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办学”
当时的一系列批判其实全是因为他们曲解了我的想法，在全校大会上他们就公开宣称有人要求到上海去搞“开门办学”，挖苦地说道：“提出要到上海去，那么你们是不是提出来还要到美国去呀？”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开门办学”，去上海、天津这些工程机械比较集中的地方，会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利于学生在实践中活学活用，但却被他们曲解成要到大城市去享福。
而且在这之前我与军宣队发生一些矛盾。当时大多数教职工的家还没有搬来，家人依旧居住在北京，而在春节前夕适逢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于是学校就说：“为了首都的安全，今年春节教职工一律不许回家！”当时我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质疑学校的决定，于是提出请示上级，结果省里的指示否定了这个决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学校只能同意所有教职工回北京过节。但还是毫不客气地说道：“为了保证首都安全，谁放进来的人出了问题谁要负责任！”我们都是普通的老师，哪里会做出伤害国家的事情，但他们依旧称我们为“控制对象”。
我因为长时间没有见到家里的妻子和孩子，便急忙赶回了家，过了一段时间，学校有的老师在春节前被安排到宣化工程机械厂“开门办学”，结果到了那人就被扣下了，春节都没能回家过节。我听了也着实气愤，岳城都宣布取消回家的禁令了，怎么宣化就不通知这么做呢？所有的事情被一下子集中到了一块，学校军宣队的领导开始把我当作始作俑者的批判目标，在全校大会上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我、挖苦我。他们说的话让我很不服气，于是直接找到军宣队争论起来，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不分上下，结果闹到由上级做最终的决定。后来省里也考虑了一下大局，觉得在岳城水库办学也不大合适，面临许多实际困难，所以最后同意在邯郸市建校，就这样学校算是同意了我这一方的想法，算是把学校挪在了相对便利的地方。
“反革命”时期的记忆
1971年发生了林彪“九一三事件”，当时军宣队就把我们组织起来传达相关的中央文件，但是过了不久上面就决定把军宣队撤走。在临走的那一天，他们的一把手崔政委找到我说道：“我们这些人不懂教育，有时候也犯些瞎指挥的错误。”他这么一说我倒很受感动，也理解各司其职的道理。
军宣队撤走后，学校的领导工作就由原来的陈超雄和刘鹏夫主持，他们暗中搞起了“复辟”行动，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就说：“你们工程机械系的学生，也可以到北京去开展开门办学活动。一方面，你们到北京不是有北京建设机械厂嘛，像这样的大厂子可以开展教学，同时那儿还有原来学校的一些教室都可以利用起来。”当时我觉得领导的考虑是正确的，于是就同意了这个做法，从系里调出来两个班的学生，安排到北京起重机械厂实习。这样我们一边搞教学，一边上课，然后水工系也调过来两个班，教室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有些学生甚至住到了活动房里。突然有一天，水利部教育司来人说：“你们这里都快爆炸了！”这件事情有人写信反映给了国家教委，当时教委的负责人是迟群，他曾是“四人帮”中的一名干将，于是，迟群针对我们学校这个问题批出这样一句话：“这是一种反搬迁行动，必须纠正。”
国家教委既然是这样一种态度，那么河北省教育委员会是必须贯彻执行的，时任河北省教委主任的王路明，是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兼任教委主任，于是即刻下令把我们学校党委班子中的十多个人全部调到石家庄。那时正好赶上学校放暑假，他们当时腾出了一所大学里的两间大教室，里面有用木板搭出来的床，让我们全部进去好好反省、写检查。然后王路明找我们每个人去谈话。当与我沟通时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搞反搬迁？为什么不能在邯郸安心搞教学呢？”他们此时已经把我们的行为定性为破坏“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行为，我万分地感叹：“太困难了，作为一个大学必须要有信息的交流，必须到先进的工程机械厂去搞教学，那样才能让学生学到最先进的东西。”他显然是听不下去了，遂打断了我的话：“你不要说了，你是不是叫南新旭？”我点点头，王路明回答道：“我们知道你。”谈话就这么结束了。
过了一段时间，河北省教委把全省学校的领导班子都调到了石家庄，进行统一的学习检查，让我们学校的党委副书记陈超雄做检查。他曾是老红军干部，现在岁数也大了，其实是故意为难他，让他整整一夜没有睡，去做检查。幸好他参加革命时当过记者，最终还是把检查写出来了。其实在检查写好前一天，陈超雄找到我说：“我明天要做检查，我没有写出来，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下？”我当然是摇头反对：“这个检查可不能让别人代写，还得你自己写。”陈超雄这下没了法子，代笔的事情就这么泡汤了，最后还是自己熬了一夜才把检查写完。
第二天大会上，陈超雄要在全体大会上念自己的检查，当天河北省各个大学的书记院长都坐在台下，特别是教委主任王路明，往常他只要一听到不中听的地方马上就会打断严厉批评。万幸的是，那天的检查陈超雄顺利通过了，他毕竟是有扎实的文字底子的，所以检查写得很好。然后便是政治部主任叶琛代表其他党委委员做检查，就这样，各种检查、个别谈话等等弄了整整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之后我们便回到岳城的学校。
与此同时，河北省教委也派来干部加强学校的领导班子，让教委副主任林牧和干部丁宁在学校担任领导职务，以此在学校内部发动全校师生继续进行批判“反搬迁”的教育。当时学校有一个工程机械班的学生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大部分是天津工程机械厂选送的工农兵学员，是深刻体会到先进知识提高自身的受益者，对于批判“反搬迁”，反对的声音很大。林牧就派学校党委的杜副书记和我一起去平息学生的意见，过了2天，陈超雄来找我谈话，说道：“我们决定派你到省五七干校学习1个月，还派了另外一个干部和你一起去学习。”我对此只能同意。
派我们两个人到五七干校本是让我们好好学习、清理思想，但在劳动中我就发现，田地旁的水泵时常出现问题，休息时我就过去看了一下，帮助老乡出主意，告诉他们应该怎么修。时间一长，老乡若是碰到水泵的问题，都会来找我去帮助他们修理。
干校毕业前夕即将做学习总结，那天晚上我被大家灌醉了，等到醒来时一旁的同事才告诉我：“你喝醉酒，没参加，会上表扬了你一通，说你主动帮助老乡修水泵。”之后我返回了学校，这个时候大环境的极“左”思潮还在继续，此时水动系两个班也开始实行“开门办学”，地点选在一个村子里，决定将来的水渠也要从这里过，还可以在水渠上修建一个小型水电站。我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太脱离实际了，于是就说道：“那不是形式主义吗？这个村什么都没有，将来要挖一条渠吗？”纯粹的形式主义，我也为这样的想法感到叹息。后来我提出到正在建设或是已经建成的水电站搞“开门办学”，在那儿既能看到水电站的真实模样，又可以知道具体的组成部分，这样一边在实地进行学习，一边讲课，把理论和实践联系到一起不是很好吗？当时学校的领导却随了学生的意见，不同意我提出的想法，学生们还很有情绪地说道：“把南主任找来，我们要和他辩论！”然后我在教室里把这其中的道理讲给学生们听，但学生还是批判我，在新调来的系党总支书记的煽动下，个别老师也批评我，没了法子，我只得说：“既然你们都愿意去，我服从你们的决定，你们就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