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白水洼大队一块插队的知识青年有几十个人，磐磐要求把她安排在一个寡妇家里。寡妇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和磐磐年龄差不多大，一个比她小点。寡妇家有里外两间房，磐磐就住在里间的小屋里。磐磐和她们母女三人处得很不错，她们待人纯朴实在，对磐磐很好。
白天，磐磐和老乡们一同在地里干活（主要是种粮食），晚上有闲暇时间她就读书，那时她经常到三姨婆家借阅各种小说和其他书籍。三姨婆是哲学家冯友兰的夫人，他们的女儿冯宗璞也是知名女作家，她们都特别支持磐磐好好读书，充实自己。磐磐按时借书、还书，贪婪地阅读了大量书籍，她的文化素养很快得到了提高。她也想：我不能一辈子在农村当个农民修地球，我还要有理想，有抱负，将来干一番事业。
两个儿子和我同住
大约过了一年多，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在刘家站盖起了一排排整齐的红砖房。原来锦江镇留守处的人都搬来干校居住，我们家也分到了一间房子。以前每半个月才能回家看一次孩子们，有房子后，我们就可以每天生活在一起了。我的两个儿子进入“五七中学”上学，我也被选为“五七干校”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教五、六年级的小学生。我们的校长是原人大教务处的副处长江农，教导主任是原人大附中的校长关伟。重新回到课堂，我抑郁的心情也开朗了许多。
孙宁（左）和孙名（右）在“五七”中学时留影
大家都搬来刘家站后，干校食堂的伙食也有了很大改善。开始建校时，每顿都是一汤一菜，或可怜地添加几片肉，若能吃个咸鸭蛋就很不错了。后来，干校的副业逐渐扩大，自己动手养猪、种菜等，伙食自然随之提高，每顿有两三种菜可供大家选择了。
刘家站到鹰潭通火车，两地只有一站之遥。在休息的日子里，有了闲钱的老师们常常带领全家去鹰潭住旅店，在那里玩一天，改善一下生活。鹰潭通往南昌，是个重镇，也是去福州的中转站，地理位置还比较重要。鹰潭有好几条街道，很多商铺、饭馆，还建有一个公园。那里还驻有部队，而且医院也比较有规模。
磐磐插队走后，我家的生活也宽裕了一些。原来我们四口人分住两处，生活靠我一个人每月70元的工资，往往到月底钱就用完了。每次，好心的食堂管理员陈晓东就会先借给我点饭票，让我的生活能够维持下去，下月的工资一拿到手，我就马上还上。
两个孩子与我同住后，生活开销也节省了许多。有时我们也会出去奢侈一下，去趟鹰潭镇，痛快玩一天。在那儿吃吃小笼包、豆腐脑、炸豆腐什么的，他俩也特别高兴。
回京之途
一天，我接到北京来的通知。从通知上得知，原来那个老红军吴××的儿子是个盗窃犯，已经被抓起来了。为了解他的案情，需要受害人去做旁证，以便判定案情的轻重。于是放暑假时，我趁机回了趟北京。
和我同行的是江农同志和周风文同志，我们乘坐的是硬席车厢，由于车厢里特别拥挤，天气又炎热，热得我们汗流浃背，当时我索性就只穿了一条打了补丁的短裤和一个背心（平时，我们劳动时也是这么穿的）。我带了几件像样的衣服，放在一个手提包里，还有点钱。衣服准备快到北京时再换上。身上的裤兜里只装了火车票，以备查票，还有10元钱，以备路上买饭用。
火车每到一个大点的车站停留，车上都有很多人下去，到站台上的水池冲凉。火车到达杭州的前一站，我也实在忍不住了，就下车到水池边冲了冲脚，洗了把脸。没想到，我洗完一转身，发现火车已经开动了。车门还没有关上，列车员伸手让我拉住他跳上车，可我刚用水冲了脚，脚下直打滑，还穿着人字拖鞋，根本跑不快。火车逐渐加快了速度，我已经无法再跟上了。
无奈之下，我只好到车站办公室去说明情况，请求他们给我车上的同伴打个电话，告知同伴把我的手提包放在杭州站，我到杭州站时再取，他们很热情地答应了。我又等了一趟火车，等我到达杭州站时，杭州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我的同伴说把我的手提包带回北京了，让我到京后再取。天哪！身上的穿着让我非常尴尬，但没有办法，只能按照同伴说的做，于是我又赶紧搭晚上的火车到了上海。
我本来想，到了上海去找我家的一个亲戚——欧阳仙表妹。磐磐回北京插队路过上海时，曾去欧阳仙家住了几天，她们都很热情地招待了磐磐。可我又一想，我跟欧阳仙并不熟，她曾经是很有身份的人，当过上海市财政局的副局长。1957年“反右”后，她可能有些言论不妥，才被免职的。即便这样，她在生活上也很讲究，住的房子也比较豪华。看看我现在的狼狈样，还是不去麻烦她的好。这样想着，我就在上海找了个小旅店，租了一个床位。第二天一早，我就去逛旧货商店，买了一双塑料鞋、一条人造棉裤子和一件衬衫，准备回旅店洗洗再穿。
我走在路上，不时地有人看我，他们肯定想这人怎么这样打扮，也不像农村来的，尤其是手上还戴着一块大金表。金表是孙泱留给我的，它和我当时的穿着很不相称。在刘家站时，老乡就说我们下放的人“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着大手表”。在20世纪60年代，能戴上手表，尤其是金表，那就不是一般的人。所以，在上海街上看我的人，肯定觉得我这个人很奇怪。
我身上仅有的10元钱基本上都用来买衣服了，吃饭就只剩下2角钱了，我只能买了个烧饼、馒头和一碗稀粥，最后我身上只剩下了四分钱。幸亏我有火车票，上车后我再也没吃过饭，只是不停地喝白开水，因为火车上的水是免费供应的。
到了北京，身上的四分钱又把我难住了。因为坐电车需要五分钱，如果到西郊的中国人民大学就更贵些。我打算去找孙泱的六姨任均，她住在虎坊桥。于是，我就步行到了六姨家，在她家住了一夜。她给了我10元钱，这样我才能乘车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住到了人大招待所。
回京认领财产
吴××的儿子是个惯偷，偷走了好几家的财物。他在一次行窃时被逮住，等我回到北京时，已经将他绳之以法了，关在海淀监狱。从他家里翻出来许多赃物，都被摆放在人大的大教室里进行失物认领。
人大“军宣队”的同志让我认领自家的东西，我仔细找了找，但除了孙泱的两件大衣和我的几件衣服外，我家其他的大量物品已不知去向。可能他已经变卖，钱已被挥霍掉了，所以无论我说还有什么物品，他都不认账，他只承认偷了我家2000元定期存款，因存款到期，他就取出来花光了。关于这2000元存款，“军宣队”决定每月从吴××的工资中扣20元给我，直到还清为止。但中国人民大学解散后，吴××被分到了北师大，未还给我家的钱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不管怎样，当时我家每月又增加了20元钱，日子就更好过了些。
调回北京
大约又经过半年多的时间，1972年中央指示撤销人大“五七干校”（注：因为要撤消人大，所以我们先撤回，其他干校成员继续留守），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据说，本来国家是要把中国人民大学给江西的，可江西省委不愿接收，他们嫌人大老师们的工资太高，他们负担不起，就拒绝了。中央就决定把中国人民大学撤回北京。很多教职工原也准备在江西安家落户的，当“五七干校”房子盖好后，都自己打造了家具，布置自家的小窝，都万万想不到能再回到北京，大家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