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父亲王之平去世，王燕春在家中灵堂悼念父亲
坚于信而笃于行——我心中的王之平
2000年9月21日，王之平同志安详地走了，享年97岁。按照他的生前遗愿，丧事从简，没有发讣告，没有写生平，没有搞遗体告别。然而，熟悉他的人们都深深地怀念这位令人尊敬和爱戴的老人。
王之平同志早年受李大钊同志影响而投身革命，1925年在北平师范大学教学时加入共青团，曾任西城区团委委员，从事学运工作。1927年到市立第三中学任教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党组织被反动政府破坏，失掉与党组织的联系。1931年，经多方寻找，又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恢复党籍，从事华北教联的组织发展工作和大学进步教授工作。1933年，党的组织被破坏，联系人李乐光同志被捕，他又一次失掉党的关系，直到1945年，他再次找到党组织，经组织批准，于1947年1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市中共党支部委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在白色恐怖、残酷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王之平虽然两次失掉组织关系，但是他对党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何种条件下，他都坚持继续为党工作。1933年，王之平为了工作掩护，将妻子、女儿从老家接到北平，从此他家里不断有进步人士和一些共产党员来往。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里，他不顾个人安危，克服困难，主动进行革命工作，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工作；想方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救助重病的同志；掩护、帮助革命同志。1946年，国共和谈，军调部执行小组来北平，徐冰、李乐光、孙志远秘密到他家接上组织关系。从此，他的家又成了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杨伯箴、佘涤青等地下党的负责同志经常到这里开会。解放后，王之平同志在北京市文教局、市人委工作，先后担任市文教局中等教育科科长、市人委教委办公室主任及吴晗副市长办公室秘书组长等职。对参加革命时间等历史遗留问题，王老生前多次表示：“只要我还是共产党员就行了，管他多少年干嘛！”
王之平同志不管是在工作岗位，还是离休以后，都把看书学习作为自己生活的重要内容。每天他的头等大事就是读书看报，他自费订阅了6种报刊，把每天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学习上。同志们去看望王老时，总是看到他在阅读书报，他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江总书记的论述，学习老干部工作刊报。直至最后一次住院时，他仍然坚持让家人把报纸给他送来，忍着病痛坚持看报。王老病逝后，我去他家时，看到他住院前一天看的报纸还摆在桌上，重要内容的段落已画满了红色的笔道，旁边的一个本上，记满了他的学习心得。
父亲对我的影响
王老一生淡泊名利，甘于清贫，将身外之物看得很轻，他的生活标准很低。在家用穿着上只要旧的能用从不买新的。王老生前使用的家具，大多是20世纪30年代从京城晓市上买来的旧家具，只有一个低柜和一个书架是“文革”中凭票买的。在饮食方面他也从不在意，只是在晚年每顿饭必须有小杯二锅头酒就几粒花生米，这是他的最大嗜好。据和他一起生活的外孙讲：“我们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从不挑剔。”
他对别人总是很关心，只要知道谁有困难，就会慷慨解囊，热诚相助。解放前，他从事地下工作时，对他的学生、对周围的群众、对从解放区来的同志都很好。只要有人生活上遇到困难，他都会想办法资助。“文革”中，他的一个学生被遣返原籍又平反回京后，生活非常困难，他知道后马上送去钱和生活用品。他生前究竟做过多少好事，知道的人不多，因为王老生前对这些“义举”从不张扬。
他给别人的不在意，对别人要给他的却很在意。20世纪50年代，他在市人委文教委工作时，因工作关系和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私交甚好。齐白石老先生曾几次主动表示要送他画，他都婉言谢绝了。他常对家人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克己奉公，公私分明，绝不能利用工作之便去假公济私。”
他为人正直，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他在给副市长吴晗当秘书期间，与吴晗私交甚好。20世纪50年代初，吴晗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出访印度，当时，王老的女婿担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吴晗希望王老向女婿打个招呼，关照一下，可王老对吴晗讲：“你的事，公事我给你办，私事我不管。”“文革”中，由于长期担任副市长吴晗办公室秘书组组长，王老受到牵连。在隔离审查期间，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不说违心的话。
在个人待遇上，他从不向组织张口、伸手；凡是个人的事，不管有多难，他都尽量去克服。王老有一次出门，把钥匙忘在家里，怕给人添麻烦，已82岁的王老竟然从一楼爬上二楼，从厨房的窗户回到家。前几年，王老的女儿因病卧床不起，已年届90高龄的王老经常从左家庄的家里乘公共汽车到东四去照看病中的女儿。市老干部局的领导同志劝他说：“您年岁大了，挤公共汽车不方便、不安全，还是局里派个车吧。”王老却坚持说：“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能解决，不能给组织上添麻烦，千万做不得。”作为局管离休干部中最年长的人，王老每次参加局里组织的老干部活动，总是谢绝他人的好意照顾，还说：“我身体还好，能照顾自己，你还是去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老同志吧。”
王老的一生既坎坷又平凡，没有什么惊天之举，然而，在我的眼里，他一生的信与行始终如一、兢兢业业，是那么高尚，那么值得人尊敬，那么发人深省。这篇久已藏在心中本该早写的短文，就作为我献给王老的一个花环吧。
杨琦
2000年
痛并快乐着的童年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母亲是个没有文化的小脚女人，父亲是知识渊博的先进党员。我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孩子一样，过着略显艰苦的生活，但也有着恣意无忧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