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很清楚，去的时候，我们是坐着大卡车去的。因为硚口区很大，每个地方来一辆大卡车，把我们这些代表接去开会。会场离学校很远，我们被分到会场附近的人家去住宿。开会的时候，我们三个中学代表总坐在一起讨论。
那是武汉市硚口区的首届人民代表会议，重要性自不必说，第一次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也挺新鲜，整个会议流程处在摸索阶段。参加的人员来自各个阶层，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个荣誉。区政府领导在会上给大家作报告，代表讨论整个区的大事。中学生作为学校代表，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但还是以听为主。每次开完会以后，所有区里面的工作简报、通报都要发给我们，回校后还要把会议精神传达给全校师生。
第二件大事，1951年暑假时，区团委委托我做武汉市硚口区学生暑期联络站站长，这成了我另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
暑假长达两个月，区团委领导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联络站，把硚口区的学生组织起来，参加丰富的社会活动的同时，增进学识，开阔眼界。
硚口区只有两所中学，从二女中和博学中学各抽调一批学生干部做联络站干部。所有干部都是学生会或团支部成员。我是站长，还有副站长及管理体育、文艺和其他活动的干部，分工明确。联络站还成立一个团支部，整个区的团员都可以参加活动。
区里的一个小学成为了联络站的工作和活动地点，吃饭是在区团委搭伙，区团委出伙食费。住宿就在小学里打地铺，每个人自带行李，男生睡在地上，女生睡在桌子上。领导专门给我们派了两名干部，一个是体育老师，另一个是文工团员，负责协助我们组织暑假的文艺活动、体育活动。
两个月里，我们将可能举办的活动写在通知上，张贴在联络站布告栏上，大家自愿报名参加。有一次，邓子恢同志要在武汉市最大的礼堂——民众乐园做政治时事报告。他是中南局第三书记，其他两个书记——林彪和罗荣桓都在中央，中南局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就是由邓子恢主持的。我参加了这次报告会，机会十分难得，报告会现场人头攒动。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老干部讲话，他很亲和，完全没有领导架子，讲话比老百姓还要通俗，但报告却特别生动有趣。
英国教会学校——湖北汉口博学中学
还有一次，也是在民众乐园，联络站组织学生们听著名的战斗女英雄、“现代花木兰”郭俊卿的英模报告。
市里也组织了一些暑期活动，推荐观看优秀的电影、话剧，例如苏联话剧《丹娘》等。暑期联络站有办公室，有问题可以随时来问，特别便利。
高二的暑假忙忙碌碌，但十分开心。清晨，睁开惺忪的睡眼，明媚的阳光已洒落在窗台上，周围有人仍在熟睡。我们赶紧起床洗漱、吃饭，抓紧时间办公、开会，心情出奇地好。每一天都充满了活力，去迎接生活、学习中的挑战，去拥抱未来。
1951年的寒假，区团委委派我为驻硚口区纺织厂“三反五反”联络员，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联络员的主要工作是了解该厂关于“三反五反”工作的开展情况、工作安排，发现问题即时向区里汇报。也许，十几岁，甚至更早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体验生活就像一种冒险，新鲜刺激，让人欲罢不能。
难 忘 的 蜕 变
中学生活就像是涓涓的细流，潺潺地淌过成长的小径，或轻松或强烈地撞击着人心。随着印记的鲜明，成熟的气息渐渐地沉淀下来。无声之间，身材变得高大了，虽然面庞依稀还残留着曾经稚气的模样，但心境、思想激烈地发生了蜕变。我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
交学费时，我第一次体会到60块银元背后那沉甸甸的感觉；
看着牙牙学语的弟弟妹妹，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懵懂地与父母慈爱的眼神相对；
面对大字报，忐忑的心变得坦然……
这些细腻的感触，塑造了我温润、坚韧的性格。在这一阶段，人生态度的初步确立，深刻地影响了我一生的基调。
事物间都有无形的联系，家乡的人信佛教，老人们常讲“二十四孝”的故事，儿时的我潜移默化地接受忠孝仁义的熏陶；到了中学，有了热爱自己国家的情怀，经历了“三视”运动、“两反一清”、抗美援朝，我对新中国充满了信心，热爱祖国、为国家服务的目标明确；高中阶段，在校长、团组织、区团委干部的教育下，我在政治上迅速成长。
虽然身为学生会主席，我却并不是团员。当时，郭沫若是我的偶像，为了向他靠近，我立志做民主人士，这成为了我迟迟不肯入团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我也有自己的私心。当了团员，星期天要参加学习，就不能回家了。家里家外事无巨细，全靠母亲一人操持，我深知母亲的不易，所以，哪怕只有一点也好，我也想尽一份孝心，担起家中长子的责任，入团的事就这样搁浅了。
尽管不是团员，但我善于发现问题，执行力强，积极配合学校领导和团支部的工作，努力达到他们的要求。与区团委的干部接触多了，加上我成为区人民代表，参加过“两反一清”、“三反五反”运动，对国家的认识焕然一新，脑海中也慢慢地树立了组织的观念。我渐渐体会到，个人要依靠组织，组织像一部大的机器，而我们则是一个个零部件，在大集体中才能发挥用武之地，于是我入了团。
中学时期担负社会工作的又一个影响是使我认识到工作要认认真真做好，不能稀里糊涂应付。即使听到了反对的声音，也无需辩驳，重要的是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
我对博学中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6年，给予了我太多的第一次，也留下了太多不可磨灭的印记。
百 年 校 庆
1999年，我回到博学中学，与校友同庆母校百年生日。博学中学已在1952年改名为武汉四中。
1999年，博学中学百年庆典合影，二排右二是陈鹤鸣
博学中学培养了大量人才，校友们在祖国各地为国家的建设贡献着青春和智慧。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也毕业于此，现在他是不是武汉四中的名誉校长，我记不清楚了。另外一个校友是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林华宝院士。学校领导有心，举办了博学中学人物事迹展览，资料很齐全，解放以来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历届校友都名列其中，印象中大概陈列了两大版。我的事迹也被展出了，虽然不及袁隆平院士和那位总设计师耀眼，但能被社会、母校承认，我很感动。
校园经过重新规划变得更科学美观了，贯穿校园南北、东西的大马路相互交错，路的两边是四季常青的绿化带，既大气、又整洁。虽然当年的母校也鸟语花香，十分漂亮，但是经过整修，现在的校园更洋溢着现代化气息，更能体现时代的潮流，符合年轻人的需求。
比起博学中学时期，武汉四中变化很大，图书馆、科技馆、多媒体教学馆、电教室，都是一派新式建筑，学习设施更加完善了。过去我们引以为豪的优越环境，无法与现在的条件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