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我预想的样子发展，后来我也受不了了，喊着老魏还有另外几个受欺负的工友聚在一起，商量怎么办。我说：“老魏，这事可怎么办啊？”他说：“崔大哥，你看我这肩膀烂成了这样，实在干不了了。”我叹了一口气，干不了怎么办？谁知他又接着说：“要不我去找我表哥，是他介绍我来的，我走的话一定要告诉他一声。”一听他这话，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就问：“你表哥是做什么工作的？”结果他还没明白我的用意，傻傻地回答：“他是煤铁的。”我只好进一步问：“在煤铁做什么工作啊？”他说：“是煤铁公司领导的秘书。”我顿时看到了希望，说：“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人太磨叽了。”然后我又问：“你表哥现在在哪？”他就站起来带着我去找表哥了。
老魏的表哥也就三十多岁，衣着干净得体，梳了个小分头，长得还挺帅气。他见到老魏说：“是老魏啊，你找我有事吗？”老魏说：“表哥，我要回家。”他表哥很纳闷，就问：“这好不容易才找个事做，你怎么要回家啊？”这时我走上前说：“你看看我们的肩膀。”
那时候天气还不算冷，我和老魏就把上衣脱了。看到我们的肩膀后，老魏表哥也是大吃一惊，问：“你们这是怎么了？”我们把抬煤的遭遇给他说了一遍，听完我们的话，老魏的表哥说：“你们俩先回去吧，明天我去现场看看。老魏，你先回去接着干，别回家啊！”听了他的答复，我和老魏就走了。回去的途中我还说老魏：“你既然有关系怎么不早说呢？这样不是可以早点解决问题嘛！”
第二天，老魏的表哥果然带着人来了。他问：“哪个是12组啊？”我赶紧回答：“在这呢！”他就当场把我们队里比较老实的人抽了出来，重新编了组，换了组长。
重新编组之后我们齐心协力，工作干得很出色。
丰台火车站
从家里走出去之后，我经历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那些挫折和成功成为了我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财富，我也因此明白，经历是一种礼物，我们正在被赐予。
1952年，我在保定市的火车站做装卸工。装卸工是很累的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总比家里挣的钱要多一点。由于不知前景如何，所以妻子暂时留在家中帮我照顾我的父母、弟弟和孩子，没和我一起出来。我在保定的火车站做了没多久就从临时工转为了正式工。
1953年北京的丰台火车站要从临近的地方车站抽调150位工人。我们保定火车站的员工只要在工会登记有名字，都可以参加丰台火车站的调人考试，考试内容就是扛麻袋。
那个麻袋里装了满满的沙子，足足有200斤重，我们不仅要扛起来，还要扛着它围着球场走一圈，接着还要从一个一米多高的台子上稳稳地跳下来。参加考试的人有刚把麻袋扛起来就因为重心不稳而跌倒的；有绕着球场转圈时因为体力不支跌倒的；还有在台子上跳下来的时候摔倒的……总之什么样的都有。
丰台车站要求调150个人，但是第一次考试只有36个人通过，比率实在太低了，不能满足需求人数，所以第二天又举行了一场考试，并且改变了规则。由于我第一场考试已经通过，所以就没有再参加第二场考试。
我们考试的结果不是当场公布的，而是第二天发纸条公布。我因为不识字，还把纸条拿颠倒了，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调到北京的丰台车站后我陆续把妻子和弟弟们都从老家带了出来，但是只有老二和老五坚持了下来，其他的两个弟弟因为种种原因又回到了老家。
与新同事的磨合
虽然我外表看着较瘦不是很壮实，但实际上我是一个特别有力气的人，在保定火车站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保定车站的工资评分有三个等级：106分、104分和100分，每个小组的组长拿第一等，其他人员按劳得分，我拿的都是第二等104分的工资。
由于我踏实，肯出力，能吃苦，在保定车站干活的时候就很抢手，结果到了丰台车站之后我发现我们组的人有些欺生。我们的组长姓马，他是个自己没主见的人，周围的人七嘴八舌一挑唆，他就没了主意。他们本来一个组是10个人，加上我们这些后来调去的人，每个组就有12个人左右了，但是开给每个组的总工资是不变的，这么平均下来难免僧多粥少。
一天，马组长开会的时候说：“你们这批保定调过来的人在保定评分没？”大家回答说：“评了。”马组长就说：“那你们就按照原单位的评分拿工资吧，咱们在这就不重新评了。”结果等月底开工资的时候我发现同组工友都比我拿得多。工作时我做得多，工资却拿得少，我心里怎么能舒服？于是我就去找货场主任去了。主任是山东人，说话还带些方言，那天他正在吃饭，看见我来了就把碗放下问：“老崔，什么事？”我把自己遇到的情况向他说明了一下，他皱了皱眉问：“你是哪个组的？”我也如实作了回答。
主任就把我们组的马组长叫了过去说：“老崔怎么到了你们组还受欺负？这样可不行！本来人家从保定来我们就应该照顾一下，现在你们不按照评分给他发工资，竟还私自扣钱，现在把克扣他的钱拿出来！”当时我觉得只要他们下次能按照正常的规定给我发工资就行，和同组的人闹得太僵了也不好。于是我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说：“算了，这次别拿了，下个月正常给我就行。”
但是矛盾还是存在，我们一组工人分成两拨干活，一拨是码垛的，一拨是扛肩（就是用肩膀扛货物）的。码垛的工人只负责把要扛的货物摆放整齐，扛肩的只负责搬运。本来这是一件分工明确的事情，但是有一天不知怎么回事，我扛完一趟肩回去，发现货物全倒了。下班后开班组会，那些码垛的工人把矛头全指向了我，说我把垛弄倒了。我心里既委屈又生气，我的工作只是扛肩，货物倒没倒显然是码垛工人的责任。有几个扛肩的工人在开会时也帮我说话，他们说：“这事还真不能赖人家老崔，你们这些码垛的干什么去了？”他们这样冤枉我，我又去找货场主任去了。大概是主任见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欺生，所以很生气，连带着我们马组长和全组人一起批评了，他说：“货倒了应该找码垛的，关人家老崔什么事，不然你们去扛肩，让老崔码垛？”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们或许是发现自己做得过分了，所以此后我们相安无事。我觉得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就是缘分，五湖四海皆兄弟，我们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后来我不仅保质保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还会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时间长了，他们都说，老崔这人真是能干又实在！
门头沟的工作经历
1954年我被派去门头沟抬煤，这期间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真是太深了。
由于我当时住在丰台区的小井，而门头沟地处北京西部山区，这中间的路程有30公里左右。我们家8口人等着吃饭，但是收入非常有限，只好量入为出，能不买的东西一律不买，家里连一个闹钟都没有，时间只能靠估算。到门头沟上班的时候由于路途遥远，我几次想花5元钱买一块马蹄表[4]来看时间，但最终都没舍得。
冬季昼长夜短，时间的估计哪能这么准确，看看外面的月亮有多高了，觉得时间差不多，我就起床了。有一次我觉着时间可能有四五点钟了，就起床收拾收拾上路。我要从七里庄走到五棵松去赶早上6点钟到门头沟的头班车。但事实上我离开家的时候仅仅是午夜12点左右，所以路途上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周围寂静得能听见电线杆子“嗡嗡”响的声音。冬天的风寒冷刺骨，冻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不停地跺手跺脚。后来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水泥管道，我就蜷缩着身子蹲进去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