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因为运动频繁，我们基本不上课了。“大鸣大放”之后，中央政策急剧变化，转为“反右”。这一段时期，学生思想非常混乱，各持观点，所以许多同学，甚至一些党员、支部委员、支部书记也都被划为“右派分子”。我们专业12个班中大概只有两三个班级里没有人被划为“右派”，我所在班是其中之一。后来认识到这次全国的反右派斗争是极大地扩大化了，伤害了很多好同志。
学生时代的两次下乡
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北京开始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此，人民大学的一批师生于暑假赶往京西矿区从事这一工作。队伍的主要负责人是教师，也有部分学生，我是带队人之一。我们被分到郊区各乡镇的农村开展工作，我去的是门头沟沿河乡东岭村。这里虽是郊区，地处偏远、山路难行，但风景很好。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独自深入北方农村生活。在那里，我依靠当地的领导在村里开展工作，访问当地农民，了解情况，并做正面宣传，通过宣传来肯定建国初期的几次政治运动，如肯定“三反”、“五反”，肯定农业合作化，肯定统销统购政策，肯定社会主义道路，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每一个星期由村里去乡里开会一次，由各村向乡领导及老师汇报交流情况。
东岭村几个月的调查与宣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通过调查，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农民，解放后，农民的生活还是有所改善的，但是山区仍比较贫穷，人们生活很艰难。通过派饭，我去了好多户农民家中，在我印象中，当地农民的居住条件普遍较差，有些困难户粮食也不够吃，一年12个月，粮食往往只够吃9至10个月，其余靠政府救济，还有一些老乡是因病致贫的。那段时间，我充分体验了当地的艰苦生活，我将此看作是一种锻炼，努力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
我第二次下乡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当时高举三面红旗，号召大练钢铁，而学校里又没法炼钢，所以后来我们系学生被分到河北省遵化县君子口、王迷寨两村参加农村“大跃进”。君子口出了一个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叫王国藩，三条驴腿起家办好合作社，受到毛主席的肯定，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除了距离北京不远外，也是受了这位劳动模范的影响。
因为许多农民都参与大炼钢铁去了，致使农业方面劳动力不足，当时白薯已成熟，却没人收，我们就去帮助当地农民收白薯。那里的老百姓也很贫穷，一天到晚主食就是白薯，我们这些学生很不习惯，吃完之后胃中泛酸。但也没办法，只有每隔一段时间派学生生活班长回北京买好多咸菜，我们便就着咸菜吃白薯。此外印象较深的是，当时提倡深翻地，以为能得高产，但其实将深土翻上来，既费劳力，又不利于庄稼生产。这也是“大跃进”时期人们干出的一些蠢事儿。
在遵化县待了几个月后，我提前回到了学校。提前回校的原因是当时档案系政治理论课缺少辅导老师，我被系里调去暂时担当这一任务。从1957年到1958年，我们基本没有好好学习过。后来，大跃进所产生的问题渐渐有所暴露，所以中央在政策上也稍做了调整，这时，学校才又开始注重学生的学习。
1958年，石永义和妻子同在人民大学学习时留影
重新认真读书与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
从遵化县回来之后，我们开始学习专业课。这时，我们的专业名称已经更改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习专业课过程中，我们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大量经典著作，通过阅读与学习，我充分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壮大。为学好该门课程，我还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许多著作及《毛泽东选集》，马列的经典著作有些是不易懂的，但我还是结合课程认真阅读钻研。共产主义运动史课并不是由一个老师从头到尾讲下来的，而是由几位老师分段讲，其中有的老师讲得好，受欢迎，有的讲得稍差一些，但总体来说对我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从1959年开始，人们渐渐感觉到困难时期开始了，这可以从每个人的粮食定量问题上看出来。原来每月粮食定量是36斤，这时已被压缩为30斤，蔬菜也已有些匮乏了。后来，我感觉国内粮食越来越紧张了。到了1960年，粮食问题更加突出，肉的供应也有了限制，一个月只有2两。
三年困难时期中，妻子帮了我不少。尤其是，她从天津调来北京时将在天津所发的半木箱胡萝卜带到了北京，大约有三四十斤，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在当时看来，这是难得的宝贝。那段时间，她的口粮只有26斤。我们虽然都瘦了一些，但还没有出现浮肿，这就难得了。
永不忘怀的良师益友
大学期间，教过我的老师很多，等到后来我留校后，我们又是同事，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对我的帮助很大。学生时期，都比较崇拜课讲得好的老师。当时使我们心生崇拜的老师有高放、许征帆、林歧瑞、叶维君、黄安淼等，他们教我们如何做学问，如何搜集资料，如何论证观点，种种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心中对他们永不忘怀是因为这些老师课讲得很好，对我的学业帮助很大，为我以后的科研、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后来能够在学术上有所建树都是与这些老师的引导分不开的。
此外，我还要感谢系里的先后领导何干之、云光、李焕昌、王万军、高庆永等，尤其是历史系最早的党史权威何干之教授。人民大学成立70周年时，评选了五位人民教育家，除了吴玉章、成仿吾、郭影秋、艾思奇这些众人所熟知的大家外，何干之教授也在其内。他是从延安过来的，是位老学者，可以说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1956年人大历史系成立时，何教授便是系主任，他的一些讲话对我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至今还记得一些。
这些老师除了给我们传授学识，还在政治思想方面影响到了我们，他们虽性格各有不同，有的活跃，有的内敛，但应该说对社会主义信念都是坚定的。经过4年的学习，我在人生中走入了另外一个起点。我之前不曾想到自己会在人民大学学习，也没想到毕业后会留在人民大学，更没想到会在人民大学待一辈子，这些都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此外，我也非常想念我的同学，我们班原有30个人，后来走了一两个，总体来说，整个班集体是团结向上的，同学之间相处很好。其中支部书记张声元一直是全班同学领头的好大哥、好班长，他入校前已是中国农科院团委书记，后来他与我一样留在了人民大学，又成了我的好同事。同学们毕业后大多在全国各大高校工作，成为了教学骨干，并先后晋升教授，如丁俊民、任大奎、林良光、陈悠久、罗成徽、朵天俊、冯良勤等。其中北京大学教授阎志民、黑龙江大学教授张魁良成了国内知名学者，，他们在学术理论方面做出了更多贡献。此外，对其他同学我也深深想念着他们，尽管其中几位已经不在人世了。
“优秀生”证书
1960年，马列主义政治学系四年级第五班全体同学合影
（二排左二为石永义、左一为张魁良，三排左二为丁俊民、左六为张声元、右三为阎志民）
留系任教，分到马列主义政治学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