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裤子是用一个纱笼围起来的，料子很好弄，做法也简单，但是不能给张均老师那么围，改换节目抢装来不及。以前青艺演过《沙恭达罗》，也是印度的舞蹈，他们做过类似的裤子。后来老师傅说：“你能不能到青艺去借他们的裤子？咱们拆开研究一下。”
我就到了青艺跟他们领导说好了借来一条，回去拆了以后，怎么叠成裤子是个问题。先叠左腿还是右腿？翻来覆去试了好几次，我一穿觉得不绷腿了，可以随便地做动作，才算成功了。
张均的印度舞舞蹈服装
崔美善的服装
崔美善以前是中央歌舞团的，朝鲜族人。她最擅长的就是长鼓舞，自己有服装，裙子是大红色的，上衣是白色的，皱缎布料。建团演出时重新制作了，没有特别的创新。
广交会上她有一个独舞表演，名为《丰收曲》。这件服装就有些难度了，颜色由上而下渐变——白色、粉色、洋红色。大量的亮片装饰伴随着颜色的过渡，裙摆也适当放大了。
扇子属于道具，用扇子表示麦穗。创作这个道具的人是广州军区一位道具管理人员，正因为这个新颖的创意，他被调到了北京。
《丰收曲》中崔美善的朝鲜族舞蹈服装
《喜悦》也是崔美善的舞蹈作品，这一次她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使用朝鲜族的金刚缎。
裙子是这件服装的亮点，且颜色上深下浅，全部采用黄纱制作，看起来轻薄、透亮。金色的装饰图案都是用金皮子刻成的花，再用亮片一点一点拼接上去的。
衣服上有一个围腰，这是朝鲜族的服装特色，实际上衣服是连体的，只是额外加上了一层。
《喜悦》中崔美善的朝鲜族舞蹈服装
阿依吐拉的服装
阿依吐拉是新疆维吾尔族舞蹈家。她的舞蹈挺多的，重点的独舞就是《摘葡萄》。这条裙子很简单，完全按照新疆特色来制作。背心是用丝绒做的，搭配大红色的乔其纱裙子。裤子是皱缎材质，加上花边儿就行了。但她要穿金色皮鞋，就为了这个要求，我在国外也买、在广州也买。她穿得特别费，几场演出下来就把边儿磨黑了。
《摘葡萄》中阿依吐拉的新疆舞服装
《摘葡萄》演出过太多次了，出访北非时就需要带上新节目，《天山之春》便是为此而创的新作。
《天山之春》中阿依吐拉的新疆舞服装
《牧羊女》是继《天山之春》后的又一力作。服装秉持了新疆的特色，但关于材质，我有必要说明一下。
快到1964年的时候，我们在国内买到了呢绒纱。摸起来有些湿黏，另外比较有厚度。为什么得用这种布料呢？就因为它能染成比杏黄色深一点的颜色，加上裙摆处的黑边和亮片设计，完全符合阿依吐拉提出的“沉重感”要求。
《牧羊女》中阿依吐拉的新疆舞服装
朱明瑛的服装
1982年6月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总统来中国访问时，朱明瑛和我接到了紧急任务。她学唱扎伊尔的歌，捎带着学习人家的服装穿法。我则与两位服装设计人员一同负责服装制作。
晚上就演出了，国内的花布怎么看都不太像非洲的，也没有专门印非洲特色图案的地方。王府井街头有一家大的丝绸商店，还有百货大楼，我当时灵机一动，就到王府井的丝绸商店找，只有这两个地方能有。可来来回回跑了两次都没有遇到合适的，最后我在丝绸公司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一种白纱，带金格子，横竖条纹，与阿依吐拉服装的呢绒纱极为相似。
非洲各国的头巾我都懂，撕一块做头巾，其他的可以做纱笼。上衣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套头的大圆领，白色的。我把白纱一层一层地裹在她身上，第一次裹紧后别好了再系上带子，要不然会掉下来。差不多的时候把多余出来的褶再披到后面，以别太拖地为准，就像百褶裙的褶似的，一层压一层。完全没有任何缝制的过程，全靠我和朱明瑛现场研究。
艰苦的日子
不管这一生如何奔波忙碌，心的归宿始终不变，那就是家。
我是个普通的女人，结婚、生子、盼望着隔代人，享受着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幸福。
我和我的丈夫走过了艰苦贫穷的岁月，60年来相濡以沫，实现了白头偕老的誓言。
我的孩子们聪明可爱，追寻着自己的梦想，拥有了幸福的生活。我们做父母的很放心。
隔代人，分外亲。我和孙子、外孙不能经常见面，心中的思念竟然超过了对儿女们的牵挂。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偏心。
酸甜苦辣皆滋味，我的家庭，我的亲人，特殊的牵绊记载了属于我们的故事。
1953年，我与丈夫冯绍宗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是青年艺术剧院演员队的演员，曾随演出队去过大庆两次，一次时长8个月，一次7个月，还辗转在河南、海南、西藏等地，个中辛劳不言而喻。
1958年，和丈夫冯绍宗合影
我们有两个孩子，过去幼儿园接收孩子也按级别走，比如延安老干部和名演员的孩子很轻松地就能进入青艺的幼儿园学习，由公家照顾。我和丈夫级别低，孩子享受不到那样的待遇。直到后来放低了接收条件，老大1岁时终于进了青艺的幼儿园，老二出生后也被寄管在此。不过费用自家出，公家不负责，一个孩子50元，两个孩子一个月就要100元。我的工资每月只有78元，丈夫工资略高些，每月84元，三分之二的数目都用来交孩子的托管费，着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丈夫的父亲是县城里面的小学校长，每月工资50元，无奈家中孩子多，除去我丈夫还有三女一子，加之丈夫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没有收入，老爷子的工资加上每月我们寄回去的40元接济金，日子仍过得紧紧巴巴。再看我和丈夫，手上就剩下二十几元钱了。
他1953年入党，比我早多了。年轻党员要发挥表率作用，他不但不提级别反而还要让级，事实上相当于降级了，待遇一直没有改善。实在撑不下去时，他只好月月管领导借钱。他演出在外身子要紧，加上年轻饭量大，粮票我都可着他考虑。尽管如此，我们从来没要求过补助，咬牙坚持了过来。
我们家不大，屋里的家具全是公家发的，木板床、老式桌子和小柜子。我和丈夫没有什么好衣服，男同志本对衣裳没有太大的要求，但我在东方歌舞团有时出席盛大活动，穿的太寒酸不行，为此我还借过芭蕾舞演员新发的样板服。
“文化大革命”以后，家中经济状况逐渐好转，两个孩子也长大了，懂事了。我们还把家中父母接来同住过一段时间，但不定期地还照样给丈夫老家的妹妹寄钱。
我从小是个苦孩子，童年丧母，更懂得家庭温情的重要性。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健康地成长，不能像我一样受苦了，但因工作繁忙，我却总是忽略他们。直到孩子们上小学了，我才把他们从幼儿园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