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理论是中性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一种价值观。马克思经过论证：人类社会不能仅停留在阶级社会形态，最终会发展成为高级的社会形态。当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人们会进入到更高阶级的社会发展层次，该社会马克思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以便和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区分。“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资本论》研究基础上概括出的高级社会形态，是否定之否定的社会形态。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价值观（信仰）不需要大量的学习与研究，可以通过他人传播而获得，信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实践上，如果我们真正接受了它并且使之成为信仰，那么我们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主义，这就是信仰。“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一个基本理论，共产党人接受它，作为信仰并且按照它去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一般的工人、农民、战士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共产主义，不遵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不会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相信社会向前发展并且为之奋斗，这才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共产党人只有真正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去做，他们才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三位一体”在形成上与其他概念不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从历史上来说，它的形成有两个关键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马克思在世的时候，那时，马克思主义是贬义词，某一个人的理论加上“主义”是贬义的。如马克思谈的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巴枯宁也用“马克思主义”攻击、诬蔑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褒义词是马克思逝世后的事情。马克思逝世时，有人写悼念文章曾用过“马克思主义”的词语，只是正面的称谓，没有更多的含义。第二个关键时期是恩格斯1886年8月期间对法国矿工的罢工引起了议会中议员之间信仰的转变，并在实践上表现为在议会中成立了工人党党团，即信仰蒲鲁东等小资产阶级的议员，在拉法格法国工人党的教育下，叛离蒲鲁东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成立了工人党团。恩格斯说，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划时代在哪里呢？信仰可以转变，这并不需要读多少马列的书，这是其一；其二，信仰是一种精神力量，它主要表现在实践上，实践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勇于创造、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重要的也表现在创新的方面。
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态
“黑格尔哲学”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后来被人分为老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都是在这个体系里面绕来绕去，形成一个学派，如此而已。
黑格尔哲学是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体系，它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居于资产阶级哲学的高峰。它不仅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软弱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西方资产阶级的特点。20世纪，黑格尔哲学重新受到广泛重视，黑格尔研究成了国际现象，不同阶级、不同的学派，都提出自己的解释，从中引出自己的结论。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也正在被世人更深入地研究。
马克思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者，他突破了“黑格尔哲学”，提出“唯物史观理论”。“黑格尔哲学”是一个封闭的绝对观念体系——“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黑格尔哲学”是绝对正确的观念体系，无论用到哪里都正确，只要掌握了该体系，什么问题都能回答，这是其万能之处。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在哲学上没有什么成就，只能到处解释“黑格尔哲学”体系。
现在，中国的哲学也想为马克思主义建立体系，称其万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哲学这样发展，中国的哲学就走到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如果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便可知道马克思哲学如何发展，哲学家们应该在历史领域里进行科学地研究，不要建立体系。
社会的发展过程非常复杂，学术界不能仅用体系来解决其中的问题，而要根据时代、科技、人文精神、人类思想的发展开创科学。我努力在此思想基础上开辟一条道路。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该道路。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提出：我们要找到一个点，突破中国哲学的框框。杨教授不赞成中国学术界搞封闭的教科书，他虽然不赞成，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呢？我要借着他提出的问题找到哲学的原生态，突破中国的“之”字怪圈。
爱情之路
我的爱人名为龚维丽，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大学期间我担任班级党支部书记，她担任团支部书记，两个人都做学生工作。当时的大学与现在的不太一样，学校里既有调干生也有统招生，学校统一安排教学活动，教学外的班级活动由党支部和团支部安排，因此我俩在班级工作方面经常接触。
2006年，爱人龚维丽
因为同为班干部，在班级工作方面偶尔会产生分歧，所以我们频繁吵架、闹矛盾。当时班级的团支部十分活跃，每逢“五四”青年节或者“五一”、“八一”、“十一”等节日，团支部就会组织一些青年们喜爱的活动，例如游园、唱歌等。爱人希望党支部也能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但有些调干生年纪都比较大，甚至有些人已经成家，所以不容易组织起来，无法跟上青年们的步调，她认为我不支持团支部工作，所以两人之间矛盾不断。
她是南方人，性格比较开朗，学生时代很活跃，我们有一个共同点——爱好文学，虽然两人没空一起谈文学，但交往之间有一种默契。我与她都喜欢普希金、海涅的诗，文学方面彼此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因为善于写诗，所以逢年过节或者学生会活动时，其他系的人会请我写几首诗作为朗诵作品。
大学毕业时，同学们开始找寻自己的恋人。因为在大学里经常写诗的缘故，我有机会也认识一些女孩子，也有主动和我联系的。我决定选择龚维丽，所以我主动接近她，她很认可。虽然两人吵过架、闹过矛盾，但她本质非常好，从不在背后议论人，不在团支部里耍阴谋诡计、拉拢人搞对立等，很正直，大家为工作而争论可以理解。因为一起工作几年，彼此非常了解，也互相信任。
大学毕业我接着读研究生，她按时毕业面临分配工作，闲暇之余我们在一起增进感情。我愿意与她沟通，除了文学方面的相通外，更重要的是她在思想政治上比我进步。大学时虽然我担任班级党支部书记，但很顽皮，不怎么守规矩，称外语俄国女老师为“老毛子”，与外语老师调皮捣蛋，当时自己年轻，自身修养不足。龚维丽大学时代政治素养就很高，她的父亲曾是老新四军，在淮南根据地创办银行，是位高级干部。爱人从小在革命家庭环境里长大，后来又参加了新四军，所以她在政治上的素养是很高的。
1957年毕业前夕，“反右派斗争”开始，当时我一心学习哲学，希望成为学者。因为不注重政治，只注重业务，所以“反右派”时自己的政治嗅觉不敏感，没认清方向，险些被划成“右派”。我玩篮球和学习之余就研究资料、做课题，可能我对政治运动态度不积极，所以被划为“中右”。龚维丽为帮助我还写了一首诗，诗的大意：“一个人航行要掌好舵，向东！向东！向东！”我永远记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她是希望我向着毛泽东思想、向着“东方的太阳”前进，不要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