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间我又成了“反革命分子”
到了1967年，运动转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又成了清理对象。先是由教育工会的造反派让我交待问题。因为我的历史问题在参加革命后，经过入党和历次运动，不知交待审查了多少遍，一夜之间一份翔实的历史材料炮制完成。五一劳动节休假，造反派又给我留了“家庭作业”，上班时一份补充交待的材料又递上去了。这些不过是前哨战，真正的战斗还在后头。
1968年，市委和“工青妇”等市直属机关干部集中到市委党校大院，组成若干个连队，在“军宣队”的领导下，集中开展“清队”斗争。在大礼堂召开动员大会，再次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并且当场逮捕了两三个人，以威慑“牛鬼蛇神”，大造声势。晚上连队紧急召开批斗大会，造反派把市商业工会主席押了上来，架着胳膊，抻着脖领子，宣布他恶毒攻击江青的罪状，会上响起一阵阵“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随后把他押到了四楼的一间密室。原来他在家里对江青发了一些牢骚，被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小将——他的女儿听到给汇报了。半夜我正在熟睡，忽听楼内人们急促走动，原来是他含冤跳楼自杀了。一天里逮了人，又有人跳楼，气氛异常紧张，人人心头沉重。我也自危起来，在这既无法制、又无党的正常领导的时刻，等待我的究竟会是什么呢？
连队里第一个受揭批的是老王，火力猛、声势大，我一方面参加揭批，一方面作自己的打算。一天早上做早操时，猛然发现大礼堂墙上终于出现了关于我的大字报。在走往食堂的路上，斗大的字写着“反革命分子李春必须老实交待，负隅顽抗，死路一条”的大标语，审批我的战斗打响了。虽然我心里明白，我是从青年时期就追随党的革命者，绝不是什么反革命，更与特务无关，我的历史问题早已和盘托出，绝无任何隐瞒。但是，在当时极左思潮登峰造极的情况下，冤假错案是家常便饭。当时我的思想很乱，也产生过假交待，落一个宽大处理的想法。但想到这样会把事情搞乱，所以在审批过程中，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火力再猛也不乱说。我的“顽固”态度惹起造反派的愤怒，他们拍桌子瞪眼睛，大声呵斥我！有一位女造反派竟口出恶言“看你耷拉着大眼皮，死心塌地想当反革命”。大会斗、小会批、个别攻心，各种类型的批斗形式，恐吓、上纲、侮辱，各式各样的批斗语言一起都用上了。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忠诚无私的共产党员，勤勤恳恳的国家干部，竟然连做人的尊严都被剥夺了。
经过一个多月猛烈的揭批，造反派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他们不得不解除对我的住校审查，通知荣英前来领人，并告诫她，回家后要紧盯着我，防止出现自杀等意外事故。荣英不免把菜刀、剪刀等锐器放得隐蔽点，并私下叮嘱十来岁的女儿帮助盯着我。我自己是清白的，我始终相信“文革”的暴虐不过是一片乌云，早晚要重见天日的，所以不曾有过自毁的想法。
转眼到了1969年春夏之交，传来专案组讨论给我落实政策的声音。一位造反派历数我的“罪状”，似乎罪不容赦，而另一位专案组成员则对我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我多少嗅到了一点运动即将转入落实政策阶段的气味。果然，没过几天，“军宣队”代表找我谈话，通知我第二天上午“斗私批修”，然后讨论恢复我的组织生活问题。只有半天准备时间，明天我能通得过吗？我坚决要求延期，但“军宣队”代表不容讨论，坚持定在第二天上午必须上会。没办法，我只得抓紧准备。我到小铺买了半斤蛋糕、一包茶叶，苦战一夜，第二天早上写出了一份检查初稿，又捋了一遍，上午10时，急忙喝了两口茶，拿着稿子匆匆上会了。照本宣科，念到动情处，眼泪夺眶而出。不是忏悔，也不是心痛，而是包括委屈在内多种因素一时的宣泄。我足足念了一个多小时，没想到，大家对我的“斗私批修”给予肯定，一次通过。会下一些和我一样正在受审的中层干部前来取经，问我是怎样准备的，也有的同志求我帮助，争取早点过关。
迎来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
不久专案组宣布，经审查，我的政治历史清楚，决定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好像“拨开迷雾见了青天”，心中自然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我被俘的问题依然没有结论，在我这个党员的头上仍然打着一个问号。就是因为这个问号和某些人对我历史的偏见，1969年下放昌平农村时，县里召开党员大会，我被拒之会外；1970年，我要求随荣英下放到江西人大“五七干校”劳动，也因此不被接受；1973年，我要到第二外国语学院去教书的要求也被拒绝了。经过江西人大“五七干校”劳动，北京化工学校工作，辗转十来年，虽经多次申诉，我的被俘问题始终都没有得到解决。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个大的政治气候下，由人大校党委最后给我做出“在被俘中没有发现对党不利言行”的公正结论。从此，我才得以心情舒畅地参加政治生活，放开手脚地干工作，真正迎来了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
张大爷和“小利头”的艰难岁月
1969年的下半年，经过“文革”批斗、清队、落实政策后，我随市总工会的干部一起下放到北京市昌平县农村插队。我和市委党校等单位的几位下放干部被安排到南邵公社官高大队，组长是市委党校的吕荣礼。我们住在张大爷家，张大爷过去是村支书，儿子是民兵队长，练习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儿媳另嫁，老人不准儿媳带走孙子，祖孙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孙子“小利头”正是猫狗讨嫌的年龄，姑姑给做的新棉裤还没到过年，就已经破得像被狼掏了似的。老人哪里能够为他缝补，我们实在看不过去，就在灯下大针小线地给孩子补破棉裤，虽说针线活不怎么样，但孩子凑合着能穿上，总比透风露屁股强啊！
爷爷早上出门往东到场上去上工，孙子背上书包向西去上学。爷爷到了场上，孙子却绕了一个圈又回到家中，扔下书包寻找他一天的快乐去了。爷爷把女儿送来的点心匣子藏在大柜子里，可不到两天工夫，竟被孙子偷吃光了。“小利头”夜里起夜，从不上茅房，也不尿在便盆里，而是站在炕头上朝地下就尿，浸到地上，屋里整天都是臊哄哄的。孩子毕竟是天真无邪的，当我们离开那里，再去看望张大爷时，“小利头”抱着我们的被子，非要我们和他住在一条炕上不可。天呐，那用尿浸泡的屋地、那呛人的臊气，可怎么办啊？孙子是爷爷的心肝宝贝，疼爱有加，但是，一个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的孩子，单靠已经年过古稀的老人，怎么能顺利健康地成长呢？
张大爷除了孙子闹心外，生活也很艰苦。当时，我们每人每月半斤油已经少得可怜了，而张大爷每天做饭几乎没有油，有时只往锅里滴丁点油，锅热后放葱花，然后浇上一瓢水，“呲啦”一声，汤里浮着几点油花，灶堂飘出些许香味儿，这就是大爷和小孙子的一餐了。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张大爷很可能已经过世了，“小利头”总该有四十来岁了吧？他的生活怎么样，会比祖辈好了吧？我默默地为他祝福。
在共同劳动中感悟农民
我们是1969年9月10日下放的，队里的秋收也该到尾声了，但红彤彤的柿子还挂在枝头。官高大队地处半山区，山边全部栽着柿子树，这算是队里的主要经济作物。农家庭院也都栽着作为自留果的柿子。摘柿子的时候，社员手持带着钩子的长竿，站在地上或爬到树上去摘果，我们下放干部端着布袋在下边接着。看着累累硕果，大家喜笑颜开，分外高兴。我们几个下放干部，每人都从队里买了百八十斤柿子，放到房顶上晒着，每天下工回来，先吃两个，甜软可口，既是鲜美的水果，还能抵挡饥饿当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