文革”中我受到了冲击，周总理就想让我到阿尔巴尼亚教刺绣，也是借机来保护我。
1967年7月，一个让“造反派”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上级指定我出国去传授刺绣技艺。即便是这样，他们也不愿意放我走，到处张贴大型条幅：走资派不能够出国。
1968年，国内武斗开始了，好多群众自发地保护我。单位的员工理解我，处处保护我，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给予我帮助的那些老工人。我要出国去，必须要加盖研究所的公章，但是公章却在一个“造反派”的手里。在一个静悄悄的早晨，一位老艺人轻声细语对我说：“顾老师，所里的公章在我这里，给你用吧！”说着，从身边摸出一块花手帕，鼓鼓囊囊的。
“文革”中的奇异经历
我不敢收，我反问她：“你把公章交给走资派，不怕人家扣帽子吗？”
“不怕！老顾，大家心里都亮着呢。”
我的眼睛湿润了，满怀感激地握紧了她的手。
轻工业部的批示下来后，当时的“造反派”分成了意见不同的两派，一派（迫于形势压力当上“造反派”的）是支持，要保护我到北京报到；另一派坚决不同意，不让我这个“走资派”出国。他们都不知道让我出国是周总理的意思。因为两派之间有矛盾，我就表示我不出去了，但是中央的指示是一定要我去，即使我这次不去，下次还是要我去的。这时，“造反派”也没有办法了。我表态自己愿意去，最后周总理也对有关人员说：“刺绣是一种艺术，你们要让人家到阿尔巴尼亚考察，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我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去阿尔巴尼亚的机会。
1968年秋天，在地拉那工艺厂受到了阿尔巴尼亚总理霍查的接见（前排左一是我）
1968年的春节是在北京度过的，过了春节我被派到了阿尔巴尼亚，担任援外工艺美术小组组长，在地拉那（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工艺厂传授苏绣，幸运地成为了中国首位到欧洲传授苏绣的艺人。
地拉那工艺厂5名初中文化程度的女工成了我的学生，为了让她们学起来更系统、更便捷，我精心编写了《苏绣基本针法》及双面绣教材，教学生们学习双面绣。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我就教会了她们双面绣的绣法。
阿尔巴尼亚有很大的粮食基地，主要生产小麦，小麦长势非常好，麦秆也特别长，所以当地有向我们中国人学麦秆画的，也是一种工艺品。
阿尔巴尼亚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当时，我国的毛巾运过去，当地的商店里会排起长长的队伍，而且每人只能买两条，所以当我们前去时，必须自备丝线、面料等原材料。学生们看到我们带来的细面料都惊奇得不得了，她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后来我问她们：“如果我们走后，你们能不能买到这些原料呢？”她们回答：“不知道，总是要想办法来满足吧。”
地拉那工艺厂的学生们特别听话，对我们也非常友好，我讲什么内容她们都认真记下来，我怎么教她们就怎么做，学得很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哑巴，他是搞设计的。我事先就讲过，画和刺绣要紧密结合才能出精品，所以搞设计的哑巴就被调到了工作室。他不会讲话，但是他能很快领会我们的意思，他能通过手势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我们很好地交流，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哑巴很老实，很实在，他表示他会画画，也会配线，他想跟着我们学习刺绣，我说：“没有男同志做刺绣的，不行。”他就表示可以帮我们画画，还可以做我们的“翻译”，他的真诚和热情让我们既高兴又感动。艺术和文化是没有国界的，是各国人民交流的基础。
1969年，在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工艺厂与学生们合影（前排右四为顾文霞）
我教的5个学生都有刺绣基础，她们原来是做毛线绣的，毛线绣出来的东西都比较粗糙，当看到我们的丝线绣后，她们曾担心地说：“我们大概没有这个耐心来做这么细的刺绣。”我心里想一定要把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周总理的指示就是让我们尽力做到让对方满意为止，一定要把当地的学生们教会，让她们学成，所以我一针一线耐心地教她们绣。我教她们将一根丝线分成16根，教她们做双面绣，大概过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基本掌握了要领，剩下的就是不断练习熟悉的过程了。后来，她们还是较好地完成了双面绣的学习任务。
在这5个学生中，有一个成绩特别突出、绣得特别精致的人，但她的腿不太好。她对我说：“我只想多学一点刺绣的技术。”由于她的腿不好，只能坐着做刺绣，不能参加其他活动，所以我很同情她。我教她做双面绣，她学得非常快，在做第二个的时候，她就学会了，后来还学会了刺绣一些小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