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锻炼
学生连队的生活待遇和战士一样，每天的伙食费标准是0.45元，每月的粮食定量为45斤、食用油1.5斤。和战士不同的一是不发军装，二是不配备武器，三是每月发工资。我们留学生的工资是41.5元，当时按“国外大专”待遇[13]，当然伙食费要从工资里扣除。即使这样，我们也比战士富裕得多，当时刚入伍的战士每月津贴只有6块钱。
粮食基本够吃，不过油水太少。因为我们是新连队，没有家底，所以从9月初直到十一国庆节，在近一个月里每天都是早上馒头、粥、咸菜，中午和晚上吃米饭和黄豆炒咸菜，偶尔有个漂着几片菜叶的汤就不错了。吃饭时大多数是在场院里，只有天气不好才挤到食堂去。场院没有桌椅，每个班蹲成一圈，标准姿势是左手的大拇指、食指抠着碗，无名指和小指夹着盛菜的碟子。阵风扬起尘土，纷纷扬扬地洒落下来。解放军班长安慰我们说：“没事，这里的土不牙碜”。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
我们种的水稻品质很好，碾出的大米又圆又亮，蒸出饭来油汪汪的，呈半透明状，在当时就是没有菜也能白嘴吃一大碗。但除了农忙时节，平时多数要掺上一部分小米或高粱米。大米比例多时称“大小米饭”，反之就叫“小大米饭”。直到第二年夏季，我们连队自己经营的菜地有了收获，自己喂养的猪也开始宰杀了，伙食才逐渐好了起来。两年多后的1970年底，到我们分配工作、离开部队时，我们连早已饭菜无忧，种的蔬菜、养的十来头大肥猪都留给了兄弟连队。
我们一到部队，就投入了开荒的劳动。砍伐芦苇用的是一种柄长三米多的大镰刀，叫“扇刀”，刀口的长度有70厘米左右，贴着地皮一抡，芦苇就倒下一片。我们把砍倒的芦苇收拢起来，用背包带打成捆，背回一两公里外的驻地。每捆芦苇都在百斤以上，背起来时需要另一个人从后面用力推举一下，否则靠自己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的。一路汗水洒落如雨，到达目的地时，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这种高强度的开荒劳动持续了二十来天，国庆节后就开始秋收大忙了。
割稻、捆稻、脱粒是秋收的主要程序，每一项都不轻松。
先说割稻子。每人一把镰刀，用磨刀石磨得飞快。磨镰刀也是个技术活，磨得好的真能刮下胡须。可是发给我们的镰刀普遍质量不佳，无论开始时磨得多么锋利，用不了半天就钝了。全连站在一望无际的稻田的田头，一声令下便齐头并进地割将出去。每人五垅，割下的稻子还要摆成“剪子股，扇子面”，整齐地摊放在地上，以利晒干。我们当时的劳动定额也和战士连队一样——每人每天0.8亩，完不成定额绝不收兵。从第一天开始，每人的手上就打了血泡，到晚上睡觉时腰还疼得直不起来。
我在割稻中的成绩平平，属于玩了命才能勉强完成定额的那类，无论如何也比不过从小生长在南方的同学。像后来当了驻中非共和国大使的王四法，来自上海郊区，别看人长得瘦，却是农田里的一把好手。不过，第一年我们学生连的成绩还赶不上战士连队，但第二年就超过了他们。
两周以后，上千亩水稻已经统统被放倒，仅仅修整了一天之后，我们就马上投入了捆稻的战斗。
稻子割倒后，最先收割的稻子已基本晒干，这时就要用三四根稻草把摊在地上的稻子一把把地捆起来。捆稻子用的是前一年的干稻草，用水浸湿后的韧性就大大提高了。为了捆紧，两手要用力勒，还要用一个削好的木头橛子（不知为什么部队的人管这个工具叫“牛鼻子”）把稻草的尾巴塞进去。第一天收工后，全连百分之百都勒破了手，用“老妖”（陈正恭）在“斗私批修”会上的话说，就是“每捆稻子上都留下了我们的鲜血”。手勒破了以后也没什么辙，既不能带手套，也不能贴胶布，否则会影响速度。唯一的办法就是咬牙挺住。捆稻的定额与割稻一样，也是每人每天0.8亩。到了第二年，我们连的日平均捆稻成绩达到定额的两倍，远远超过战士连队。
10月下旬，天气渐凉，捆稻刚刚结束，打稻子的战斗又如期展开。一排二十多米长的打稻机（当地叫“稻骡子”）在电机的带动下飞转，全连分成几个班次，24小时轮流上阵。尽管戴着头套、口罩，但一个班下来仍然个个灰头土脸，分不清男女。稻子的毛刺飞进领口，扎得浑身火辣辣地痛。
晾晒扬场后的稻谷被装入麻袋，每袋标准重量是200斤。别看我平时能挑一百六七十斤的担子，但200斤的麻袋上肩后，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勉强走了五六十米就走不动了，而且像被“定身术”定住一样，寸步难移，只好将麻袋丢下。
秋收大忙一过，趁着土壤还没有上冻，整地劳动又开始了。所谓整地，就是把那些砍倒了芦苇的荒地整成几百平方米大小整齐划一的地块，打出田埂，挖出灌水和排水的毛渠。整地时先是用铁锹找平，把一块地高处的土一锹一锹扔到低处去，等到肉眼判断基本没有大的起伏后就放水，泡上几天，等土都变成了稀泥，再用一根六七米长平直的大木板，两端栓上绳子，靠人力把泥拖平。这时最危险的是隐藏在泥下的芦苇茬子，有个同学就不幸被芦苇扎了脚。此兄虽生得膀大腰圆，却是个一点儿也见不得血的家伙，当场就晕了过去。
部队锻炼
挖毛渠是在冬季，地表上冻不太深时。其实这不仅是个力气活，而且很讲究技巧。毛渠的规格是深1米，上口宽1米，底宽半米，两边的埂高40厘米，而且要求渠壁光滑平整，一眼望去要呈现一条直线。挖渠的工具是一种像瓦片形状的铁锹，事先在石头上把口磨得飞快。我们男生班的最好成绩是平均每天每人挖8米左右，女生就差多了，平均有三四米就算不错。手上的老茧被铁锹把磨得翻了起来，火辣辣地疼。据说当年在“大比武”时，这个团举行过挖毛渠的比赛，每个连选派一名选手，地头的大笸箩里堆满了炸好的油饼，选手饿了可以随时补充能量。而冠军的成绩是一个人一天挖了80米！好家伙，80米啊，比我们一个班的成绩还高。这哪是人，分明就是个挖土机啊！不知后来是否申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种水稻的苦活还有育秧和插秧。育秧要3月播种，清晨的秧田里还漂着一层薄冰，水下地表的冰层也没有解冻。我们站在田埂上，连长赤脚站在冰水里做战前动员。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口号声里，全连学生没有一个犹豫，挽起裤腿就都下了水。当时腿上的感觉不是冰冷，而是像刀割似的疼。但10分钟后就不疼了，其实是完全麻木了，什么也觉不出来了。
秧苗长到十几厘米就该插秧了。对插秧的要求是不仅要快，还要插得整齐，深浅合适。海边盐碱地唯一的好处就是没有蚂蟥，但残存的芦苇茬却非常锋利，很容易把手指戳得鲜血直流。如果运气再差些，插到指甲缝里就更疼了。
我在连队里算是身体比较壮的，两年春季都被挑选出来担任挑秧。另一个挑秧的男生叫刘家骧，后来当了中旅总社的董事长。我上身穿一件红背心，肩膀上垫一块毛巾，挑着一条扁担就雄纠纠、气昂昂地上阵了。
所谓挑秧，就是把拔起、捆好的秧苗从秧田运到大田里去。挑秧的扁担很粗，长3米左右，两头各有一个小木头橛子，挂一对竹片编的秧架子，一捆捆的秧苗整齐地码放在架子上。在秧田里拔秧的都是“半劳力”，多是赶上每月“不方便”那几天的女生，因为拔秧时可以穿雨鞋，可以搬个板凳坐在那里干活。她们不仅管拔秧，还要负责把秧在架子上码好，这样我们从大田回来可以挑起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