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人民大学建校55周年时留影
工作调动起因
在行政学系的七年，是我退休前的最后一站。这次工作调动，原因有二。一是因为黄达强教授的过早去世。人大复校之后，黄达强教授即在科社系担任副主任一职，1983年升为系主任，同时系名称改为国际政治系，此时，我作为系副主任协助他工作。他对国际政治系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后，他又为创建行政学所及筹建国家行政学院做出了重大贡献，1992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在他去世之后，所里同志邀请我过去工作。二是由于去行政学所任职与我的愿望相符合。行政学所的多数骨干都是从国际政治系过去的，我们彼此之间都很熟悉，而且此时我年龄已大，留在党委宣传部已不合适，觉得行政学所还是比较适合自己的。
达强同志可以说是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和行政学界的带头人之一，我对他的过早离去感到十分惋惜，同时，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我要感谢他多年来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在他去世十周年纪念时，我曾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现抄录如下：
达强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黄达强同志离开我们近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经常萦绕在我的心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和达强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1956年初创时叫历史系，现为国际关系学院）一起学习、一起毕业、一起留系任教。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又同在国际政治系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工作，他当时担任系副主任。1983年他任国际政治系主任时，我同他一起在系里共事，担任系副主任，直到1986年他出任我校新建的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并参与筹备国家行政学院。1992年春节他不幸病逝，这是我校和行政学所的一个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是我国行政学界和理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也痛失了一位永远值得学习、敬重、怀念的良友。1992年秋，校领导调我到行政学所担任所长，使我有幸能继承达强同志未完成的事业，但我与他相比差距是很大的。达强同志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这里想谈以下几点。
一、开拓创新的好榜样
1983年达强同志担任系主任后，由于工作关系我与他接触比较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工作上充满干劲与活力，时时表现出开拓创新的精神。例如，复校后，当时的校领导决定将原来的国际政治系改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系，达强同志主持系的工作后，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及未来走向；分析了复校后我系的招生质量不如过去的原因；分析了全国高校相关系、所建设的情况，果断做出了重新恢复“国际政治系”系名的决定并报经校领导批准。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发展，这里边有他当年做出的贡献。又如，在恢复国际政治系后，达强同志决定在系里新建国际政治专业，争取建立该专业的硕士点，这些都闪烁着他的开拓创新精神。在领导创建行政管理学研究所的短短几年中，达强同志所表现出的开拓创新精神尤为突出。正是这种精神，使我校行政学所很快成为我国最早的行政学硕士点，1988年我所与加拿大高校合作培养硕士研究生28名，于1991年全部获得硕士学位，如果没有达强同志的开拓创新精神，按常规是不可能办到的；正是这种精神，使我校行政学所在短短几年中，与国外许多大学和港、台、澳地区大学建立了较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成为国际行政学学术组织在我国吸收的第一个团体会员；正是这种精神，使行政学所在短短几年中，撰写出版了包括《行政学》在内的24部专著，23部教材，以及多种工具书，发表了一百二十多篇论文，为后来1995年建立行政管理学系和1999年建立行政学博士点奠定了基础；正是这种精神，使我所在最初几年中与有关部门合作，以各种方式(办短期培训班、讲课等)为中央各部委和省、市及企事业单位培训了一大批公务员和管理人员；也正是这种精神，使达强同志成为我国行政学界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
二、德才兼备的好干部
达强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优秀干部。他从年轻时代起，就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他在1987年主编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明确指出：“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代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达强同志在他的著作文章中，在给师生的讲话、讲课中，经常洋溢着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热爱。达强同志始终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他一方面站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为改革开放呐喊、宣传；另一方面，从80年代初起，他坚决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前列，写了一批有理论深度、有战斗力、有说服力的文章。面对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达强同志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专家学者，能够正确地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看到社会主义形势的严峻，另一方面对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
达强同志是我校、我国著名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刚毕业不久，就以笔杆子强、“秀才”闻名于系。不久，他担任当时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同志的秘书，也以笔杆子强、能讲能写而闻名。人民大学复校后，达强同志在国际政治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工作期间，都撰写和主编了一大批学术著作、教材和文章，在我国理论界、尤其是行政学界具有重要的影响。
工作调动起因
三、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好作风
我在与达强同志的多次接触中，深感他善于把长远的奋斗目标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相结合。从宏观方面看，他把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这一伟大目标与搞好他所担负的系、所领导工作相结合；从微观方面看，他把为建设国内、国际一流的国际政治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的长远目标与扎扎实实搞好每一学年、学期的教学、科研、行政领导工作相结合。为了长远目标的实现，他在担负领导工作中，在担当本学科学术带头人的实践中，总是朝气蓬勃，兢兢业业，干劲十足。一方面，他切实搞好系、所领导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努力搞好教学、科研，当好学术带头人；一方面，他把系、所的教学、科研任务始终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来抓，另一方面，他又以很大精力开展和搞好同校内外、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扩大系、所的影响，并且取得很大成就。达强同志在领导工作中，既重视搞好长远的和每学年、学期的教学、科研等规划，又重视对上述规划的检查与落实；既重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又重视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与提高；既重视研究生的培养，并为争取博士点的建立竭尽全力，又重视本科的建设；既关心师生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的提高，又关心师生的生活与健康。
达强同志在当时我校同级领导干部中，是年富力强的好干部之一，在校内外知名度也较高(担任过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但他总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言传身教、联系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