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正如老友王鹤峰所说，“生前不作愧心事，死后不怕见马列”，但那一段悲惨的“文革”岁月是我永生不想再回忆的过去，在此也仅作简略交待。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老柳被关在地下室，我被下放到了山西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待了三四个月。之后我又被送到黑龙江五常县，去那里建干校，待了半年，这时老柳还被关着。随后我和老柳都被发配到湖南干校，但彼此我们还未能见面——他在校部挨整，我在四排房劳动。
1969年，王燕春（二排左二）下放到五常县“321干校”时在农民家留影
在湖南干校劳动期间，有一个档案组的女高干劝我和老柳划清界限，说他是流氓、特务，问我还跟着他干嘛？但是我没吭声，我心里明白，那女人没安好心。那人继续跟我说老柳抗战时期的事情，当时老柳被安上的罪名也多是解放前的事，解放以后只有“91人大字报”和帮助黄镇的那件事，我态度坚决，只说让她弄清楚老柳的事情再说吧，解放前我们两人还不认识，我也不了解那时的他。这事儿也就如此不了了之，后来那女高干知道我不会离开老柳，也就没再提过此事。
1971年，在湖南干校参观井冈山时留影
1971年，王燕春（右一）在湖南干校参观井冈山时留影
提起四人帮给老柳安的那些“反革命”的名号更是无中生有，刻意歪曲。说他是薄一波的“黑爪牙”、“黑帮”、“假党员”、“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走资派”，更甚者便是污蔑他反“文革”。这事要从“91人大字报”开始说起。
“文革”屈辱，不堪回首
“91人大字报”的事情发生在1967年林彪等人制造所谓的“二月逆流”，提出打倒陈毅之时，包括耿飚、黄镇、龚澎等外交部领导干部都不同意。在外交部这些反对打倒陈毅的人的授意下，老柳和其他一些对此不满的人以集体的名义写了一张题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因参与人员共有91人，这张大字报又被称为“91人大字报”。其实，老柳他们写这张大字报只是为了保护陈毅，但四人帮借此大做文章，说这张大字报实则是反“文化大革命”。
我知道老柳参与91人大字报的事情。后来老柳因为此事被打成“反革命”时，我正在北京外交学院学习。我突然发现有人一直在紧跟着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到我回家以后才知道老柳被打成了“反革命”，我父亲也因为吴晗副市长的事情而遭难了，我们全家处于一种非常低迷的气氛里。
后来，连我都被无故指责。“造反派”在给我的“鉴定”里说我违反组织纪律，“招摇撞骗”。其实是老柳生病住院，要回到北京接受治疗，住到了167医院。我一直在旁照顾，“造反派”就说我认识错误慢，还为丈夫辩护。加之老柳无故被冤枉，接受审查期间，我难免有些情绪，“造反派”就说我不能正确对待错误，自我批评不够，艰苦奋斗的作风差，还污蔑我在劳动锻炼中世界观改造得不够。这一切都让我为无辜的我和老柳抱委屈。
但无论老柳受到了怎样的处分，无论周围的人说了什么，我对他的感情从没有动摇过。组织最早包办了我们的婚姻，让我好好保护他，衣食住行都要照顾好。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这样的相处模式或许看不到现在年轻人口里说的爱情，但我却觉得冥冥之中一直有一条线在牵引着我们，不离不弃。
老柳虽年长我许多，我们从相识到结婚也很迅速，但在长年累月的朝夕相处间，我深深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对待工作认真、细致、周到，有些别人想不到的地方他都能做得很好。在生活中，他为人和善，待人忠诚，乐于结交朋友。无论我们身处何地、面对何种境况，老柳从未说过别人的不好，反而非常理解他人，这也让他结交了不少朋友。即便是现在老柳已经去世，但他当年对待朋友的风格却一直被人牢记在心。前段日子，曾经和老柳共事过的原安全部副部长王珺特意来看我，外交部的领导也会照顾我，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我。这也和老柳的为人分不开。
正是这样的一个人，让我愿意和他共度一生，愿意和他一起承受人生道路上的风雨和磨难，永远守候彼此。
下放时的人情冷暖
开始被下放到干校的时候，儿子刘少军非常体贴，非要去看我们，还带了巧克力给老柳。老柳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正巧住在我们对面的一个女人刚生完孩子，老柳说产妇需要营养，就把巧克力给人送去了。当时我们正挨整，有人抓住这个“把柄”不放，污蔑老柳，结果第二天就开大会斗我们，斗完还逼我们搬到另一个村子里去。那段日子真是苦不堪言，艰难异常。
搬到另一个村子后，我们住在一户人家里。那家有一位老太太和一个年轻的儿子，对我们很照顾。出于感激，平日里他们缺钱用，我们也给他们一些。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好，回想我们住在第一户人家的时候，那真让我感慨遇人不淑。
要回北京的时候，我第一次住的那家人知道了，结果他跑去告我，说我搬了他两个凳子没给他送回去。这真把我气坏了，当时给他家修房子花了80块钱的事他怎么不说啊？气归气，但没有办法，我只能在临行前跑了18里地去找他。那天还下着大雨，尽管打着伞，但我依然狼狈不堪。
到了那农民家，我对那告我状的农民说：“你修房子，我们给你掏钱，都给你弄好了，花了多少钱？你那两个凳子怎么就不能给我？那好，我要了你那两个凳子，我给你5块钱。”那时候钱很值钱的，虽然恼那坏心眼的农民，但我还惦记着他家的孩子，“你孩子的眼睛不是有病吗？你什么时候到北京去，到了北京找我，我给你治，吃住我都包下来。”
等我回来后，我们党支部里的人还同情我：“你真傻，他要告你，就是要弄你的钱。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他们弄的，不知道给了多少钱了！”那时，确实有一批不好的农民，专门欺负我们这些“反革命”。虽说那农民坏，但他的妹妹真是个实心的好人，什么都向着我们，还偷偷买了香油给我们送过来。
再说我后来遇到的这老人家和她的儿子，对我们也特别照顾。离开她家前，我留给她5块钱：“我要走了，给你留5块钱，以后你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找我。”
老太太听闻我们要走，还挺舍不得：“住得挺好的，你们这就要走了……”
第二天，她让她儿子给我们送来两只老母鸡，让我们补身体，但我没要，我说：“你们都很苦的，我们还是有工资的。”
有好就有坏，在“文革”被下放的那段日子，我可算是知道了人情冷暖，见识到了世态炎凉。
随四人帮消逝的过去
“文革”中，我后来被调到北京北郊干校，在那里待了七八年，直到老柳被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