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齐齐哈尔市第一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同学留念（右一为李春）
但是，青少年时期总有自己的生活乐趣。周末放假，我把仅有的一双圆头黑皮鞋擦得亮亮的，换上干爹毕风魁老人给我做的那身哔叽制服，约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先到澡堂去烫澡。泡在澡堂里，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喊叫几声，一周的疲劳似乎全消了。然后，到小饭馆要一碗猪肉炖茄子豆角，喝一碗豆腐汤，饱餐之后去看一场电影。《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一批不被禁演的电影，常使我看得如醉如痴，赵丹、白杨成为我少年时心中的明星。当时，电影不仅是我们最好的文化娱乐，而且也给我们传来一些现代中国的文化信息。另外，由多才多艺的盟兄张风桐带头，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在一起演奏。风桐拉小提琴，我吹口琴，有的吹箫，还有的拉二胡，常演奏的是广东音乐和电影歌曲，至于《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因为早就被审查掉，当时我们是无缘知道的。
有时间我也去龙沙公园玩玩，每去必登望江楼，登高望远，川流不息的嫩江尽收眼底，勃勃生机在心底油然而生。有时，我也到嫩江去郊游，江边一片宽阔的黄沙滩，据说乌龟每到产卵期就上岸，把产下的卵埋在黄沙里，等着小龟的破壳而出。我们常常把到黄沙滩去挖王八蛋为乐趣，可是去了几次也不曾挖到一个，大家都感到索然无趣，倒是班上有一名同学的名字日语译音“欧本丹”与“王八蛋”近似，同学们就开玩笑说：“我们上黄沙滩怎么老也找不到你呀！”往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军校的学习与生活
中学毕业后，我想报考医科大学，但未获推荐，被剥夺了应考资格。后来，为了能免费学习，又可以不当“国兵”（在伪满洲国服役的士兵），我听从大哥的意见，报考了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一所对考生身体、文化要求都很严格，录取难度较大的一所军事学校。没想到，我考试合格，竟然被陆军军官学校录取了。
1943年，李春为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本科生时的留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并收编和组建了伪满洲国军队。为了用武力保护其侵略得来的土地，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以巩固其长期霸占东北的目的，培养忠于日伪、具有现代军事技术的军官，强化伪满洲国军队更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新京陆军军官学校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用心之下，由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首都”建立的。命运驱使我在这一鬼域中开始了长达四年四个多月的习剑学武生涯。
1941年4月1日，我只身一人从北安坐火车来到长春。当时有条大同大街（后称“斯大林大街”）纵贯南北，可奇怪的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竟然保留着香烟缭绕的“孝子坟”。中央银行以及伪满各大部的大楼林立，街上军警一队队走过，伪“皇宫”更是戒备森严。军校在二道河子以东二十多里的拉拉屯，除了一座办公楼和武道场（学校操练的地方）、俱乐部等大型建筑外，全是一批批红砖平房连舍，让人感觉这里不是学校而是一座军营。
报到后，我被编入预科第二连第四区队。校长南云亲一郎中将（日本人）、连长张挺上尉、区队长王景发中尉、“指导生徒”（日本人的叫法，是指导学生日常生活的上级生）苗秀成，这些都是我的顶头上司。张挺和王景发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而张挺更有一层特殊的身份，他是清朝遗老张彪的孙子、溥仪少年时的好友，据说他可以随时出入伪“皇宫”。苗秀成是二年级学生，是专门派来指导我们内务的，他的权力也很大，并不比当官的小多少。
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军校是完全按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模式建立的一所一流的正规军校，学生入学首先要学两年预科，主要学习数、理、化等将来学习军事专业课必备的基础课；同时，还要学习伦理、历史等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的社会课。因为中学时我的数学基础差，现在要学微积分、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等高等数学，感到特别吃力。再加上开始我们听日本教师讲课时，无异于“鸭子听雷”，只能靠死记硬背，硬着头皮学下去。上午文化课，下午上术科。两年里，我们学习了步枪、轻重机枪射击，还学习了马术、枪剑术、体操、游泳等。每天中午都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上午下课后，我们就得马上抓紧准备下午的训练。
我最喜欢上马术课，上课之前要自己到马厩去备马。我们得先学着接近马，这时脸上要露出笑容，用手轻轻地拍拍马的肩胛表示善意。然后，把鞍子轻轻地搭在马背上，扣紧肚带，调整好马镫，把笼头套在马头上，用手轻轻扒开马嘴，顺势把嚼子给带上。开始站在高头大马跟前时，我总是胆颤心惊的，生怕它转身给我一蹄子。训练开始了，慢步、正步、跑步……有的人肚带勒得不紧，刚跑起来就翻身落马了。有的人缰绳没勒住或两腿夹得不紧，在奔跑中“唱了出《落马湖》”。当几十匹高大的洋马从身边甚至从身上一跃而过，真的是好险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挺刺激的。有时教官发善心，还领着学生骑着马排成一字纵队到处去风光。课后，我们还得自己把马牵回马厩，卸下马鞍和笼头，再去拍拍它，表达感谢和再见。就这样，一堂生动有趣的马术课结束了。
预科除了练兵场上的项目以外，也到外地去实地演练。有一次，我们到内蒙的葛根庙去实地演习，教官命令我做“假设敌”，事前埋伏在山岗下，教官举旗，我就必须立即出现。葛根庙是一座白色尖顶、具有蒙古独特风格的喇嘛庙，盛夏繁茂的树木花草、蓝天白云把庙宇衬托得煞是美丽。我不觉为之心动，于是就埋头作起画来，把当“假设敌”的差事忘得一干二净。教官几次举旗，我都毫无反应，一堂训练课叫我给弄砸了锅。教官暴跳如雷，大声训斥了一顿，庆幸的是他并没有“赏”我耳光。
预科毕业，后来与我成为一生挚友的李凤桐和我因成绩优秀被派往天子脚下的“御林军”——禁卫步兵团去“队附”（实习的意思），实习军士业务。三个月后回校入本科，由“红板”（肩章的样式）换成“中士”肩章，由“生徒”（对预科学生的称呼）改称“军官候补生”了。本科主要学习战术学，还有射击学、兵器学、筑城学等军官必需的军事专业课。我们还要进行实地测量，学习绘制地形曲线图，并且进行迫击炮、山炮以及手枪等实际射击训练。更多的是举行实地战术演习，根据课堂书本上学到的战术原则到现实的战场上去，在山地、河流等地形地貌下，看你怎样排兵布阵。
军校的学习与生活
在京军校同学的合影，左起：李春、李凤桐、刘英山、汪毅
1945年2月，近四年的校内学习结束了。我的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二名，同第一名的李凤桐同在毕业典礼上接受伪满“皇帝”奖给的一块银质怀表。后来，我在华北联大一次支援前线大会上，把它捐献出来，支援解放战争了。
毕业以后，我们还要到部队去见习半年才算最后完成了全部学业。李凤桐和我又被派到伪禁卫步兵团见习，我们都被任命为当年的新兵教官。每天出操，教官首先布置训练科目，提出要求和实施方法，各班助手分开进行具体的训练，由教官检查指导，最后讲评。我的几位助手都是有经验的班长，不用我费心，都能按要求完成。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整天在练兵场上摸爬滚打，士兵感到很苦很累。我带着共产党的“团结士兵，准备反攻”的指示（那时我已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经常主动接近和关心他们，时常和他们谈心。所以，我和他们虽是官兵关系，但情同兄弟，相互可以信赖。1945年7月下旬，我们正式任伪陆军少尉，到8月15日，日本就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