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总是把一天当两天用。白天排练节目，进行政治业务学习，晚上演出。午间大家休息的时候，有些同志像老师教小学生一样还要教我一字一句地学习文化。我们虽然吃小米、穿布衣，一个月只有几元零用钱，但每天都在紧张、激动的气氛中渡过，精神生活相当充实、愉快！旧社会的奴隶变成今天的主人，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我感到真正获得了解放。我对党和新中国充满了感激和爱戴之情；对革命组织和同志感到无限地亲切和温暖。当我向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和学习情况时，当吴老——我们敬爱的吴玉章老校长同我们亲切握手时，我不禁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一股革命激情一直激励着我前进，我除了做过文工团员外，根据工作需要还做过工会和行政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又到系里做了十来年学生的生活管理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无论干什么工作，我都觉得浑身是劲。虽然我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萎缩性胃炎等疾病，但常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激励自己。工作再忙也不怕，再杂再乱也不会嫌烦，困难再多也有信心克服，我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教工和同学服务。同学们写信给校报称我是他们的亲人，家长感谢我像母亲一样关照他们的子女，热情地赞扬中国人民大学老师关心学生、学生爱戴老师的好校风。
1978年，荣英在人大计划统计系办公室
在党的培育下，我和共和国一起长大，由一个既无文化又无觉悟的普通工人，成长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的党员干部。并且我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儿女们在祖国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生平自述
1986年我离休了，虽然离开了心爱的工作岗位，但我“离而不休”，做义工，热心为居民和家属服务，积极参加海淀区和学校的文艺演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长子因脑溢血早逝，长孙因车祸遭遇不幸，这些噩耗仿佛是晴天霹雳，险些把我击倒，从此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2000年以后，我因内分泌失调先后出现三次病危，但是有国家的公费医疗制度保障，有“德艺双馨”的医生的精心治疗，有亲人们的悉心看护，我终于起死回生，转危为安了。现在我已度过了八十大寿，和老伴在北京太阳城银龄老年公寓安度晚年。
2010年，荣英在银龄公寓
十几年来，我最深切的体会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的一切。在庆祝建党90周年的时候，我要给党唱一首心中的歌，表达女儿的一份深情：
党啊，亲爱的母亲，
我是开国大典那个猛擂腰鼓的小丫，
如今已是步履蹒跚，满头白发，
正温馨从容地颐养在银龄大厦。
党啊，亲爱的母亲，
是您用慈母的爱心，
把我这苦难的童工教养大。
您给我智慧，给我尊严，给我充实的人生，还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
党啊，亲爱的母亲，
您的恩德，您的辛劳，女儿难以报答，
只有一颗热爱您的心，永远不会变化。
党啊，亲爱的母亲，
今天是您的九十诞辰，
女儿为您献上九十朵心上的红花，
祝愿您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您的革命光辉普照神州，惠及天下！
可亲可敬的人
2002年1月28日晚，女儿在电话里沉痛地告诉我光未然伯父病逝了。我惊呆了，这怎么可能？不久前还在电视上看见老人慈祥地坐在文代会主席台上。新年我给老人寄去贺卡，并准备春节去看望他，万万没想到老人家竟然真的走了。
在悲痛中，我回想起一幕幕的往事：1946年风雨如磐的北平，光伯伯和几位党的地下工作者以美国新闻处作掩护，从事文化战线上的斗争。那时他们住在东四本司胡同41号，我母亲在这个集体之家中当佣工，除做饭洗衣，有时也帮助做些跑外的事。记得有一次，光伯伯叫母亲秘密地往西单中外出版社送马恩列斯头像铜版，天黑了还没见回来。光伯伯坐立不安，于是就叫我打电话，请我爸爸去接应。没过多久，母亲安全地回来了，光伯伯这才舒了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当时我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在被服厂做工。解放前的老妈子和工人是不被主人和资本家看重的，我和母亲也都受过不少屈辱。所以在光伯伯那里我们总是谦卑恭顺，小心谨慎。可是光伯伯他们对我们母女特别和气，尊重母亲的劳动，对我就像长辈对孩子一样爱护，经常嘱咐我抓紧时间学习，有时还叫我去看文艺演出。
荣英的领路人——诗人、文艺界老前辈光未然
北平的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党决定让光伯伯他们撤回解放区，光伯伯想把我也带去解放区学习，母亲因为只有我一个女儿就没有同意。光伯伯尊重母亲的意见，诚恳地嘱咐我暂时先在工厂做工，等待北平的解放。最后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钱和衣物，帮助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日子。当时我虽然还不了解共产党，也不懂革命的道理，但我从他们的言行中感到他们与国民党官员截然不同，他们是可亲可敬的人，是一些最好的人。
光伯伯领我走上革命路
革命形势发展神速，1948年底，我终于盼来了北平的解放。不久，光伯伯回到北平，担任华北大学三部（文艺学院）主任。他听到我们母女的消息后，立刻把我们接到学校，热情接待，并把我介绍到华北大学三部的第三文艺工作团工作。1949年6月24日我终生难忘，这天一大早，我怀着激动幸福而又新奇的心情踏进了文工团的大门。光主任谆谆地嘱咐我要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努力学习政治、文化和业务知识，使自己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文艺战士。他还对当时任三团团长的贾克同志交待，要多多关心帮助这名青年女工的学习和进步。我记下了领导的教诲，脱下蓝大褂，换上列宁服，成了一名文工团员，融入革命集体，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9年，华北大学第三文工团音乐队的战友们（后排右一为荣英）
刚到团里时，团领导先叫我管服装，还让我参加话剧《红旗歌》的排练，不久又把我调到音乐队，培养我做歌唱演员。在团队领导培养和团友们的帮助下，我终于能够登台演唱了。我们经常到工厂、农村和部队去演出，我尽情地为工人、农民和战士歌唱。
我到文工团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文化水平低，团友们就热情地帮助我，我也利用晚上和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地学，后来又参加文化夜校学习。随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演唱歌曲、排演戏剧和处理工作时就不那么困难了。我也很认真地参加团里的政治学习，结合文艺实践，我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也提高得较快，参加工作头一年的国庆节，便被团组织批准为共青团员了。我从一个普通女工终于成长为一名文艺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