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糖人时手上要蘸一点白色的东西，大概是面粉或滑石粉，防止手粘到糖人上。除了老鼠之外，也可以吹其他造型，但基本上全是动物，而且一个个都是胖胖的，很卡通的样子。但卖糖人还是最擅长做老鼠。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吹出人物造型，不知为什么非叫糖“人”。
糖人（资料）
糖人也是可以吃的，但因为里面肯定有不少吹者的唾液，所以实在太不卫生。我只买过一种用麦芽糖做的小碗，粘在一根麦秸上，碗里有一些不凝固的糖液，吃到嘴里很甜。只是它的名字不太好听，叫“猴拉稀”。
青杏蘸蜜——每到春夏之交，青杏就上市了。青杏的颜色是绿绿的，很酸，里面的杏核还是软的。卖青杏的将一根铅笔头一样长的秫秸杆沾上一坨白白的麦芽糖，连四五个青杏一起卖。虽然是麦芽糖，但偏偏叫“蜜”。青杏上沾了“蜜”，又脆又酸又甜，特别受女生的欢迎。
酸枣面——就是把成熟了的酸枣晾干，连皮带核一起粉碎。酸枣本来就没有什么果肉，薄薄的枣皮里就是枣核，所以酸枣面的主要成分是枣核磨的粉。做成的酸枣面是棕红色的，味道酸甜，当时一两分钱就能买一大块，是最便宜的（当然也是很不卫生的）零食。但近年来有人说酸枣核有安神作用，是治疗失眠健忘的良药，于是酸枣面也变得金贵起来了，一般售卖干鲜果品的超市还真没见到有卖的。
车的故事
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就骑自行车上下班。我记忆中他的第一辆车是一辆26英寸日本产的，油漆斑驳不堪，大梁、斜梁等处都露出了棕红色的底漆。后来父亲把这辆车送给我舅舅了，自己又买了一辆车，还是旧车。但重量很轻，据父亲说很好骑。修车的说虽然车是攒的，但前、中、后三套轴却很地道，是英国“三枪”牌的真货。但这辆车有个毛病，就是爱掉链子，而且总也修不好，估计是车摔过，架子不正，中轴的轮盘和飞轮不在一个平面上。我上中学之前，父亲带我去捉蟋蟀、逮蜻蜓、放风筝，都是骑的这辆车。父亲骑着，我坐在大梁上。稍稍长大一些以后，我总磨着父亲教我学骑车，因为同龄的伙伴们大多会骑车了，但总得不到同意。
后来第二辆车实在太破了，父亲就在信托商行换了第三辆车。这辆车看起来不算太旧，但骑起来居然比原来那辆还沉。我就是初二时在这辆车上学的骑车。上中学时学校组织去颐和园春游，以及星期日我去宣武区少年之家参加活动，大多也是借父亲的这辆车骑。
父亲退休以后，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初吧，用单位分的自行车票买了一辆“飞鸽”牌20英寸的小车。这是他一生中骑过的唯一一辆新自行车。
我1970年底从部队农场回到北京，第一个工作单位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县崇各庄公社的豆各庄中学，离北京市区有四十多公里。我报到后的第一感觉就是需要一辆自行车，因为学校离最近的公共汽车站也差不多有8公里。当时听说东四的隆福寺人民市场每逢星期日都卖自行车，就和弟弟早早赶去排队。我们的运气不错，居然排了两个小时就买到了。“飞鸽”28英寸，大链套，双支架，令人爱不释手。
当时有了新自行车的感觉，比现在家里买辆汽车还美。邻居、同事都来看，评头品足，试骑试“驾”。每天骑完车都要仔细地把每一处尘土擦干净。用同事老朱（朱荫坡）的话说：自行车这玩意儿，头三年人是车的奴隶，三年以后才是车的主人。
每个星期日的下午，我骑着车返回工作单位（当时规定，教师要在星期日晚上返校做“晚汇报”），出广安门，奔丰台路口，过卢沟桥，穿长辛店，到良乡右转弯向西，经过3个村子，才到豆各庄中学。全程大约42公里。当时由于年轻，体力好，经常在100分钟之内到达，应该算相当快的。
当时家在市区的教师大多数有自行车，年轻的男老师都直接骑回城里，女老师和一部分年岁大的男老师则骑到良乡，把车存在一家农户的院子里，然后换乘从房山发车的长途汽车。有时也能搭上进城的载重汽车，但女教师，特别是年轻女教师搭车的成功率总比男老师要大得多。
由于长期在京周（周口店）公路上跑，因此我学会了不少骑车的“特技”。比如“跟拖拉机”就是克服逆风的重要手段。四轮拖拉机挂着拖车跑不快，如果重载就更开不快了，顶多每小时20公里左右。所以遇到大顶风，每辆拖拉机后面都会跟着两三辆甚至六七辆自行车，借助拖拉机兜起的风飞快地骑行。更危险也更刺激的是“扒拖拉机”，这样就根本不用自己骑了。但每辆拖拉机的拖斗后只有左右后角两个位置可以扒住，有时遇到不怀好意的司机，还故意往路边靠或急刹车，想把骑车人挤掉。这时就完全要看骑车人的技术和反应速度了。
自行车载物说起来不难，但如果驮上50公斤大米飞驰40公里，那就是一件很难的事了。装在麻袋里的大米是最难驮的，因为它在口袋里会动，无论你捆得怎样紧，过一段时间总会松动。另一项骑长途时很有用的技术就是“带车”，也就是骑一辆车，右手再拖带另一辆车。遇到有人的车轱辘扎了或出了别的什么毛病，只能靠别人把车带到修理部。此外还有一些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小“特技”，比如上车后把右腿从车把上迈过去，比如从右面上车等等。
这辆车有过两次辉煌的带人记录。
一次是语文老师朱荫坡病了。平时老朱自己骑车，生病后发高烧，要把他带到良乡汽车站可不容易。他本来又高又胖，冬天穿得又臃肿，估计“毛重”在80公斤以上。我自告奋勇带他，旁边几个男老师自告奋勇给我“护航”（其实也就是打气壮胆而已，一点儿也帮不上忙）。接近公路是一个上坡，高度差足有3米。我在大约百米之外就开始加速，一鼓作气冲了上去。等把他送到车站，我全身早已湿透。后来老朱一检查，原来是直肠癌，一周后在人民医院做了手术，后来又化疗，治的效果还不错。老朱是“文革”前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他夫人姓樊，也是教语文的，工作地点在崇各庄公社焦各庄中学。两口子都在崇各庄公社教书，但不在同一所学校，只有星期日我们都走了才能在宿舍里团聚。我离开房山以后不久，老朱调到首都经贸大学，我们还聚过两次。
车的故事
另一次是送同事周际平回家生小孩。当时她已近临产，走路都很笨重，我自恃骑车技术高超，主动提出送她到云岗汽车站。不走良乡的原因是那条路上会遇到太多的学生。可是到云岗的路不仅路面狭窄，而且坑洼不平，还不时有大载重汽车从身边擦过，整个路途大约在8公里左右。我小心翼翼地骑行，不敢出任何纰漏。最后总算安全到达。这件事后来什么时候想起来我都很后怕，万一把孕妇摔了，那简直不堪设想。不过说实话，周到这个时候了还敢坐我的“二等”（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叫“坐二等”），胆子也够大的。
1975年我调到东城区五十五中，第二年换了一辆车，还是“飞鸽”28英寸的。1980年我还自己动手给这辆车换了一个“岛野”牌的进口变速轴。
随着骑车经历的增加，我修车的技术也日渐成熟。其实当时修车铺的价格并不贵，补车胎、拿龙[7]不过一两毛钱。但他们修车大多不认真，有时修过以后甚至比原来还难骑。后来我便自力更生修自行车，甭管是清洗轴承、补车带、换车条、拿龙，还是更换车轴、矫正车架，统统自己动手。几年后可以说，自行车的毛病没有我不会修的，而且自己修的车骑着放心。