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听说，四野镇江青干队奉命参加了抗美援朝。错失这次机会之后，我内心经历了许久的斗争，因为我心里还是很希望参加解放军的，而且当时受环境影响，留在学校也没心思读书，就是想要继续读书，家里也有困难，经济上承受不了。之后，许多人又去西南军政大学报名，而我受到前一次的影响，这回没有报名，后来经过内心斗争觉得还是应该去报名，但为时已晚。正在此时，有一个同学取得录取资格以后放弃了，我就对他说：“你不去的话把那个名额让给我吧。”他听后便答应了。于是，我拿着他的录取通知跑到了住地在南温泉的西南军政大学，并与学校招生人员说明了情况，对方说：“对不起，这是不行的，因为通知书上不是你的名字。”无奈之下，我只好失望而归。
转眼间，到了1950年1月，在沙坪坝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的一学期到放寒假的时候了，我于寒假回到了家中。自重庆解放后，我和七姐就一直没见过面，这时我才知道，她已经参军走了。七姐参军也是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她先是加入了四野，后来便当了赴朝鲜的志愿军。母亲对此似乎反应并不大，可能是因为还有我这个儿子留在她身边吧。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便是没能参军，如果当初走了那条路，现在走的路子也许会和七姐相仿，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境遇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1950年12月，七姐于东北盘石留影
思想的苦闷与劳动的收获并存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感到从此中国有了希望，每天生活在高兴的氛围当中，民心很受鼓舞，大家开始不断学习新知识。寒假结束后，家中已经没有条件再供我继续读书了，而且解放后家里考虑到不能长期雇工了，便将我留在家里劳动（这时土改还没开始，家中还留有一个雇工），中央工校的学习也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当时国家面临定物价、尤其是粮价的艰巨任务，首先要打击米商投机，我大姐夫就是在重庆城区开米店的，他们的生意垮了。这样，大姐也不能继续接济我们家了，家中全靠母亲及二嫂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有其他想法也是不可能的了。
1950年，我17岁。我在家中做一些农活，主要是种菜、收菜、办菜（洗、捆等）、卖菜和挑水等，当时挑水的地方离我家至少有半里地，上下坡多，我肩膀又嫩，挑起来确实挺累的。至于卖菜，我印象较深的是，我和家人或雇工从地里将各种菜收下来后，拿到家里洗净，整理好，绑成一捆一捆的（母亲是办菜的主力），然后第二天早晨由我挑出去卖。当时也可以将菜批给菜贩子，但那样是卖不了多少钱的，所以我常常到七八里地的嘉陵江江边去卖，有时还过河到对岸重庆去卖，因为在那里可以卖得更贵一些。常与我同行的是三伯父的孙子，也就是我的侄儿，叫石绍福，他比我小不了多少，我们经常作伴，一起挑着菜出去。每次我们差不多挑五六十斤，路途很不平坦，有很多上下坡，所以也还是挺累的。对于卖菜，总体感觉是很累、很苦，但也有喜悦的时候，那就是卖完后看到当天收入的时候。
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我感觉度日如年，我想我难道就这样在家中作为一个地富子女劳动一辈子吗？这是我非常不愿意的，也是与我原来的希望相反的。这时整个国家的形势很好，可是一联想到自己的家庭和我个人的前途就很黯淡了。我在苦闷中度日，觉得前途十分渺茫。我在劳作的同时思考着自己的未来，当时我唯一关注的还是参军、参加政府工作的消息，之前两次失败后，这时的我还是心存希望。后来，为了参军的事儿我还专门请七姐的一个朋友帮忙，但是也没成功。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时刻打听消息，看能不能参军或参加政府工作，与此同时，家里的农活还得去做。那些日子里，我经常睡不着觉，整天为自己的前途忧虑，而且无处诉说。无论是母亲、嫂子，她们都对我寄予了厚望，希望我支撑起这个家，不希望我走，我虽内心急切想离家参加革命，但又怕她们失望，不敢向她们吐露一点自己的心思。母亲自父亲去世后，独自撑起这个家，二嫂作为旧社会女子的一个典型，丈夫死去之后，刚过20，没有再找伴侣，而是一直守寡，缺少了爱情、家庭的温暖。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里是很矛盾的，但参加革命工作的强烈愿望一直支配着我。
这一年，我心里虽是苦闷，但也确实受到了劳动的锻炼，也从亲身的劳动实践中体会到了“劳动创造世界”、“谁养活谁”、“阶级、剥削”等道理。没想到这对我日后起了很大的作用，养成了我一生吃苦耐劳的性格。
五个月的学习胜读十年书
正当我感觉前途未卜、苦闷难以排解之时，我在《重庆日报》上看到了一则重庆市行政干部学校（后文简称“市干校”）的招生信息，我心中顿生喜悦，感觉这是个机会。但报考该校需要有介绍信，我担心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而得不到乡政府的同意，好在后来还算顺利，他们同意我去报考，考试也没遇到什么困难，就这样，我考入了市干校。
1951年4月，我入校报到。该校性质类似于今日的省、市行政学院，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干部及办事员。校长是由当时的重庆市市长曹荻秋兼任的，而实际负责工作的人是常务副校长龙贤昭，他是我一生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好领导。干校下设有组织科、教育科、行政科、秘书室等，学生分为十多个班，每个班都有班主任和副主任。在我入学之前，学校已经招过一期学员，主要来自市政府下的各个局，如公安局、劳动局、卫生局等。等到我们这一期，招收了约900人，其中多是社会上的知识青年了，来自机关单位的已不多。
考入市干校，是我一生中最为兴奋的事情之一，它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若没有这次学习，我之后的道路和现在会有很大的不同，我可能会在农村一直生活下去，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在市干校，我虽只学习了5个月的时间，但这5个月在我的一生中至关重要，是一个转折点，它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生入校学习之初，市干校需要审查每个学生的历史，方式是让大家写自传，从上辈到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社会关系如何等等都要写。从组织的角度来看，这是要审查我们的身份、历史，不能让坏分子混进来。学生中，因有的参加过国民党或三青团，所以面临着较严重的历史问题。我本着诚实的态度，向组织如实汇报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当时我也懂得党的政策，党看重个人的政治表现，虽然是有成分论，但不是唯成分论，而且党的领导人有一些也是剥削家庭出身，他们当初都背叛了当时自己的家庭，为了理想参加革命。
第二阶段，实际上是学校对我们进行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这期间，学校请了一些人给我们做报告，讲了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和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并说明国民党失败与新中国成立的必然性，目的是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树立阶级观点、劳动观点。而对于我们这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则要正确认识家庭，与家庭划清界限。我在写交代的时候，也是思想斗争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土地改革还没开始，但已开始了减租减息、减租退押。当时三伯父家当家的堂兄石绍庆解放前是乡长，解放后继续留用了一段时间，对于减租退押的事，是由母亲和我的这位堂兄商定的。这位堂兄比我大二十多岁，从田地的关系来讲是我家的佃户，而他家也是靠雇长工来耕种的，所以他应是佃富农。我母亲似乎与堂兄私下商定了一个协议，可能没有按照政府的政策来做，但我也不清楚具体是怎么回事儿。写交代的时候，我心里挣扎着要不要把这件事写进去。如果交代了，可能会对母亲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如果不交代，今后组织上可能会怀疑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度思想斗争很激烈，最终我意识到，既然是要背叛地主家庭，要和家庭划清界限，那便不能有所隐瞒。所以，我在把父亲的历史及对他的看法交代清楚后，又把此事作为一个检举揭发材料交给了组织。之后，组织将材料转给地方，让地方调查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