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集团的叛国阴谋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一部分反动贵族一直没有放弃进行叛乱和搞“西藏独立”的图谋。1951年，他们在拉萨组织“人民会议”，公然反对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失败之后，叛乱分子鲁康娃和罗桑扎西等人逃到印度。他们与长期在大吉岭居住的嘉乐顿珠（达赖的哥哥）一起，以噶伦堡为据点，勾结美、蒋和印度，策划在西藏境内的暴乱。他们在噶伦堡组织“西藏福利会”、“西藏自由同盟”，并出版《西藏镜报》煽动西藏独立。1955年的“康巴暴乱”就是鲁康娃等人在噶伦堡策划的。
我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从建馆之初就很重视对噶伦堡、大吉岭汉藏侨胞的工作。老柳、李华农领事多次到噶伦堡、大吉岭，直接对侨领、骨干做思想工作，建立点线联系。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在当地颇有影响，并与藏胞有了密切的联系。通过这些人，我们对西藏反动贵族勾结美、蒋、印度在西藏搞破坏活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1956年底，印度为佛涅槃2200周年举行盛大纪念活动。班禅和达赖应邀来印度参加。达赖集团把这次出访印度看作是一次与国际上反华势力直接接触和与境外反动贵族会见的好机会。达赖带着全部经师、大臣、家属、仆从百余人，浩浩荡荡地经陆路出访印度。在纪念和访问活动之中，达赖集团与境外反动贵族勾结密谋已很明显。到了访问的末期，达赖集团已有滞留不归的表现。他们要在印度搞“西藏独立”，还有一套计划。此事被陪同达赖活动的我方官员察觉，噶伦堡华侨也有所反映。然而，最全面掌握内情并向我们报告的是班禅驻噶伦堡的代表德累勒布登。
1956年，班禅访问团访问印度时留影，右三是王燕春
德累勒布登当时四十余岁，班禅派他常驻噶伦堡办理商务。此人不仅在商务上很精明，而且交友很广，消息灵通。他经常往来于日喀则、噶伦堡和加尔各答之间，多次向我们提供重要情报，包括西藏反动贵族及其团体在噶伦堡的活动，美、蒋和印度与他们勾结并给予资助的事情，达赖的哥哥在境外策划对西藏的破坏活动以及羊卓湖空投计划的具体地点和大致时间等等。
1956年年底的一天，德累勒布登匆匆来馆，说有重要的事情要与我面谈。见面后，他拿出用丝绢包着的藏文文件（防止留下指纹），文件上记载的是达赖集团密谋滞留印度搞“西藏独立”的计划。我在了解情况后立即找出在国内时联络部配给我的一套翻拍设备，拍好照后，把胶卷寄回了国内，原件由他带回。
这份文件全面准确地说明了达赖集团的图谋，有助于中央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当时，周总理请贺龙副总理处理达赖集团的问题。贺龙同志指示，先安排班禅大师回国，使达赖感到如不回国，他将失去在西藏的一切，这样才有利于争取到达赖回国。
时值严冬，大雪封山，陆路难行，使馆派出吕飞前乘坐专机去接班禅一行人回西藏。可我们的人不认识路，老柳找到一个当时和他关系很好的印方军队的高尔将军，对方特别慷慨地把整个路线图都交给了我们。那张地图画得非常清晰，为我们派人接班禅提供了很大便利。这可谓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1954年，柳雨峰（右）与高尔将军在印度加尔各答
在争取达赖和准备专机的过程中，班禅大师一行已先到达加尔各答。为了班禅一行的安全和观察印方动态，老柳派吕飞前住在班禅一行下榻的大饭店（Grand Hotel）陪同大师，活动不离左右。班禅大师对随行人员管束很严，使敌对势力无隙可乘。
果然，达赖一行获悉中央派专机接班禅回国之后，不得不表示要与班禅一同回西藏。老柳和吕飞前转赴西里古里机场安排他们两批人乘机回西藏。至此，达赖集团滞留西藏搞“西藏独立”的图谋以失败告终。
1957年春节，周总理在我国驻印度总领事馆过除夕。老柳向总理汇报了德累勒布登的情况，总理决定单独接见他。在接见过程中，总理用英文同德累勒布登交谈，听他汇报了一些情况之后勉励他要努力工作，广泛团结藏族官员，对达赖手下的官员也要多做团结工作。
以画易画
我国在印度大吉岭设有一个商务处，我们也常去那里。大吉岭那里的爱国华侨和我们关系很好，经常请我们吃饭，也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那些信息在我们后来的工作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其中有一位爱国华侨叶鹤汀曾经机缘巧合地请落魄的张大千吃过饭，张大千为感激他的雪中送炭，遂画了一幅画送给他。张大千是我国著名画家，“南张北齐”中的“张”指的就是张大千，“齐”固然就是齐白石了。后来叶鹤汀见到老柳，要把那张张大千的画送给老柳。老柳觉得“无功不受禄”，不能平白接受别人如此昂贵的馈赠，就把家中齐白石画的虾回送给了他。
虽说张大千和齐白石齐名，艺术造诣都非同一般，但齐白石在花鸟写意方面的造诣却要略胜一筹，特别是齐白石画的虾，更是逼真灵动，闻名遐迩。而且我家中的那幅画是当年我父亲与齐白石交好，特意请他作画，还在画上注明了我丈夫的名字“柳雨峰”，价值斐然。可就是这样一幅珍贵的画，却被老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地送给了别人。
其实我明白，这是他们那一代人坚守的党性，十分重视原则问题。别人送我东西，我一定要用同等价值甚至更高价值的东西回赠回去，绝对不能占别人便宜。便是我父亲当年同齐白石十分要好也如是，齐老几次欲赠画给我父亲，都被他婉言拒绝了，后来为了我和老柳出国工作，才向齐老讨要了一幅画做装饰，但价钱却按照市价付给齐老了。这就是共产党员坚持的原则问题。
欢送大会情谊真
1957年，老柳的任期已满，我们着手准备回国事宜。在离开加尔各答之前，领事馆主动为我们举办了欢送大会，出席者除了领事馆成员外还有很多侨团的代表。
欢送大会开始，主持人回顾过往，表示加尔各答的华侨也和世界各地的华侨一样，许多年来都希望有一个富强的祖国，有一个廉明、进步的政府，使海外的侨胞们都能够扬眉吐气。可是，过去的政府都让他们很失望，所以当我们的祖国解放，新政府宣布成立的时候，加尔各答的侨胞都首先表示拥护，心情非常激动。
在总领事馆的领导下，所有华侨团结一心，用行动来表示他们的爱国和团结。开端是好的，但在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加尔各答的华侨工作陷入了瓶颈，没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老柳就任以后，针对停顿的原因一一做出处理，还根据国务院宣布的政策，以“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号召更多的侨胞，在爱国旗帜之下团结一致，共同做好爱国以及文教、福利种种工作，使加尔各答华侨的团结以及其他的工作都取得了更进一步的成就和发展。为此，当地华侨十分感谢老柳，也非常爱戴我们。
在老柳行将回国之际，不少侨胞都向我们表示了衷心的祝福和深切的感谢。
有的侨胞代表表示：“欢送柳总领事回国，期望他有更好的发展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我们内心好像有一种不太愉快的情绪，因为我们的总领事夫妇就要回国了。我们的总领事在加尔各答这几年对侨胞好像是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同样的感受，所以今天我们依依不舍地送行。由于这样，今天我们的欢送会不是惯常的形式，而是一种崇敬的、诚意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