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非常认可儒家文化，其中有许多观点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不应该搞民族虚无主义，否定民族文化。所以我退休后，与哲学所的几位学者在山东曲阜注册孔子书院是非常有意义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讲，儒家思想、儒家文化，特别是孔子的教育思想等与我们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是相称的。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搞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就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拿儒家思想来做指导。有些搞中国哲学的人主张将孔子塑像放到天安门广场，把孔子思想当作政治学说去推崇,这是不恰当的。因而我始终认为，应该从文化角度来对待儒家思想，而不是将其提到政治的高度。
哲学系还有几个比较有名气的老师。比如全增塅（duàn）老师是哲学系的台柱子，他的外语特别好，对西方哲学知之甚多。还有历史系的周谷城老师曾在哲学系教过形式逻辑学，他的形式逻辑学说自成一派，连毛主席都很认可周先生的观点。
学生时代——世界观的形成
从中学到大学是人生的重要时期，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在那个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们都是以党的路线、以国家利益作为衡量是非对错标准的，一切以大局为重。虽说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有时候我们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看不清中国的实际国情，会犯下类似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是那个年代，人们道德高尚，以集体主义作为价值取向，不像现在搞市场经济，一切都用金钱来衡量。社会上不少人追求个人享受和物质上的利益，他们搞过了头。要扭转社会上的这些弊端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要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奋斗，要建设现代、健康、文明的社会生活。
我们这一代都是党严格按照“又红又专”培养方案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工农子弟知识分子，虽说不是第一批，但也算是较早的一批。从少年到青年，一路跟党走来，一直受党和国家的教育。我作为一个从贫困农村家庭走出来的孩子，追随党的路线方针时，也会有矛盾的时候。比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的家人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有些情况下，农民为维持生计也偷偷地搞过商品买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还是勇于向党检讨过自己的思想；我还是会认认真真地把个人家庭的事置于党和国家的大局中，与党一条心去克服所遇到的困难。
我们始终在贯彻党的“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所以一方面在理论上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身体力行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我们都是积极投入到革命运动之中去，包括学生参加大炼钢铁，那时也曾为“1070万吨”奋斗过。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搞清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那时党的领导人犯了历史唯心论的错误，相信靠政治挂帅解决一切问题，靠生产关系的革命解决一切问题。从搞哲学的角度看，当时是夸大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摸索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踏踏实实地搞经济建设。按照邓小平理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要政治方向不错，我们就可以利用外资，可以改革开放。表面上看来，中国社会离理想中的社会主义越来越远，但是实际上改革开放确实使中国富了起来，物质基础越来越丰厚，这样离共产主义就会更近。
学哲学让人的思想变得开阔，看问题比较全面，能够高瞻远瞩。我们善于透过现象认清事物的本质，能够看到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大方向，再联系生活实际，问题就会清晰化、明了化。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城乡对比
大学生涯一开始，便迎来了解放后中国人民最痛苦的记忆——1959年至1961年的经济困难时期。农村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经常吃不饱肚子。我很幸运，能从萧县来到上海上学，这使我得以逃脱那个深渊。
在学校的生活的确要比农村好很多，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基本上每月都可以拿到12.5元的甲等助学金。其中8.5元用来交伙食费，剩下的4元钱作为整个月的零花钱。我很节俭，就靠每月的12.5元钱维持一切日常开销。虽然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但是我仍感到很幸福。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贝，那时基本上没有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我上大学的第一年在食堂吃饭还不限定量。但是那些在山东、安徽上学的同学，便没有我这么幸运。每每说到这些，身边的人总是投来羡慕的眼光：“你上大学可是到了好地方啊。”上海的困难时期要比其他地方滞后，1961年后才真正能感受到生活困难，这种情况反映到学校又要晚半年。
就当时全国的政策来讲，因为要首先保障大城市的商品粮供应。所以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生活相对稳定，经济困难反映到城市要比农村晚。全国城市每年大约要求供应800亿斤商品粮，但是1959年以后农民自己还没有办法吃饱肚子，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上交。经济困难初期，因为国家还没意识到经济困难的问题，征商品粮的政策仍在实行。农民就把自己吃的粮食交给国家，我们称之为征“过头粮”。
1961年下半年，我正好担任班里的生活委员，管理全班同学的吃饭问题，我能直接了解学生困难的状况。党团组织动员大家节约粮食，共同抵御国家的经济困难。当时我自愿将自己每月33斤定量减去1斤。有的同学说，政治挂帅，一斤粮食可以当两斤吃，说自己的定量可以减去一半。系里的老师说要实事求是，没同意他的意见。大概每人自愿减去一斤左右。由于肉、油这些副食品的供应很少，所以人们总感到粮食不够吃。
那时候陈传纲担任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我记得当时陈传纲作报告，动员大家理解国家的困难，要求大家同舟共济。他说：“有几个上海学生，他不懂得农村艰苦，老说吃不饱。”并且很生气地说：“没出息！让他吃饱，他说多少给他多少！”所以这些人给我的印象不是太好，我总觉得他们太自私，斤斤计较，不考虑国家利益。上体育课，我们不再跑步、打球，而是跟着老师学打太极拳。体育老师对我们说：“我们要少一点剧烈运动，节省体力。”
我们班有六七个上海同学，他们不在学校吃饭的时候，学校就要给他们退一次饭票。因为经济困难时期，同学对吃饭这个问题看得很重。我作为班里的生活委员，要把他们哪顿饭没在学校吃、应该退多少钱、退多少粮票登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学校都是集体退饭票，不给个人退。我把班上六七个上海同学的饭票集齐了，定期去办理。班上同学认为我对这项工作认真负责，所以后来推选我做了团支部委员。
五年大学放暑假我只回家两次，往返于上海和家乡之间，我能深刻地感受到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巨大差别。“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农村的上空都弥漫着压抑、阴沉的空气。安徽饿死人、河南饿死人、甘肃饿死人……这成为令人恐惧却又无可避免的残酷事实，我的家人也时刻受到死神的威胁。
这不只是天灾，也是一场人祸，我们要先从农业合作化讲起。在农村搞农业互助组、初级合作社符合当时中国农村落后的生产力。但是我们急于求成地要过渡到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变革得太快，违背了生产关系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这个规律。以至于后来的“大跃进”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造成了全国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1959年的时候，中国农村的余粮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