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个月中，我一部分时间是帮着钻井队从深层取出的岩芯装箱邮寄给南京市鸡鸣寺街1号的古生物研究所作为标本，以鉴定其地质年代等情况。同时工程师给我讲石油地质专业知识。我和一位技术员在同一个办公室，他就教我一些地质绘图知识，例如地质构造啊、地形地貌的生成原理等。
1956年是大发展的一年，局里计划培养很大一批技术人员。我们被分到各个科室练习，我在科室学习识别地质剖面图、绘测井剖面图等。记得当时一位名叫徐旺的地质师，还曾带领我到油井旁，给我介绍地层构造情况。徐地质师告诉我这些地层的学名、形成的年代，这样的现场讲述，使我受益匪浅。
到了9月份，我被安排到地质科管辖的资料室工作。地质调查处的前身是西北地质局酒泉大队，后来酒泉大队的一部分人归到玉门油矿，成立地质调查处，但大部分资料还是在西北地质局酒泉大队。玉门油矿地质调查处成立后，资料不多，只有几百份地质剖面图、野外调查书、总结报告等，管理较乱。资料室原来只有一个人，被调往别处，于是就将我调了过去。
1956年，在我们之后，又从济南招了两批，还从另外两个地区各招了一批。玉门油矿又从苏州、上海等地招了几批人。资料室给我配了一个从苏州来的姑娘当帮手。我按技术员的规划，分类、编号，先按类别整理好大目，然后再将大目细分成小项，所有工作做得有条有理的。我的工作在处机关受到了好评。
“引蛇出洞”
我们的实习期是一年，实习期未满的时候，有人提议提前给我转正。但很快就又有人告诉我，负责“肃反”工作（当时“肃反”的高潮已过，但这项运动并未完全结束）的肖处长不同意。那就是家庭成分和个人履历的关系了。
如果从我的业务能力和个人文化水平以及工作成绩上来说，提前转正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不好，又在学校受过处分，从政治角度上看，我是政治圈子局外人，不接近党团组织。学生时讲政治不很明显，又无升级提薪、工作岗位之别，但这时区别显现了。在此之前，我还庆幸自己被分到了一个技术性比较强的部门，感到组织上是把我当做重点人员培养的；再者，让我在资料室负责管理资料，有的资料上面有“绝密”的印章，我暗自高兴：让我接触“绝密”资料，说明我在政治上得到了信任。但提前转正的事，让我对未来又产生了压抑和担忧。
1957年3月，机关人员缩编，我被调离机关，去给野外队的编余工人讲课。当时成立了一个培训班，我去给他们讲语文。那些工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我教得很吃力。这次工作调动后，我感觉自己已是打工的角色，仿佛是一瓶清凉油似的东西，小毛病都可用，绝对有大用途是不沾边的。一调离机关，我成了打杂的人，随便哪里有窟窿就顶个窟窿去了，那就不是培养技术的业务人员了。我心里，刚分配时想学一技之长、混迹于机关办公室的热烈求进的欲望变为彻底失望了。落到这步田地，我知道主要就是因为政治上不开展，政治在我身上是毫无反应的。我当时固执地认为，党团都是做人的工作，以整人为职业，强制信仰摸不着边的马列主义，和必须附和争夺权利的路线斗争，再就是镇压对新政有微词的人，也就是持不同政见者。我就是沦落到何种程度也不依此挣前程。
1957年四五月份，“整风”运动开始了。《光明日报》发表了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言论，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那些“有官衔的”民主党派人士说的“有职无权”、“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的言论，更是铺天盖地（当时罗隆基是森林工业部部长，章伯钧是交通部部长，储安平是《光明日报》总编辑）。另外，我印象较深的是“六教授会议”。6月6日，钱伟长、费孝通、曾昭抡等知名教授聚在一起，对党提了不少意见。看了他们所说的那些问题，我都很有同感。
大概是在五六月份，党委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有五六个人参加，我也在内，可能是内定的右派人选。这些人中，除了党委书记主持会议外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教育科的刘延伦，别的就想不起有谁了。目的是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当时我出于善意，说：“民主党派吵得这么厉害，应该划出一个小区域来，让他们去执政，搞建设，看他们能搞出啥名堂来？”在这次会上，我就提了这么一句。其他人也发言了，都是和“整风”有关的内容。现在想想，当时我太幼稚了。
那时候地质调查处有个统战科，统战科长是部队转业的，名字我忘了。这段时间，他常找我谈话，问我的家庭情况，还送给我一双新的工作皮鞋（机关后勤不发）。人家是干统战工作的，我明白了自己已是个统战对象了。
心存疑惑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为“反右”吹响了号角。从此，揭开了反右派斗争，到了大概6月末7月初的时候，大城市里的“反右运动”已经开展得轰轰烈烈了。玉门还没有动静，大概是认为那是大知识分子和社会知名人士的事。
这年7月间，玉门“反右”还没开始的时候，从北京石油地质研究所来了两个技术人员，是一男一女的恋人，他们要在玉门的红柳峡地质构造带方面做科学研究。两人需要帮手，但这时地质队都到野外搞勘探出工了。在此情况下，我因为在地质方面多少有点知识，就让我去给他们帮忙了。工作很简单，就是拉皮尺、量剖面、用罗盘量地层倾角、打标本、装袋、写编号之类的活儿。除了我之外，局里还给他们配了一个地质技工，另外还有一个炊事员，一共5个人。我们是在红柳峡的一个道观居住，观里有个道士。
晚上，我们都睡行军床。北京来的这俩人，野外配备比较齐全，除了一般生活用品外，还有一个直流电的收音机，晚上收工回来就听收音机。他们不在收音机旁时，我就常常自己选波段收听。那段时间，广播里尽是些批判会和群众游行反右派的内容。提到的都是些知名的人士，例如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声势浩大。发动的广泛程度不亚于1950年至1951间的镇反运动。收音机里还能收到台湾方面的广播，我在广播里听到，台湾有一个“中华民国文化界成立一个支援大陆知识分子抗暴委员会”，并声明说：你们大陆不要这部分人，就把他们轰到台湾来，我们要。我听后十分紧张，只是记在心里，不敢和别人透露半句。那时候，偷听“敌台”就是一大罪名，要是转述这个话，那便是“反革命”了。
这时，我的心中犯起了嘀咕：为什么把我搞成统战对象呢？统战对象统的是什么人啊？统的肯定不是自己人吧？为什么党委“整风”开座谈会让我参加呢？虽然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有了较明确的预感。
请君入瓮
结果没有几天，干部科的一个主要科员步齐哲就乘了辆吉普车到我们工地上找我来了。他对我说：“你先回去吧，另有安排。”这时，我的心中就八成有数了。回来后，我仍旧回到培训班，算是培训队的人员住下。这时在听别人讲课时我在下面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命运莫测，只有任凭别人的摆布。思绪万千，随手按思路诌一首打油诗用钢笔写在桌子上：
离而复返有所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