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老同志介绍，28军(即原十纵)是十兵团的主力，善于打阻击，在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及向福建进军中屡建战功。朝鲜战争爆发后，军队防务有了很大调整。但28军没有调动，仍驻军福建，担任海防任务。28军军长朱绍清，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经历过长征。政委李曼村，1938年参军入伍，1949年刚30岁出头，很年轻。他的夫人，原来也在新华分社当记者，我们一同采访过十兵团英模会。她第一次相亲回来，满面笑容，不久就调走成婚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记载，朱绍清和李曼村都是50年代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当时被授予将军军衔的，一般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及以前入伍的，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很少。据说陈毅曾向苏军代表团介绍李曼村说：这是我们最年轻的将军。
下面我首先根据我的记忆，简要述说一下84师的首长和作战科的同事们，因为，我的活动和他们密切相关，都是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
84师师长毛会义是长征干部，1932年参军(1964年晋少将军衔)。我经常在会议上见到他，但单独和他接触比较少，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一个团级干部，也是长征期间入伍的，他革命意志衰退，屡犯错误，从团长一直降职到连长，住在师招待所里，泡蘑菇，一般干部不敢找他谈话。毛会义师长找他谈话说：不要以为自己是长征干部，了不起，功臣自居，向党要这要那。要知道，“长征时期的骡子，现在还不是照旧驮东西?”后来，这个干部走马上任去了。
师政委翁默清，抗日战争时期入伍，上海贫民出身，有一定文化基础，口才非常好，大家都爱听他作报告，在指战员中有很高威信。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有时间就学习文化和理论。他经常问我一些有关文化知识方面的问题，并和我交谈，从中也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教育了我，我很敬佩他。我本来准备以他为原型写一篇反映干部学习文化的短篇小说，已列出提纲，后因工作调动，没有实现。在此之前，我已写了一篇反映战士学文化的短篇小说《死角》。
师参谋长赵衍庆，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入伍，农民出身，性情刚直，办事雷厉风行。我多次跟着他下部队。一次，我们步行，边走边谈，主要是他讲自己的用兵之道，在他任营长的时候，有一次攻打敌人的据点，以一个连担任正面突击，一个连侧面佯攻，一个连做预备队。战斗开始后，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突击部队伤亡很大，任务没有达成。这时，他毫不犹豫地把预备队调上来，继续猛攻，终于全歼敌人，拿下据点。他说：一个指挥员，要全面把握战场形势，审时度势，在不利的形势下，要不怕牺牲，敢于继续投入兵力，扭转战局，取得胜利；否则，“损兵折将，鸡飞蛋打。”有一次，我跟随他下部队，坐的是从国民党军缴获的吉普车，很破旧，回来时，他对司机说：“你坐旁边，我来开。”司机犹豫了一下，就坐到副座上。参谋长会不会开，什么时候学的，技术怎样，我都不知道，于是对司机说：“你照顾好参谋长。”没有开多远，忽然狂风大作，并下起瓢泼大雨，车子左右晃动，前进艰难。我担心翻车，于是对参谋长说：“让司机开一会，您休息一下。”他没有理我。过一会，司机又说：“首长，我来开吧!”他理也不理，继续开。我示意司机，要紧盯方向盘，随时出手帮助。好在，风雨渐渐小了，我们才艰难地平安到家。我把这个过程告诉科里同志，有人说：“你不知道参谋长的脾气。”“没有出事，算你有运气。”
有一天晚上，侦察科长带一个侦察班乘机帆船夜探国民党军盘踞的东引岛，由通讯连负责在附近山坡上架起报话机，以便与前方联系。船很早就出发了，那天天气很好，没有风浪，稍有月光，适于侦察。7点多钟，参谋长和作战科的同志来到山坡上，这时，通讯连的同志也刚刚到，正在打开机器。参谋长一看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就有点不高兴。通讯员赶紧架起天线，带上耳机，开始和前方联系，但很长时间没有信号，通讯员额头沁出了汗珠。后来发现，大概由于通讯员过于紧张，根本没有打开开关。不知为什么，这次，参谋长没有大发脾气，只是说了些“要加强战备观念”的话。和前方联系上以后，侦察科长报告，船已离岸很远，找不到东引岛(此岛离岸很远，现在是国民党军针对大陆的导弹基地)。参谋长命令他返航，同时命我带一个警卫员，到附近岸边的山坡上指引他们靠岸。我们来到一个紧靠大海的山包上，把一个长手电筒打开，放在一个高地方，作为联络信号。我对警卫员说：咱俩轮流值班，要仔细观察海上和周围的动静。我们等了多时，一直没有发现机帆船的影子。不一会，随着涨潮，我们这个山包就变成孤岛了。一直到天亮，潮水退了，我们才回到驻地。我看到侦察科长，问他，怎么回来的?他说：我们是从原出发地上岸的。
在28军84师司令部作战科
还有一次，84师夜袭西洋岛(我在地图上一直找不到这个岛)。那时，福建沿海有许多小岛，我军实行机动控制，一般情况下不驻军，如有国民党军占领，我军采取“老鹰抓小鸡”的战术，以多胜少，突然发起攻击，将其消灭之，然后又撤出。夜袭西洋岛就是使用这样的战术，用一个营的兵力，吃掉敌人一个连。作战科有一个参谋参加了这次战斗，他在岛上买了一些东西带回来，给我买了一块英纳格手表和一个尼龙纤维牙刷。
1951年2月，何沁（前排左）与作战科同志合影
（前排右为科长；后排左起：田畦、张循增）
作战科长，抗日战争时期入伍，27岁，淮海战役受伤，右眼被打瞎，这时虽然在职，但很少上班。我来到作战科后，他和全科的同志曾照过一次相，算是对我的欢迎，此外，很少见到他。
科里原有三个参谋，一个测绘员。田畦，山东人，比我大2岁，1943年入伍，是参谋中的第一把手。他的文字水平比较好，作战命令、工作总结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平常喜好练习书法，主要是模仿舒同字体。舒同是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他的书法当时在华东很流行，到处可以见到他的题字。田畦经常邀我评论他的书法，像不像舒同笔体。我也经常向他学习如何写作战命令以及其他有关参谋应注意的事项。王宇光，山东人，比我大1岁，1945年入伍，是一个资格比较老的参谋，为人沉稳，善于思考，文字能力也不错，是司令部党支部书记。张循增，山东人，比我小1岁，1945年入伍，据说淮海战役时他任连长，战斗中受伤，右手中指被打断，战役结束后，调84师作战科任参谋，为人朴实，言语不多。孔庆霖，山东人，1948年入伍，任测绘员，也是个老实人。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全科同志很团结，每人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经常下部队了解情况。
当时，司令部驻防连江。作战科设在一座三进的民房里，前两进由作战科办公用，田畦等住在阁楼上，最后一进由房东住。房东中有一位漂亮的年轻妇女，是个教师，他的丈夫跑到台湾去了。对此，我们一直抱有很高的警惕，想换房子，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巧合的是，后来在人民大学时，有一次和一位同志闲聊，她说，那座房子就是经济系一位教师家的，那位妇女就是他的嫂嫂，他的哥哥到台湾去了，这是后话)。我和张参谋住在对面不远处一座孤零零的二层小楼的楼上，孔庆霖住在楼下。虽然房东跑了，家中没人，但周围是荔枝树林，打电话容易被窃听，也不利于保密。
下半年，我们科担负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福建沿海主要是闽东北地区实施“兵要地志”调查，了解沿海地带的具体情况，为解放台湾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