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哥哥姐姐们和我的年龄差了很多（大哥长我22岁，最小的三哥也长我10岁），但我和他们还是很亲。他们对我的做人和做事也给予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大哥教我学电器知识
大哥叫姚世明，他是做邮电工作的，由于工作的原因经常要到北京出差。每次过来除了看看父母、给父母亲带礼物以外，他还经常给我买些书，他这样做就是希望我的文化知识能够得到增长。有时候大哥跟我坐在一块儿聊天，他就会问我：“你现在上中学，有什么想法？以后长大了准备干点儿什么？是继承父亲的职业做建筑行业，还是干点儿其他工作？”那时候我还年轻，思想很幼稚，对于职业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大哥就说：“你要是喜欢电力方面的工作，我可以教你。”哥哥心灵手巧，会修理半导体收音机等家用电器。
上初中时，大哥见我对电器很感兴趣，就和我频繁通信，信中夹着各种不同型号的电路图。他给我详细讲解焊接零件的步骤，如何调试中频变压器和可变电阻与电容，直到我明白为止。经过大哥细致认真的指教，我对电器知识的了解逐渐加深，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十封信的传递，终于使我看懂和掌握了电子管和半导体收音机的组装过程。至今我还保留着大哥寄给我的信，信纸已发黄脆碎了，但我还时常拿出来看看，享受着亲情的温暖。
20世纪50年代，国家物资比较匮乏，谁家要是有一台收音机就不得了了。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大哥想办法给父亲弄到了一台小半导体收音机，父亲如获至宝，非常喜欢，走到哪里都带着。因此我自己也想学着装一台孝敬父母，让他们可以听新闻、听故事，以解寂寞。
那时北京的平安里和西四附近有条街，专门卖各种电子管和半导体零件，我就把母亲给的零花钱都省下来，买了最便宜的电子管，还有一些电阻、电容，买了一大堆。我对母亲说：“你一个人在家多闷得慌，什么都没有，我给你组装一个电子管收音机。”拿着大哥给我的图纸，我就开始动手做收音机了。我打算做个5个电子管的收音机。我找来同学帮忙，拿铁板打窟窿，买一块电木板，再自己焊接上，接完以后，一打开，能收到台，就算做好了。那时半导体零件太贵，一支三极管还卖5元左右，小磁棒2元上下，中频变压器和输入输出变压器就更贵了。当机立断，就只好买电子管零件练手了。
我做的收音机大概二十多厘米宽、三十多厘米长，连壳都没有，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裸机”，只能收到北京台、中央台等3个台。我把这台亲手做的收音机送给母亲，她特别高兴，整天开着听广播，逢人就介绍：“这是我儿子做的！”这个收音机陪母亲走过了好多年，虽然它质量很差、噪音很大，但母亲一直特别喜欢它，简直视若珍宝。直到后来家里经济条件好了，我们才给母亲买了一个真正的半导体，代替了这台简陋的“裸机”。没想到我做的收音机竟然能给母亲带来这么大的欢乐，因此，这成为了我中学时代印象最深刻的事。
做好收音机后，我还想再攒一台电视机，但是电视机就比较复杂了，我实在是能力有限，做不了。所以直到1980年母亲去世，她连电视机都没见过，我一直为此事感到很遗憾，但想到那台小小的自制收音机带给母亲的欢乐，我心里稍感慰藉。
正是在大哥的启发下，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培养了动手能力。大哥今年已经85岁了，身体特别棒，经常出去炒点股，或者到公园去遛弯儿。有时候他们公司遇到一些难题拿不准，还请他去当指导。
1988年，与大哥姚世明（中）、二哥姚政明（右）在北京留影
二哥教我练身体
二哥姚政明跟我接触也比较多，我们在包头的时候，他已经在呼和浩特工作、成家了。他做的是汽车配件方面的工作，有空的时候经常带着二嫂到包头来看我们，陪我跑步、游泳，还带我去书店看书。
受父亲的影响，二哥也酷爱京剧、喜爱戏曲，至今我家里还留着两本《京剧唱腔选集》，都是他买来送给我父亲的。我上中学以后，二哥每次见到我都会带我去看电影，带我到公园转转。印象最深的就是二哥的体育很好，擅长练双杠单杠。我中学快毕业的时候，腹肌特别发达，都是跟着我二哥练双杠练出来的。他教育我，有好的身体才能干好工作，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
我的哥哥姐姐
二哥的一生很坎坷，17岁就独闯内蒙古。他干过木工，在草原上牧过羊，后来就做汽车配件工作，直到担任总经理。由于常年工作繁忙，积劳成疾，得了罕见的贲门癌，还没到70岁就病重去世了。二哥吃苦耐劳，和病魔作斗争的顽强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大姐教我做美食
大姐姚佩英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她的烹调技术比较好，教过我做菜做饭，在这方面我还是有点天赋的。每次我去上海，她和姐夫都会烧一两道比较好吃的菜款待我。她烧的咖喱牛肉跟别人做的味道不一样，非常好吃。一般人做不好的话就会特别辣，但她烧出来的牛肉不膻，味道特别鲜，汤还特别浓。后来虽然自己也会做了，但始终觉得没有姐姐做的好吃。上海人爱吃凤尾鱼，但凤尾鱼罐头很贵，七八块钱只有一小盒，姐姐就买回来生的凤尾鱼自己煎着吃，那味道简直是太棒了！至今想起来，仍觉得口中香味犹存。
在姐姐的教导下，我也学会了几样拿手好菜。现在我的烹调技术很不错，请朋友到家里来，我烧一桌子菜是绝对没问题的。我女儿特别爱吃我做的咖喱牛肉和清蒸鱼，还有我母亲教我的红烧肉，这都是我的拿手菜。因此说，姐姐和哥哥们教我的东西不同，哥哥们教会我怎样工作，而姐姐却教会了如何持家和孝顺父母，这也是令我受益终生的。
1999年，姚鸿明夫妇与大姐姚佩英（中）在其上海家中合影
三哥教我踏实肯干
相比起大哥、二哥和大姐来，我跟三哥姚镜明的接触就比较少了。早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到邯郸去工作了，后来基本上都没在一起长期生活过。我真正跟三哥接触比较多是在当兵以后，因为我所在的部队驻扎邯郸，因此和三哥的接触就比较多了。
三哥对我很照顾，当时部队里要调查我的家庭成分，我就说：“你不用调查，直接到邯郸建工局找党委书记，那是我哥，你们就全知道了。”所以到调查的时候，两天就把我的档案调过来了，手续也很快办妥了，这跟我三哥表现良好有直接关系。我三哥的性格很温和，是个与世无争的人。他本来可以做到邯郸市建工局局长的位置，但后来由于得了肝病，就改任书记，主管宣传，最终因肝病去世。
三哥对我的影响主要就是在做人方面。我当兵的时候，他也经常到部队来看我，每次都跟我说：“你在部队好好干，要吃苦耐劳，什么事情都要抢在前面。”因为在部队里，农村兵大多吃苦耐劳，而有些城市兵却喜欢偷奸耍滑。因为城市兵的家庭条件往往相对优越，所以大多数当不了两年兵就不想干了。三哥怕我也在部队里混日子，就教育我说：“你是城市兵，能好好干就尽量好好干，你稍微干得出色一点，部队就会提拔你。”我遵从三哥的嘱咐，在部队里踏实肯干，进步也很显著——入伍不到半年，我就入团了，不到8个月就入党了，不到3年就提干了。我比别的同龄新兵进步都快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哥之前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